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社会还是市场性社会

市场社会还是市场性社会？

——基于对波兰尼与诺斯争辩的分析

刘拥华

? 2012-07-12 10:42:01 来源：《社会学研究》2011年4期

【内容提要】 就对工业革命的理解而言，卡尔〃波兰尼和道格拉斯〃诺斯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前者从互惠、再分配和市场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市场社会的形成，而后者则关注交易成本与制度变迁之于工业革命的核心价值。本研究试图通过阐释两人的理解来重新发现现代社会的蕴涵，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现代自由意识。

【关 键 词】市场社会 市场性社会 国家 意识形态 自由

一、经济史中的工业革命：波兰尼与诺斯

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正如布洛克所言，属于“有些书是挥之不去”的范畴。在此书中，波兰尼承接了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代表的经典社会理论对社会的关注，但更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波兰尼基于人类学与经济史的视角对重商主义以来的市场社会的精当分析。这构成了经济史分析的典范，亦可称为经济人类学。波兰尼的核心观点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行为的获利动机并不常见，交换和贸易也都是零星的，且都无法独自获得道德的正当性。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占支配地位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互惠和再分配，它们都嵌入(embedded)在社会当中。而肇始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自我调节市场得以形成，市场从人类社会关系中脱嵌出来，成为支配

性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直接导致了其后社会世界的巨大悲剧。波兰尼将此种市场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态称为市场社会，它是一种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逐利动机排除了生存动机而成为支配性的动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破坏了社会的实质，社会被边缘化。这一类型社会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大转型或者说巨变。

近30年后，新经济史学家诺斯对波兰尼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质疑。针对波兰尼的论断，诺斯的疑惑本身就很有意思，他问道：被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所忽视的波兰尼，却在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中备受推崇，这是为什么呢？①1977年，诺斯针对波兰尼的《大转型》写了一篇文章，正面回应波兰尼对古典经济学的挑战，而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和1981年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都以更为系统的方式进一步深化了他对波兰尼观点的分析。在诺斯看来，就如何理解发生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他和波兰尼之间存在根本的分歧。诺斯对工业革命的理解是基于交易成本与组织制度的概念。“大多数有关产业革命的文献则误入歧途，即其侧重点是从技术变化到工厂体制，而不是从中心车间到管理，到更大程度的专业化，到更好的对投入贡献的考核和到技术变化。交易费用与技术当然是密不可分的，它增加了专业化从而导致组织创新，组织创新又导致了技术变化，技术变化进而需要组织创新去实现新技术的潜力”(诺思，1994：190)。因此，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种“有效率”是指它们对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以及它们对个人行为的激励②，因此，组织和制度是新经济史研究的核心，“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绩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速率。人类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形式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的执行体制是经济史的核心”(诺思，1994：17)。

就对工业革命的理解而言，强调制度因素的诺斯与强调市场自我调节的波兰尼之间的区别到底应如何理解呢？在诺斯看来，市场效率和市场规模的扩大是基

于明晰的产权制度和组织变迁所导致的交易成本降低；工业革命不但不是技术原因造成的，相反，技术变革本身就是合适的组织制度安排的结果。“正是较充分界定的产权(与自由放任不同)改善了我们在前章所述的要素和产品市场。其结果，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与劳动分工，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组织的变迁旨在降低这些交易费用。”(诺思，1994：180)波兰尼则认为，工业革命的实质在于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他认为，一旦商品社会运用精致的机器和工厂来生产，有关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观点就必然会形成(波兰尼，2007：35)。这样一来，实际上波兰尼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建立在逐利动机和技术因素以及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上。而诺斯认为，交易费用与组织变迁是理解工业革命的核心观念，这与从自我调节市场来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强调制度因素的诺斯是试图将经济纳入到规范制度框架中去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这实际上意味着经济是嵌入在社会中的。诺斯并不认为工业革命造成了市场社会，或者说形式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实现，相反，他认为工业革命如果没有市场外的因素的支撑，就无法得到扩展。

