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国工人阶级运动乃至巴黎公社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是比较关心的,同时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没有成熟之前,它不可能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因为它缺乏一定的利益汇集能力和号召力。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指出的那样:“当一个身为社会革命利益汇集中心的阶级起来斗争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在自己的地位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它消灭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而它自己行动的后果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务。而法国工人阶级不是处于这样的地位,它还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所以在革命发生时,法国无产阶级虽然在巴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于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有的手段范围继续前进,但是在法国其他各地,由于只是集聚在一个个零散的工业中心,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无怪乎当时巴黎无产阶级努力捍卫自己的利益时把这些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并列在一起,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来当做社会本身的革命利益;无怪乎它在三色旗面前降下了红旗。”[7]如上情况表明,对法国工人阶级的灌输也不可能拔苗助长或操之过急。
对德国工人运动,革命导师认为德国工人运动尽管产生较晚,但却有两大优势,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有理论感。恩格斯认为:“这两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被巴枯宁滑稽化了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8]第二,由于德国工人运动起步较晚,因此他们“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9]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10]只要想想在德国居然会出现像狄慈根这样的工人哲学家,他独立地研究出跟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几乎一样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可见当时德国工人阶级的理论素养之高。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德国工人阶级提出所谓的灌输任务。
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状况又怎样呢?我们不妨看看恩格斯在1887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中的一些分析。恩格斯认为,美国的工人阶级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政党,特别重要的是,这个政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但是在每一个时期都必须为全党所赞同。只要这种纲领还没有制定出来或者还处于萌芽状态,新的党也将处于萌芽状态;它可以作为地方性的党存在,但还不能作为全国性的党存在;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11]
恩格斯认为,当时在美国有三种工人运动的形式。第一种是由亨利·乔治领导的纽约的运动,它是地方性的运动。恩格斯认为这个地方性运动的纲领“太狭隘”,它“只能作为地方性运动的基础,至多也只能作为总运动中的一个短期阶段的基础”。[12]第二大派别是“劳动骑士”。“这个巨大的团体有无数的‘会’,已扩展到全国广大地区,代表着工人阶级内部个人的和地方的各种各样意见”。[13]而第三个派别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它的成员几乎全是德国移民,大多数人都不大懂当地通用的语言。恩格斯认为这个党“徒有虚名”,因为它“在美国的任何地方实际上都不能作为一个政党出现”。[14]他指出,如果说这个党是起源于外国,那么,它同时也就具备了欧洲多年来阶级斗争所取得的经验,并且具备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一般条件的理解,远远超过了美国工人迄今为止所达到的理解水平。就这一点来说,恩格斯认为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自外域,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学习英语”。[15]恩格斯反对硬灌输的思想主要是针对他们而言的。1886年12月28日,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维茨基夫人的信中谈到了他对在美国帮助美国工人搞运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些看法,认为:“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特别是对于像美国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最主要的是要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首先要让运动有巩固自己的时间,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会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因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现象变本加厉。”[16]
1887年1月27日,恩格斯再次致信说明:“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愈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愈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他们的心坎。”[17]由此可见,恩格斯不主张对美国工人阶级进行从外部而来的硬灌输。
2.对马克思主义自由理论的忽视
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是高度重视自由和解放的,如从早年提出“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18]的名言,后来提出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十分关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又在《资本论》中提出“自由时间”理论,最终专注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等等。因此,有关工人阶级的解放与推翻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自由理论的实践方式与必然路径,并且由此代言及表达出除了无产阶级,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任何革命阶级具有如下的广阔胸怀,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对于如此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解放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多年来确实关心不够,这方面的理论建设也徘徊不前,以致使人们误认为自由理论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专利”,忘记了马克思、恩格斯才是在实践价值上真正提倡与践行自由的伟大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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