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2011全年半月谈评论(3)

民众的素养、性格，就是城市的文明、气质。上海，自信，包容，是中国最具国际化风格的都市。海派文化，就是东西方文明融合的结晶。在这里，处处能够感受到新与旧的混搭、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本土与外来的冲撞。但是，城市的进步永远是一个过程。前不久，一家报纸登载了一位日本女士在沪“咖啡好喝口难开”的经历。作者叙述了几家咖啡馆服务员区别对待“外国脸”和“中国脸”的做法，特提出“小小的请求”：希望向外国人展示可爱之处的同时，对自己人也要可爱点。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送走客人后大家还是要过回寻常日子。这是一个善意的提醒。让生活更美好，我们自己得先有容、更博大起来。

现代城市的文明进步，是一个注定要承受种种磨难和痛苦、要经历深刻变革和转型的艰难历程。上海，正是在这些艰难的承受和经历中，在从容和智慧的应变、学习和超越的求索中，涌流着城市旺盛的创造力、生命力，传递出城市崭新的发展现、价值观。

世博会的挑战是上海的，也是中国的。 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对外贸易世界第二，经济总量世界第三。但是，社会心态的涵养，公共道德的培育，核心价值的建设呢？一个精神失重、无所依傍的民族，绝难承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绝难赢取全球化的实力竞争。

我们把城市化当作转变发展方式的支点，当作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当作跨入全面现代化的台阶。可是，城市中的“人”，我们关注了多少？城市的主体，普通大众的幸福和尊严，需要更有力地去保障、去增进。

在世博会璀璨的梦想中，在展览馆缤纷的色彩中，在上海魅力的放射中，在世界文明的交融中，众多的中国城市，如何去为更“美好”的生活而奋起直追，而加快转型？

让城市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这就是上海的应答，也当是中国的应答。

编者按：水污染凶猛如虎！滚滚污水，不仅玷污了环境，更直接侵夺百姓的健康和生命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加大环保力度、百姓环境维权意识增强的背景下，一些排污企业不是洗心革面，加大投资处理产生的污染物．而是千方百计逃避监督检查。于是，我们看到了污染由城市向乡村转移的路线图，看到了用暗管、暗渠偷排的种种伎俩。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另一种新趋势——地下排污。

地下排污，即通过渗渠、渗井、渗透池以及岩溶通道等，向地下直接排放工业废水、污水。这种排污方式，用专家的话说，犹如向人体打毒针．将对地下水造成点对点的、直接的污染。而地下水污染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老百姓喝的井水成了毒水．意味着比地表污染多达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治理费用。甚至意味着污染的不可逆——即使投下巨资．也难以恢复地下水环境。由此，我们大声疾呼：行动起来，斩断污染向地下转移的魔爪！

第09期：重新认识劳动的价值

劳动是惟一的价值源泉

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价值创造的基础上，没有价值的创造就没有社会的发展，而劳动是惟一的价值源泉，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像土地、资本等都只是承担了价值转移的功能。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结论。

价值的创造与社会财富的创造不完全是一回事，社会财富依赖于价值又不完全等同于价值。价值的源泉只有一个就是劳动，财富的源泉却有很多，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等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缺一不可。

既然这些生产要素也参与了财富的创造，而这些生产要素又是稀缺的，是有归属权的，在财富的分配过程中，其所有者当然也可以为付出这些生产要素而获得一些收益。对于这一点，我们尊重经济运行的实际要求，我们并不绝对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收益分配。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此为借口否定了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基础性地位。因为离开价值的财富只能是财富的泡沫。

劳动对于民众生活具有基础性地位

有的同志会说，就算我们不否认劳动的根本性地位，在中国社会已经基本小康的今天，突出强调劳动价值还有现实意义吗？我们群众不是也可以去获得财产性收入吗？此论虽话出有因，却与我们的社会现实严重不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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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承认社会在发展，人民在富裕，但他们的富裕主要还是靠劳动致富。别看我们有少数群体可以炒房炒股，一夜暴富，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来说，他们在本质上还是劳动者，他们主要靠甚至也只能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得收入。据财政部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工薪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仍然到达66.2%，如果算上转移支付的收入（也相当于间接的劳动收入）甚至达到97.7%．财产性收入比重只有2.3%。

