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社会还是市场性社会(7)

会的道德维度不复存在。没有社会保护的自由，其实质是在摧毁自由，法西斯主义就是因应经济自由主义的情势而产生的回应。自由的确保，需要对社会的顺从。不能抱怨。“顺从，一直都是人类的力量和新希望的源泉。人类接受了死亡的现实，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自己整个生命的意义。人类让自己顺应下面这个真理，即他有一个可能被丢失的灵魂，而丢失灵魂要比死亡更加可怕：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他的自由。在我们的时代，人类让自己顺应了社会的现实，这意味着以往那种自由的终结。但是，再一次地，生命从这种终结的顺应中生发出来”(波兰尼，2007：220)。

这一终极关怀，无疑也是诺斯所享有的。新制度经济学不再局限于虚构的市场构件，而是立基于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从而将视野转换到与人相关的制度因素。这种视野中的人的形象，既分享经济人的实用理性，亦分享道德人的实践理性。诺斯等人的意义在于：“试图改变从某一偶然的技术革新中去寻找发生产业革命的原因的偏见，而引导人们从现代所有权体系和社会制度漫长的孕育过程去寻找经济增长的原因。这样对经济增长的历史动因的解释便从生产技术上转移到了人上”(诺思、托马斯，1999：2)。因此可以说，新经济史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是在有关人的自由与德性的层面上确立的。

本文初稿曾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与文化论坛”组织的学术活动中做过交流，感谢参与研讨的诸位同仁的批评性意见。吕鹏的指正尤为重要。

【注释】

①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经济社会学家对诺斯提出的疑问的回答是，经济学家们本身并不认可?脱嵌?的概念和事实，他们反而较多地认定：较早社会的嵌入性在本质上并不比在现代市场中所发现的低水平嵌入更深。这一基本观点是由亚当〃斯密所开启和确立的，他认为，?人性中……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和互相交易的特定偏好?，在原始社会中，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所以商品必定是按劳动成本的比例而交换的。这就是所谓的?形式主义经济学?(Granovetter，1985)。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波兰尼对工业革命的论断。

②这种激励，在诺斯那里，是用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的关系来表示的。社会需要设计某种机制来使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接近，这才会使个人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私人和社会的收益或成本之间的不一致是指某个第三方不经他们同意会获得某些收益或付出某些成本。如果所有权未予确定限制或没有付诸实施时便会出现这种不一致。如果私人成本超过了私人受益，个人通常不会愿意去从事活动，虽然对社会来说可能有利?(诺思、托马斯，1999：7)。

③熊彼特则认为，斯密虽然在《国富论》的第四章讲述了他用劳动这种商品而不是白银或黄金等商品来充当价值标准，但其实在《国富论》的第六章他对第四章的分析有所改变，那就是他想用生产成本来解释商品价格。他把生产成本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认为这三者是?所有收入以及所有交换价值的原始来源?。这一转变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熊彼特，1996：294)。

④与波兰尼不同的是，诺斯比较重视阶级斗争与集团利益在经济史中的作

用，正是因为利益集团参与对国家的控制，以改变他们的交换条件，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由于地区、国家和国家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所导致的市场体制的不稳定性。就此而论，非人格化市场的风险，诺斯不是没有意识到，而是通过引入利益集团与阶级政治，深刻地看到了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均衡。

⑤赫希曼(2003)认为，经济欲望不断地被文明化，从而导致了一种基于经济秩序的政治和文化秩序得以产生。?理论史中的一个重要支脉就是由下列命题组成的：通过断言特定的人类动机使其他动机处于控制之下，特别是断言对经济私利的追求就其典型意义来说并非不可控制的‘情欲’，而是一种文明和开化的行动，来冲淡霍布斯的秩序问题?(Granovetter，1985)。赫希曼的思路十分重要，但却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嫌。就此而论，诺斯通过制度分析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则显得更加扎实。

⑥格兰诺维特实际上对新制度主义表达过强烈的不满。他主要认为，新制度主义所设想的制度对机会主义行为的制止是在?结构—功能主义?的思路上行进的，而并没有意识到在没有明确制度安排的情势下，机会主义也有可能会得以避免：?这些概念在下列方面是低度社会化的：它们没有考虑到有这样一个范围，其中具体的人际关系和此种关系所内在固有的义务阻碍了违法乱纪，而这与制度安排根本无关。用这些安排来替代信任实际上导致一种霍布斯情境，其中任何理性个体都将得到刺激，发展出规避制度的明智途径。因此很难设想日常经济生活不会被甚至更为精巧的欺诈尝试所毒化?(Granovetter，1985)。

⑦所以诺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对资源的市场配套提出了充分的说明，但存在的致命缺陷在于无法说明意识形态、产权以及相关的制度对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诺思，2008：68)。而新古典模型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下才能成立：国家不干预、交易费用为零和偏好持久稳定。

【参考文献】

[1]波兰尼，2007，《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博兰尼，2001，《经济：制度化的过程》，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3]布洛克，2001，《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矛盾》，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4]布罗代尔，1993，《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5]陈郁，1994，《译者的话》，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

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6]陈郁编，1996，《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7]福山，2007，《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高波、张志鹏，2008，《发展经济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9]格兰诺维特，2007，《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0]赫希曼，2003，《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李新华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1]科斯，1994，《社会成本问题》，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2]李建标、曹利群，2003，《?诺思第二悖论?及其破解：制度变迁中交易费用范式的反思》，《财经研究》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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