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讨论的方法和风度

　　摘要：顾彬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翘楚，刘再复的名望也早已奠定。两位学者的争执可以给后来者提供方法上的借鉴。本文无意偏袒任何一方，只想重申学术讨论的常识。常识如果不践行，也就失去了其意义。

　　关键词：顾彬；刘再复；莫言

　　2013年8月11日，刘再复先生写成《驳顾彬》一文，此文发表在《华文文学》2013年第5期和《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后者略有删节，原因众所周知，兹不赘言。由于刘先生动笔前“十分愤怒”，所以读者读到这些字句时应该不会过于吃惊：顾彬在香港演讲时表现出“殖民者姿态与腔调”。他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则是为了“制造‘一论等于一万论’”的效果，从而在中国大陆扬名。为此他不惜“自吹自擂”、“膨胀事实，歪曲事实，捏造事实”。在一篇旨在讨论学术问题的文章里怀疑对方的人格和动机，只会将讨论引向歧途。

　　激怒刘再复的是顾彬的“垃圾论”（传言“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出自顾彬之口）；以及《明报月刊》上刊登的顾彬的发言稿《莫言、高行健与文学危机》（大陆发表时改为《在世界文学危机的背景下批评莫言》）。

　　为了继续讨论，我们权当顾彬的发言稿是如实发表在《明报月刊》的，未经编辑有意删改。即便如此，刘再复的驳斥也未必成立，他的文章有不少偏颇之处值得提出来分析。他似乎是太愤怒了，忘记了一个学者的修养：“因为这‘垃圾论’（指“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我才知道‘顾彬’。所以一见到‘顾彬’，就想到‘垃圾’。”我不知道语带轻佻地玩弄这样的文字游戏，究竟是澄清了事实维护了“中国当代文学最低限度的尊严”（刘先生语），还是暴露了自己的油滑？

　　刘再复不忌讳说自己和顾彬“交往”，两人曾共事却没交流。他推测：顾彬心理失衡乃是由于瑞典文学院选择了高行健而非北岛。证据他没拿出来。笔者倒是发现了例证，2009年在南京大学的一个讲座上，顾彬非常遗憾是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认为，北岛的作品文学价值高，而高行健的作品相对差一些。文学水平的高下之判当然见仁见智，学术问题贵在交流，顾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没有妨害谁，如果刘先生不同意他的观点，大可以撰文指正，而非写诸如《驳顾彬》之类斯文扫地的骂人文章。

　　刘再复的愤怒是合理的吗？顾彬的观点是否有偏向性？

　　其实顾彬的观点也略嫌空泛，但考虑到他已经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明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原谅他演讲时的“自由发挥”。他的主要观点是：“高行健是许多欧洲作家的继承者”。戏剧《车站》是塞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的“变体”，获诺奖作品《灵山》受卡尔维诺《寒冬夜行人》（又译作《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影响。

　　刘先生果然太生气了，所以行文颇多逻辑缺陷，“倘若我再沉默，不仅有负于高行健、莫言这两位天才作家的贡献，也有损中国当代文学最低限度的尊严。”顾彬演讲或接受采访时都没有“高度评价”过中国当代文学：莫言早期的小说太刻意模仿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余华、莫言、苏童他们能在美国及德国找到读者，是因为那些读者想得到消遣。《明报月刊》上他的观点也不会相差太远。刘先生写过许多论述高、莫的文章，莫言获奖后就出版了结集《莫言了不起》，有了《高行健莫言风格比较论》，还有续篇《故事的极致与故事的消解——<高行健莫言比较论>续篇（提纲）》。毫无疑问，两人的观点大相径庭。还是那句老话，学术之争、读者趣味见仁见智。我不是很理解刘先生为什么火冒三丈，甚至赐给顾彬一顶“殖民者”的帽子，难不成这样就可以说服对方？就算对方严重低估了高、莫二人的作品，那也丝毫无损高、莫作品的价值，更不需要牵扯上“中国当代文学最低限度的尊严”。须知中国不止高、莫两个作家，也许他们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但就是代表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

　　许子东先生为顾彬辩护，提及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刘先生回应：“此书我读过，惟一的‘特色’是对高行健信口雌黄了好几页，其余的全是重复他人的老生常谈。”证据一如既往缺席。所谓的“信口雌黄”指的大概就是“高行健是许多欧洲作家的继承者”一言吧。一本厚达四百多页的学术著作既然被“认定为”卑之无甚高论，稍加指出其缺陷也是合理的，但他没有作相关的分析例证。刘先生接着语带嘲讽言及写作文学史的学者：“写文学史是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流行的学术捷径”，“聪明的顾彬也拼凑个可在大陆通行的版本”。他把写文学史跟形容词“流行的”和名词“捷径”组合一起，抹杀了所有同行的努力。

　　刘先生继续“推理”：顾彬讲述翻译出版高行健作品的经历，“不过是一种自我吹嘘、自我叫卖的猎取功名的生存小技巧”。他在前文已经说了一大堆不负责任的推论：顾彬在德国汉学界籍籍无名、顾彬的文学史一无是处......（顾彬）“把‘垃圾’这一最脏最臭的东西倒在中国作家头上”。刘先生的文章让笔者重新思考“倒在中国作家头上最脏最臭的东西是什么”，他的《高行健论》至今无法出简体版也许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虽然刘先生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但他却有取之不尽的道德武器。他叙述了与争论无关的交游往事，自己与各位文坛前辈、海外同行的过从，接下来便坚持他“结论详于论证”的“推理”。顾彬“践踏了两种学术的基本品格”，分别是：“尊重事实，不妄言妄说”；“只进入问题，不作问题之外的人身攻击和琐事炒作”。可笑的是刘先生自己率先“践踏了这两种学术的基本品格”，在高是否流亡作家一事值得商榷之处甚多，并非如刘先生所言是“铁铸事实”。因为当下的政治因素，信息不够透明，年轻一辈不大可能获悉彼时的复杂情形。然而刘先生在这件事上无疑不值得信任，他巧妙的利用“流亡”一词的多义，提出高1983年的国内流亡为证，轻易躲开了顾彬的回答。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只能说明高离开中国之前是个流亡作家，而顾彬强调是高离开中国的原因，刘先生此处的语焉不详似乎有意隐瞒。维基百科词条是这样说的：1985年，高应邀赴欧洲五国访问八个月，在柏林文化之家举办个人画展，卖画得四万马克（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1987年，高应邀赴德国从事绘画创作。1988年开始，在巴黎定居。1989年，成为法国“具像批评派沙龙”成员。笔者倾向于认可顾彬，“高离开中国是‘基于对艺术事业与金钱收入的考量’”。关于第二点，如果连“殖民者姿态与腔调”和“洋教师爷架势”都不算“问题之外的人身攻击”，如果细数自己和海外学者的渊源、炫示自己和诺奖获得者的交情等都不算“琐事炒作”，那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找两个词来界定这些行为？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经典论文学术讨论的方法和风度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