当然，对于普通群众来说，把财产性收入作为饭后甜点，有总比没有好，但必须明白饭后甜点是不能替代主食的，否则会饿肚子。因为对他们来说那点财产性收入是很不确定的，甚至对于很多群众来说，往往是赔得多赚得少。

当我们面对这一客观事实时，我们就只能有一个选择了，尊重劳动。因为一个社会必须对在该社会中占主体地位的生存形式给予充分的关注，如果说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群体获取收入的途径不能成为一个社会财富分配的主渠道，不能在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中占主体，它就背离了公平正义．更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宗旨。

尊重劳动要体现在社会财富分配中

从党的十七大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写入党代会报告以来，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要对这一问题给予强调，但现实情况并不容乐观。

由于特定时期内社会财富是既定的，其他要素索取多了，留给劳动的肯定就少了。要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句话落实到位，就要对其他要素不当得利或过当得利进行适度控制。

首先就是科学划定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重。前些年，由于资本的稀缺，我们对资本过分的要求相对纵容，反倒对劳动的要求抑制比较多，结果资本在财富分配中的比重越来越高，远离了起码的公平正义。彻底扭转劳动与资本分配比例格局是大势所趋、当务之急。

同时，还要限制垄断行业的畸高收入。众所周知，垄断行业的收入显然不全是靠劳动的付出，更多的是倚仗其对资源的控制，对其他行业劳动的侵蚀，当然不能放纵。

我们必须遏制过度的投机性收入。这些年来有很多的企业家发现与其辛辛苦苦在实体经济领域于一年，不如到资本市场赌一夜。结果越来越多的资金从实体经济进入资本市场，不仅损害了经济的健康运行，还严重制造了资产泡沫。

第10期：建好分好公租房考验政府执政能力

规划建设公租房，正在各地开展起来，这是政府对民生期待的回应。但是，地方政府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建好公租房，体现着政府的责任和良知；而分好公租房则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与普通商品房相比，公租房具有“二次分配的公共产品”特性，这一特性附加着政府责任。建立并完善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考问着政府智慧，关系到能否分好公租房这块“蛋糕”。

政府有责任为中低收入人群建设公租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已成为共识。然而，房地产市场仍有一些困扰着决策者的声音：政府应不应该免费或低价拿出寸土寸金的土地？政府应不应该为公租房提供完善的配套设施？甚至有极端者提出，公租房只能配套公共厕所。何去何从，体现着政府的责任。

从国外的成熟经验看，政府对公租房采取划拨土地的方式，选址往往避开市中心，定在郊区，同时政府拿钱辅以比较完善的各类配套，既满足了需求，也适当降低了成本，可是，让我国地方政府免费或低价拿出土地，难免会冲击已成为财政重要来源的土地出让金这一块收入，进而影响财政收入等政绩指标。而完善的教育、商业、交通等配套设施及小区环境，意味着财政要有更多的支出。此时，政府的选择就应是变“与民争利”为“让利于民”，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应尽之责，同时也是践行“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承诺。

对某些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在保障房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积极性让保障房建设回归民生属性，一些地方保障房建在远离城区、交通不便、生活设施配套差的地方，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出行成本和生活成本。对此，老百姓并不满意。有的地方保障房建设进度缓慢，去年第三季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发现，全国当年任务完成率仅为23.6%。

在高房价面前，每个大中城市都有30%～40%的农民工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等中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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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人群不能安居。建好公租房，为他们撑起一个家，是社会良性发育的需要，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远非土地出让金和财政收入减少等短期利益可比。怎么看待公租房带来的收益与付出，实际是政府思维方式的分水岭。

