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社会还是市场性社会(2)

来对待，违背自然法就必然导致社会紊乱；而对社会紊乱的分析，也往往追溯到自然法则上去。在波兰尼看来，这种市场神圣性的观念是19世纪的产物，在这个世纪晚期，劳动力、土地和货币都成为市场要素，可以任意买卖；资本主义的胜利标志着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规律，属人的社会被非人的法则所控制。

因此，工业革命是神圣市场观念的伴生物。波兰尼认为，“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市场总是自我调节的，因为市场倾向于产生一个能够使市场出清的价格；不过这对于所有类型的市场来说都是正确的，无论它是不是自由市场”(波兰尼，2007：171)。工业革命是在人类的逐利动机以及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为这种唯物主义的逐利信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内在地要求自我调节，国家的作用需要被严格地限制，以免影响市场的自发运作。市场神圣的涵义在这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就是世俗社会的自然法则，自然法则是不能随意更改的。“‘市场体系’这个简单的术语所描述的意义，正是我们所描述的这种制度模式。这一体系的最惊人的特性在于：它一旦建立，就自发地产生作用而不容外界干涉。利润没有任何保证，但是商人必须通过市场获取利润。价格必须被允许自我调节。这样一种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就是我们所指的市场经济”(波兰尼，2007：36)。熊彼特认为，这是一种类似于“自动机制”的现象，“人们认为，如果让这一机制发生作用，如果各方面的情况不受到重大干扰，那么从长期看，该机制将使各个国家的货币存量、物价水平、收入和利率等等之间保持均衡关系”(熊彼特，1996：555)。

这样一种自然法观念，充分体现在19世纪政治科学与社会的发现当中。波兰尼甚至断言，工业的核心推动力量，并非技术等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的发现，类似于自然法则的经济原则的发现急速地推动了社会的转型和市场体系的建立。不属于19世纪的亚当·斯密依然认为经济领域还无法脱离国家等因素，并且，

这样一个领域自身也无法提供善恶的准则。但到了19世纪的李嘉图和黑格尔时代，他们“从相反的角度发现了一个社会的存在，这个社会不是受国家法律支配的，而是恰恰相反，社会使国家服从它的法律”(波兰尼，2007：96)。他们极力想在社会当中发现类似于支配自然界一样的规律，他们的出发点是人的动物性，“从动物性方面来探讨人类共同体，汤森绕开了本来被认为无法避开的、关于政府统治的基础的问题；并且由此将一个关于人类事务法则的全新概念引进来了，那就是自然法则”(波兰尼，2007：98)。自然法则，比如恐惧、饥饿、自利等支配着人类社会，正是在这些自然法则的指引下，一种基本的平衡达致了。在波兰尼的论述中，18世纪初步浮现的经济社会正好与上述自然法则支配的观点吻合，这种秩序必然是非政治性的，一个经济社会在政治国家之外独立地出现了。“由于这个正在浮现的社会其实就是市场体系，所以，人类社会现在就被置于一种危险之中，因为它的原有基础，即部分地由从前的政治机体所构造的道德世界，很可能被一种完全陌生的东西置换掉”(波兰尼，2007：100)。对社会的其他想象被这种市场组织原则或者自然法则所窒息，这种原则本质上是自然主义的。波兰尼认为，正是基于这种原则和设想，工业革命破坏着原有的传统、邻里关系和行会组织，将嵌入在社会当中的经济脱嵌，从而必将导致无比巨大的社会混乱。

在诺斯那里，对工业革命的市场理解，更多的是用“市场规模的扩大”这样比较中性的概念予以说明的。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意味着一个由诸多市场组成的自发调节的系统；用稍稍技术化一些的术语来说，它是一种由市场价格引导并且仅由市场价格引导的经济。这种能够在没有外界帮助或干预的情况下组织整个经济生活的系统当然值得被称作自发调节”(波兰尼，2007：37)。波兰尼对市场的理解无疑引发了诺斯的不满，在后者看来，市场是一种交易费用比较高昂的制度安排。“市场价格体制之所以代价高昂，是因为起初确定交易的货物或劳务规模和然后实施交换的条款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诺思，1994：36)。诺斯认为，

市场规模的扩大离不开制度创新，制度是“一系列用来确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与法律规则”，它们是应经济增长的需要而产生的。“市场的扩大迫使人们用较好地确定的习惯法来约束企业家以取代中世纪的城堡约束。市场规模的扩大也诱发了组织的变化，组织从诸如家庭和手工业生产的纵向一体化走向专业化”(诺思，1994：188)。换句话说，市场效率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如果仅仅依赖于市场的自发调节，依赖于完全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这种交易成本高昂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不可能取得经济效率的。而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在于激励人类行为的制度安排和组织安排。19世纪的事实，不是“自我调节市场”占据支配地位，市场的运作依然受制于诸多市场外因素的影响与限定。作为一种经济机制，市场的作用是与相关因素一起运作的，比如国家、组织、产权、意识形态等，离开对上述因素尤其是国家的考量，我们就无法理解市场运作的逻辑。诺斯试图通过对定价市场概念的分析来说明上述观点。这里的关键环节是对“市场”与“定价市场”的分析，以及基于这一分析而对市场的相关制度因素的分析。

