这五个因素相结合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并引起收入分配不公的突出表现就是,农地的廉价征收和城市的强制拆迁。遗憾的是,笔者没能通过大规模的数据分析来论证五个因素在增大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中各自的具体贡献。影响基尼系数大小的因素大体上可分三类:一是国民人力资本的差异,这种差异有的源于天生智商的差距,有的源于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这种差异的后果是引起个人收入和财富水平的差异。二是由于纯市场原因导致的不平等,包括不同人初始拥有的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和数量不同,市场不确定性引起的每个人机遇不同。三是权力不同。
对于天生智商引起的收入差距,人们一般是认可或容忍的。对于纯市场原因引起的收入差距,只要它不是每个人初始禀赋的巨大差距所造成的,人们一般也能接受。上述两种差距是维持经济效率所必须的。人们不能接受的是权力,尤其是合规的特权和滥用权力所引起的收入不平等。不管这个因素引起的不平等对于基尼系数的贡献有多小,它都将是引起公众不满与社会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
(三)今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四种趋势以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对策
未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变化将呈现出四种趋势:
其一,工业化、城市化是导致当前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但是单凭这个因素不会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可能已经接近枯竭,企业的招工难、用工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剩余劳动力枯竭的长期趋势。这是一个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征地拆迁补偿标准的逐步提高,城市化所引起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也将受到一定的遏制。
其二,公民身份的双轨制是引起当前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开始启动,农民与市民在社会福利和其他民生方面的差距将逐步缩小,但这个进程会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损害原有市民的利益,如农民工子弟的孩子将与原有市民的孩子争夺城市中有限的教育资源,更不用提农民、普通市民、公务员对于有限的医疗资源的争夺了。因此不能低估这个进程可能遇到的阻力。
其三,私人企业主的利润动机在没有被劳动市场上的有组织的抗衡力量所遏制时,将倾向于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以下,甚至可能在短期局部范围内压低到维持基本生计所需的水平以下。私人企业主的逐利冲动不可能改变。当前剩余劳动的减少将使得这种冲动转移方向,其有助于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然而,工资集体谈判依然不够普遍,劳动市场中资方的强势地位依然存在,这个因素则不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同时,由于部分私人企业主的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一些政府官员随时可能打起民粹主义大旗,以各种貌似合法的手段侵害私人企业主的权益。这将逼迫私人企业主向境外转移资产,结果使得资本边际生产力不能充分降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不能充分提高,也不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其四,政府的巨大控制权力和官员较大比例的贪腐(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可能是导致当下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最重要因素,而且是一个会进一步扩大分配不公的因素。当前,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要求削减政府过大的审批权,同时要求各级、各部门政府财政预算逐步透明化,对官员贪腐持零容忍态度。如果这些改革措施具有长期效果,那么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有可能趋于缩小。问题在于它们是否具有长期效果。长期看,政府总有一种扩张的冲动。对此,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瓦格纳提出了政府随经济发展不断扩张的“瓦格纳法则”。因为市场并不完美,存在各种失灵现象,就为政府扩张权力规制市场提供了理由。对于如何打击贪官清廉吏治,古今中外都是最高管理者头痛的一件事。而今日中国反腐尤其需要重视的问题在于,肃贪的手法与古代实质相差不大,主要都是依靠督察部门派员巡视,鼓励同级和下级官员以及普通平民揭发举报,从而发现问题严肃处理。但这种单纯依靠现有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清肃,往往是短期有效;因为打击贪官必须依靠另一批官员,可有什么办法保证大多数肃贪官员们在长期中自己最终不贪腐呢?
当下,我们亟待考虑如下几条减少收入分配不公的对策:第一,削减政府过大权力,阳光化政府收支,建立和完善人民代表监督政府开支的法律制度,最终建立一种政府官员尊重乃至恭敬私人企业家和普通劳动者的社会体制。第二,尽快建立和完善一定级别以上政府官员家庭财产与个人收入申报和公告的法律制度,严厉惩处腐败官员。同时,取消起码是减少官员的各种非市场化的特权,如各种专供特供制度。第三,大力推进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增强劳方在劳动市场上的力量,缩小劳资收入差距,实现劳资互利双赢。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个人累进所得税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第四,从教育、医疗保健、养老保险、工资待遇、失业救济等方面逐步地且坚定地缩小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身份差别,实现国民身份单一化,消除仅仅由于身份差别而引起的收入差距。第五,在国民普遍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技术大幅度缩小城乡及不同地区教育质量的差异,进一步落实机会平等,最大限度地减少教育不平等引起的国民人力资本差距,消除由此引起的收入差距。
注释:
①具体可参见龚刚、杨光: 《从功能性收入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2010;徐现祥、王海港: 《我国初次分配中的两极分化及成因》,2008;蔡昉: 《中国收入分配:完成与未完成的任务》,2013;李实、罗楚亮: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计》,2007;谷亚光: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状态、原因及治理对策》,2010;彭巧霞:《构建和谐社会与个人收入分配的调控》,2007;孙浩进:《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分析及制度思考》,2009;张原: 《行政垄断的收入分配效应:理论及中国的经验研究》,2011;王小鲁、樊纲: 《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2005;谭芝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问题研究进展》,2008;权衡: 《中国收入差距的政府因素分析》,2004, 《政府权力、收入流动性与收入分配》,2005;韦森:《社会贫富悬殊的真正原因》,2007;赵晓: 《分配公平的关键在于规范权力而不是诅咒市场》,2007;陈光金: 《市场抑或非市场:中国收入不平等成因实证分析》,2010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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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蒋满元.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理论解释与政府行为选择探讨.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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