公租房是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产品，分配是否合理、公平，其意义不亚于安居本身，这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又一道考题、前几年，面对经济适用房这道考题，不少政府是“不及格”的．那种开着奔驰汽车申请经适房的怪事屡见不鲜，公共资源成了少数有权有势者“寻租”的商品。这个教训，当引以为戒。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以个人资产和收入限制为标准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将的确需要住房、又买不起房的中低收入人群纳入租住范围。特别是对于没有取得本地户口的外来农民工更需敞开胸怀接纳，对于收入水平已经提高、不再符合条件者，建立严格的退出机制。

建立准入和退出机制，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千头万绪。需要银行、企业、税务、劳动保障、公安等部门形成合力，建立完备的个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才能真正多渠道核实公租房申请者的收入和资产状况，对于隐瞒真实信息或拒不退出者，则需要通过立法等措施解决问题。为了严格审查，香港成立了“打击滥用公屋资源特遣队”，抽查公屋住户的户籍和居住情况，审查公屋住户、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申报，一旦发现有弄虚作假的，将依法刑事起诉。这些成熟的经验，我们应尽早结合本地情况加以借鉴，建立完备的机构，出台相关的法规．避免公租房成为有权有势者的“盘中餐”。相反，如果没有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被寻租的公租房将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公租房虽是政府“二次分配的公共产品”，但是同样有着房地产市场特有的商品性，要考虑供求平衡，建少了，“僧多粥少”，难以发挥社会保障的功能；建多了，造成公租房大量空置，也是对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一道“新考题”还没有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新加坡在为中低收入阶层建设组屋时，也曾一度出现过组屋供大于求、积压的问题，新加坡政府及时吸取教训，完善制度设计，比如设立预购制度，只有认购率达到70%以上，才开始兴建，有效解决了问题。

政府开建公租房以解决民生问题，值得肯定，但在市场规律面前，拍脑袋或拍胸脯式的决策方式却需要摒弃，地方政府需要广泛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要通过广泛吸纳民意来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只有这样，才能将好事办好，办扎实。

第11期：人才工作需要科学的人才理念

最近，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对人才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关键在人才。谁拥有了人才优势，谁就拥有了竞争优势。各级领导干部在重视人才工作的同时，也需要树立科学的人才理念。

人才工作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知人善任。知人善任是领导者政治智慧与领导才能的重要体现。人事工作，从本质上讲是用人治事，用合适的人，做正确的事。

我们常说，人才难得。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之所以难得，不是因为没有，而是因为凡眼不识、世俗不容。创造性人才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简单认同既成的事实，不拘泥于固定的想法，具有求异思维和批判精神。他们敢于打破常规，挑战权威，不按常理行事，不按规矩出牌，“扰乱”了现有的秩序，因而不易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常常被现有秩序的维护者认为是危险人物，加以攻击和扼杀。从古至今，那些改革创新人才常常遭受很多误解和冤屈，大多缘于此因。

古人讲：“有高山者必有深谷，有奇才者必有怪癖。”那些杰出人才常常特立独行，具有鲜明的个性、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某种反叛精神。他们自信、自尊、清高、固执，甚至有些古怪，我行我素而不在意别人说什么。一个人越是把聪明智慧集中在某一方面，其他方面就越是平常甚至笨拙。他们这种不合时宜的举动，常常遭到世俗力量的冷遇、白眼和孤立。

正因为杰出人才难得，因此作为一个高明的领导者，更应当细心地发掘，大胆地起用，加倍地呵护。识才需要智慧，用人需要胆略，护才需要勇气，有时需要付出代价。大规模选拔人才必须依照制度进行，但“制度选人”不能代替“伯乐相马”。现在通行的标准化的选人方法，只能选出一般性的优秀人才，而那些特殊性的杰出人才则很难被选拔出来，甚至会被当作“不合格产品”加以淘汰。只有领导者独具匠心和慧眼，才能将他们挑选出来。一个开明的社会，不但要为大批常规性优秀人才开辟宽阔的通道，而且要为少数与众不同的特殊人才，如天才、奇才、偏才、怪才留有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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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人不是神，任何人都是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的集合体，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往往在一条直线上，优点的延长线就是他的缺点。比如一个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有独立见解的人往往固执；一个处事果断、勇于负责、很有魄力的人有时失之鲁莽等等。人才的与众不同不在于他没有缺点，而在于他具有常人所没有的优点和特长。

