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例证出现的时间持续36年,评价和引用的事实再明白不过地告诉世人,马克思发自内心地称赞《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承认青年恩格斯是自己经济哲学研究的启蒙者和领路人。称赞的事实是有力证据,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确实受到了青年恩格斯经济哲学思想的决定性影响。
四、中年及以后的恩格斯是马克思经济哲学体系的忽略者
1859年6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正式出版。同年7月19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请他写书评,要点是方法问题和内容上的新东西[注]。恩格斯7月25日致信马克思:“保证下星期内一定写好这篇文章。”[注]到8月初,恩格斯一口气写了三篇文章,谈论方法和哲学问题的前两篇发表出来,谈论政治经济学的第三篇没有发表,手稿也没有找到。
这两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确立马克思在德国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中的地位。在恩格斯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正式出版以前,德国没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原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伴随德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无产阶级政党,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出版的经济、社会和政党背景。该书一出版,“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注]
第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理论贡献之一是方法,最具原创性的是叙述方法。恩格斯对这一方法的概括是“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注]马克思称自己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注]虽然这一概括遭到西方学者的无端攻击[注],我们还是要赞佩恩格斯的天才感悟能力,因为他没读到马克思稍早具体谈论这一方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而是仅凭《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就能作出这样的概括。
第三,对黑格尔哲学作出基调性评价。谈论马克思方法必然会涉及黑格尔,在马克思方法论语境中,黑格尔是无法躲避的话题。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方法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直接的理论前提”,优点是“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缺点是“头脚倒置”,具有唯心主义性质。马克思改造黑格尔方法为我所用,把辩证法内核剥离出来,使其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基础[注]。恩格斯此处的看法后来系统化地出现于《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文献中,为后人对马克思主义中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关系的理解定下了基调。
第四,知识分类思想。这里的知识分类思想并不清晰明确,也没有展开论证,恩格斯只是后来才把自己的知识分类思想体系化。此处恩格斯的知识分类如下:其一是哲学,包括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就是方法论。其二是实证科学,这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注]。
第五,提出构建一般性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设想。恩格斯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经典表述命名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此时的恩格斯极为重视唯物主义世界观问题,在批判庸俗性质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和黑格尔方法的唯心主义性质之后说:“在这里必须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恩格斯对问题的回答是:“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注]恩格斯称这种唯物主义为“新的世界观”、“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注]。对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几个限定表明,在恩格斯的精神世界中,唯物主义世界观问题占有无法取代的重要地位,虽然他认为这样的问题“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
在理解和评估恩格斯两篇文章的如上内容时,我们应切记这是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写书评,谈论的对象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哲学性内容。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成体系的哲学性内容作为标准衡量,其中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恩格斯对哲学即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解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真实存在的哲学性内容之间是错位关系。
首先,在德国政治经济学史语境中评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显然是大大低估了这一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就人类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的意义来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独树一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理论贡献仅用德国政治经济学史为标准衡量不符合实际。当然,此时的恩格斯不应受到责备,原因是他仅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写于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没有读到,而《资本论》则是此时正准备写作。
其次,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的关系。恩格斯此处的观点是一种基调,后来的文献如《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把这一基调系统化,但并没有超越这一基调。问题在于,马克思在关注黑格尔方法并进行唯物主义改造的同时[注],更关注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在文献方面则不是《逻辑学》而是《精神现象学》,他称其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注]我们应该注意到,恩格斯的基调形成了传统,这种传统对黑格尔劳动辩证法及其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影响起到了掩蔽作用[注]。
再次,知识分类思想是构筑马克思经济哲学语境的前提,遗憾的是恩格斯的知识分类没有给经济哲学留出理论逻辑空间,堵塞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哲学性内容显现出来的逻辑进路,方法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一语就可证明这一点。按照恩格斯“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的说法,政治经济学属于历史科学,它与哲学分立而存在,是两类不同的知识,因此,作为哲学的方法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恩格斯知识分类思想出现问题的原因是,看到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忽略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联系。
最后,恩格斯让一般哲学意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高调出场,是青年时期写作的《十八世纪》一文中基于自然科学知识而来的唯物主义立场的延续,同时是借题发挥,因为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序言》中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到一般哲学意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之间,有巨大的逻辑空档要跨越。问题在于,限于篇幅和理论逻辑空间的约束,或许还有知识积累不够的约束,恩格斯既没有展开也没有系统论证自己提到的“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只是提出了得到这种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必须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注]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同样会产生疑问:这种一般性哲学唯物主义世界观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哲学性内容是什么关系?它是马克思哲学还是恩格斯自己的哲学?这样的问题客观地存在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之中,是进入20世纪后相关学术争论的理论源头,也是恩格斯后来继续阐释马克思哲学时无法躲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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