诺斯认为，波兰尼的错误在于，“他把庞大的、多样的契约性安排看作是对市场精髓的概括性的刻画，而这里并不存在市场定价”(诺思，1994：44)。在波兰尼那里，自我调节市场的定义即是定价市场，通过市场对产品自动定价来实现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这一观点的致命性错误在于将市场与定价市场同义。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它的历史要早于市场定价体系的出现。而市场定价体系的存在，始终要受到产权清晰界定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换言之，市场定价并不能够支配整个经济体系(North，1977)。19世纪之前是如此，19世纪也是如此。一旦市场与定价市场不相一致，波兰尼从定价市场出发所导出的有关“自我调节”的观点，显然也就无法成立。

波兰尼的市场与定价市场同义，我们来看看波兰尼的定价市场概念：“值得

注意的是，以商定价格进行的交换(bargained rates)，与市场交换或‘作为整合形式的交换’是一致的。这种交换本身被限定为一种特定类型的市场制度，即定价(price-making)市场”(博兰尼，2001：59)。诺斯亦认为，波兰尼本人对定价市场有一个特定而严格的定义，这些定价市场存在着大量的买卖人，充足的物品，共同认可的交换媒介，一系列确定的财产所有权。一切商品都在市场上买卖，一切收入形式都源于销售产品和服务。市场以商定的交换率进行交换，经由定价市场，个人交换行为最终会影响价格波动，交易双方具有获利的空间。然而，如果市场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交换则很难发生。市场存在的条件没有这么苛刻，这是市场与定价市场相区别的地方。

诺斯随即指出，“市场定价需要明确界定产权和行使产权，这就必须使对物品和劳务数量的度量成为可能，而且随之产生的权利必须是排他性的，以及必须存在一种实施机制去维持物品的交换。参加交换的人数不多，机会主义的可能性，以及由于缺乏明确的产权或不能预测交换契约在有效期内的情况变更而出现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都会导致产生旨在减少相应的交易或降低生产成本的替代性契约安排”(诺思，1994：44-45)。这样的契约安排，主要就是指人格化的互惠和再分配体系。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由于缺乏定价市场，因此交换和商业都是免于价格风险的。在“库拉圈”交易中，参与交换的人并不在乎利润或损失，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参与，参与(participation)本身就是目的。与19世纪的历史相区别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以往的社会很难存在定价市场体系(Dalton，1971：119)。虽然诺斯认为定价市场体系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存在过，但诺斯并不认为它是占支配地位的资源配置方式。波兰尼所分析的互惠等传统交易模式当中的“价格”采取的是等价形式，并且相当固定，这种价格建立在传统习俗、法规和声明的权威之上。但这并不影响交易，因为交易并不依赖于价格差(Polanyi，1957)。在这里，长期一致性的同意(long-term agreements)被设定，以便降低

风险，同时也意味着某些垄断性的产品不能形成价格优势和市场垄断。

正如诺斯所言，定价市场的存在，需要相关的制度性安排。最基本的是需要对交换的物品或者服务，存在着界定清晰的财产所有权。而在今天，也包括在19世纪，对诸多物品和服务而言，并不存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条件，在有记载的历史当中亦十分缺少。“这种所有权的创立、规定和实施是有代价的，在一定程度上受技术和组织状况的影响。当私人收益的潜在增长超过交易费用时，便会为建立这种所有权进行种种尝试”(诺思、托马斯，1999：13)。而国家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在确定和实施所有权方面，国家具有规模效应。界定和强化财产所有权所需的交易成本一旦超出利润，就像在波兰尼所分析的社会所出现的那样，则基于定价市场的资源配置就不会存在，非价格定向的配置形式就会流行。在这其中，虽然技术水平会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但在古式社会中，确定和强化财产权力的归属依然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因此，直到公元前6世纪，定价市场才开始出现。

进而言之，有效率的市场并不是基于竞争，而是基于稳妥的制度安排。波兰尼与汤因比对市场与工业革命的理解相一致，都认为产业革命的实质是用竞争取代中世纪财富分配的法则。而诺斯则指出，“自由放任”是有局限的，有效率的市场并不能仅仅基于“自由放任”，特别重要的是对产品和劳务较好地界定和行使产权。“自由放任意味着没有限制，有效率的市场意味着充分界定和行使产权，它意味着创造一套促进生产率提高的约束变量。约束的变化扩大了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差距，因而常常需要政府积极的行动。我们所看到的政府是导向于这样的发展的英国革命的产物”(诺思，1994：188)。这是诺斯对产业革命的全新理解，亦是他对市场的重新阐释。这使我们充分意识到，市场的效率离不开产权界定与政府作为。波兰尼对制度安排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诺斯就认为，波兰尼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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