对待人才，不仅要善于发现和发挥他们的长处，而且要正确对待他们的短处，在处理人才长处和短处的关系上，应当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就培养人才而言，应当扬长补短。既要发扬和发展他们的长处，又要弥补他们的缺失和不足。一个人才总是长处越多、短处越少、素质越全面越好。

第二，就使用人才而言，应当扬长避短。用人之道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每个人最大的成长空间在其最强的优势领域。一个人才的奇迹都是在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和最能发挥自己优势的领域中创造出来的。使用人才应当校短量长，唯器是适，用其所长，各得其宜。大才大用，中才中用，小才小用。

第三，就保护人才而言，应当扬长容短，必要时敢于护短。古人讲：“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特别是一些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才，他们有棱有角，敢想敢干，“初生牛犊不怕虎”，有时处事毛躁，难免“洒汤漏水”，说话也会得罪人。作为领导者，对成长中的年轻人才应当多一点偏爱，多一点袒护，多做一些补台的事情，使他们逐渐成熟起来、强壮起来

人才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领军人物，都能产生优秀人才。比如办好一所大学，需要从事教学、科研、后勤保障等各方面的人才，缺了哪一部分人都不行。毛泽东曾说过，学校的问题，主要是校长和教员问题。他又讲过，大师傅也不好惹。民以食为天，如果学校的食堂办不好，那会每天每刻影响着师生员工的情绪，学校就不得安宁。

人才还有着层次性的特点，层层递进，错落有致。每个层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每个层面的人才都有上下优劣之分，很难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比如优秀的博士生导师是人才，优秀的小学教师、幼儿教师同样是人才

鉴于人才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因此在选拔人才上必须尊重特点，承认差别，各取所长，各得其所，绝不能用一个模子去套所有的人。总之，对待人才我们应当有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网罗众家，博采众长，努力促成一种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生动局面。

第12期：路在基层

贫富分化，劳资冲突，腐败蔓延，权利侵蚀，生活重压……我们正进入一个矛盾凸显、问题丛生的风险社会。

难关在前，挑战在即。在新的执政理念的引领下，在新的政策精神的宣示中，一批批改革志士挺身而出，敢闯敢试，纷纷推出颇具地方特色的改革新政：神木县的全民免费医疗，石排镇的民生福利样本，温岭市的参与式预算试验，巴中市的阳光化政务公开……基层社会的自主创造，给焦虑、躁动中的人们带来了豁然的清新和久违的感奋。

回望30多年来中国改革的重大突破，几乎都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大胆前行的足迹，看到基层中坚一路闯关的身影。

第一波，是中国农民为主体，争取经济自由的创造。实行家庭承包，创办乡镇企业，进城务工经商，发展合作经济，中国农民以全新的姿态登上市场经济的广阔舞台。第二波，是地方精英为主导，推进基层政改的试验。“成安乡改”，“步云直选”，“长治现象”，“宿迁新政”，鲜明的英雄色彩，映照着基层政府的自我革命。

当下的改革第三波，是基层社会为平台，改善社会民生的新政。一些地方政府不等不靠，在社会学者的智力支持和基层民众的热烈响应中，各辟蹊径，风生水起——

从“府谷经验”看收入分配。政府积极引导鼓励，老板热情回馈家乡，通过对富的三次分配，投入了“百工矿企业带百村”工程，提升了全县教育、卫生等项公益事业。从“神木现象”看公共服务。12年免费教育，残疾人、孤寡老人免费供养，城乡统筹全民免费医疗，神木县朝着中国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第一县目标迈开了坚实步伐。从“温岭模式”看社会治理。对话型沟通具体问题，决策型协商公共事务，参与式财政预算监督，基层民众拥有了有序参与民主的绿色通道。从“白庙典型”看政务公开。大至公款招待，小至购买纸杯，历历在目，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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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遮掩，最大程度尊重了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基层创造，蕴涵着社会前进的标本意义，也见证其敢为人先的分外艰难。难在哪里？一是创新路径的求索，二是配套改革的跟进，三是干部制度的导向，四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五是官场文化的转换。单以看似简单的政府“财务公开”而论．“上面来人，你买包烟买瓶酒都写那么细，领导看到能高兴？”“一应开支全晒在网上．以后怎么向上面争取项目？”不少敢于“吃螃蟹”的地方都曾遭遇这样的改革困境。

基层改革者那种不怕丢“乌纱帽”的胆识智慧，抢抓机遇的风险意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百姓情怀，不甘平庸的事业追求，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敢于献身的政治品质，自是改革不可或缺的精神。立足于基层社会自主创造基础上的制度化、整体化、民主化推进，应是改革不可动摇的取向。

如何使基层改革葆有正确的方向和鲜活的价值？

首先．改革当贴近民众需求。要从百姓的情绪、意愿、需求中把握改革的重点，凝聚改革的共识，集聚改革的力量。

其次，改革当坚持民众参与。这些年来，政府和资本的创造不少，但是，更有生命力的还是百姓自主的创造和百姓参与的创造。

再次．改革当保障民众分享。改革不是形象工程，改革不能一厢情愿，改革不可寻租自肥。借机向社会“甩财政包袱”、推脱政府公共服务责任的改革，最终必然得不到群众拥护。神木改革，就是将不断增长的财政用来搬摔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三座大山，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让老百姓真正从经济快速发展中受益，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真正照耀城乡社会的每一片土地。

如何为基层改革创造更为适宜的气候和更为宽松的环境？

我们不能停步于理念的解放和政策的宣示，一味地等待观望，那是改革的不作为。经济发展的转型，利益关系的和谐，社会公正的建设，都容不得我们一再迟滞和拖延。

我们不应求全责备改革的缺陷和运作的疏漏，因为没有人是按照现成的图纸和成功的经验去探路的。基层工作错综复杂，基层干部劳累艰辛，“不是一种真诚情感所在，不是一种献身精神支撑，谁愿意去背负那份额外的沉重、去承受那些未知的风险呢？”

我们不必质疑普通百姓主体的素质和参与的能力。温岭当初推行参与式预算时，一些专家反对说老百姓看不懂，没兴趣，是白搞。实际上，主导改革者言：“这个预算开支清单比百姓家里开支列出的账目还要细”，代表和公众不经专门培训就能看懂。“老百姓很有兴趣，还能提出很好的意见。这最复杂的财政预算他们都能参与，其他的事情怎么不可以参与？”

改革，最可贵的是行动，是实践，是创造。

改革者，最需要的是鼓呼，是推动，是呵护，是与他们一道前行。

第13期：我们心中的天际线呢

低俗化的电视相亲节目风波在“宁愿坐在宝马车中哭泣”拜金话语的热议中刚刚过去，炫富式的“全球私人甄选佳丽”又在风水大师坐镇，数千名单身女竞相参加海选中拉开帷幕……这样的故事还会一再上演，我们只是在大众的道德叩问中撩开了又一层社会面纱而已。

记得哲学大师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人心灵充满日新月异、与日俱增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当我们仰望星空，令我们景仰和敬畏的那一道天际线在哪里呢？

什么时候，我们对金钱崇拜，对财富炫耀，从抑制、批判、抵抗，演变成麻木、默然、包容，进而转换为今天的附和、向往、张扬？什么时候，我们在多元化、世俗化、市场化的现代话语中，将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日常化、合理化、漂白化？诚然，“随着时代的变更，观念也在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应该是文明的进步，而非道德的蜕化。诚然，“勇敢地表达对金钱的宠爱，是一种进步”，但这是社会环境的宽容，而绝非意味生活品质的提升。诚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人类的本性”，但拜金从来就不等同于美好。诚然，“生活的选择是个体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掩盖不了群体的主体意识的失落。有学者坦言：“这是一种典型的感情、婚姻和良心的现金交易，家庭已不是温馨的港湾，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这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金钱崇拜和家庭婚姻关系的异化。”这种公然的拜金、分明的异化，正肆意侵蚀着社会良知，扭曲着主流价值，伤害着世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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