进而言之，波兰尼和诺斯都承认，一种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乌托邦，是不可能存在的虚构。但正是在这里，两人存在着核心区别。波兰尼始终认为市场体系自发地要求自我调节，而诺斯则认为，市场的不完善需要制度安排来予以逐渐弥补，市场的效率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国家对产权的界定和有效保护。在波兰尼那里，19世纪后半期对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反抗，或者说社会的反向保护运动，本身是与市场体系不相容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原则，双向运动最终的结局是社会的崩溃。而诺斯意识到，社会的反向保护运动是与市场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在于，通过这种双向运动，经由正当性的政治程序，实现缓慢的制度变迁和结构转换，从而可以规避市场给社会带来的风险。换句话说，市场体系的运作内在性地要求国家和社会适度参与。这

种参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市场经济当中的竞争和价格机制予以限制，以避免社会在完全竞争中自行走向毁灭。因此，它并不外在于市场，更不会导致对市场对社会的威胁。这也导致了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博弈与调适，市场、政治国家和社会三方的良好关系是社会整体良性运作的深层基础。进而言之，这一方面表现为市场体系本身并不存在完全的自我调节行为，有效率的市场需要国家的参与，市场是一个比自由放任更为复杂的事实；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实际上存在着诸多对市场体系的替代性方案。诺斯认为，如何确切地理解与市场体系相对的社会保护或者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是问题的关键，在这里，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的出场就是必要的。在波兰尼那里的互惠/再分配/市场的分析框架并不能很好地理解工业革命，而交易费用作为新的分析框架则能够比较恰适地阐释工业革命。在阐述这一分析框架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什么是市场。

二、神圣性与社会性：如何重新理解市场？

一直以来，市场是作为交换发生场所而存在的，它的历史非常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存在初期的历史。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市场是具体的空间和场域，并不是抽象和空洞的存在。这样的市场往往就是一个集市，具有明确的地理区域；重点不在于市场交换和价格，而在于生产；市场是一个利益相遇且能达或共识的所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大多认为，是生产而不是其他因素决定着价格，与生产相比，市场的重要性是有限的。亚当·斯密认为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价格，分别是“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自然价格基于劳动量而形成，而市场价格则受偶然因素的影响，但市场价格始终围绕自然价格上下波动。这实际上意味着，价格的形成并不完全基于劳动量，但价格则始终围绕着自然价格而波动，各种偶然因素并不起决定性作用。③“这种均衡价格就是这样一种价格，在该价格下，有可能在长期内使每种商品的供给量等于该价格下的‘有效需求’量。同时这种

均衡价格也是在长期内刚好能补偿生产费用的价格”(熊彼特，1996：474)。这说明，即使在亚当·斯密那里，市场和竞争机制的作用依然是有限的。

转变发生在19世纪，这个世纪的市场变成了抽象的并且作为价格决定和资源配置机制而存在。古诺提出：“按照市场经济学家的方法它可以很容易地被理解，市场并不是一个单纯进行买和卖的某个场所，而是一个完整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人们通过各种自由的商业关系联合起来，价格能够自由而迅速地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同的水平上。”(转引自斯威德伯格，2005：81)这样的市场，是一个存在广泛商品交易的任何场所，也即是“完全市场”所涵括的意义。“市场变成了经验的空洞的概念，在那里，交换可以无须代价地发生。法律体系和政府被降级为较远的背景”(Demsetz，1982：6)。经济越来越以市场为中心，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支配性机制，各种市场之间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19世纪的市场是一种神圣市场的观念。布洛克认为，市场神圣这一观念自亚当·斯密以来就开始确立，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在李嘉图的体系中才真正得到确认。神圣市场的确切涵义，就是指其自我调节的运作方式，其中关键的是价格形成和竞争机制。这种传统认为，经济是一个由相互联锁的市场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供给与需求，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自我调节市场是指：“在这一模式中，所有商品——包括劳动力和资本——都是在竞争性市场上进行买卖，因此价格变化将使供求达到平衡。许许多多交易通过价格机制媒介，达致一般经济均衡，其中所有资源都会按照可能采取的最有效率的方式得到利用。”众所周知，这种模式的吸引力在于经由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做出的及时反应能力，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利用。“自我调节使经济成为一种天衣无缝的网络；在经济体系的一个部分对市场原则的任何偏离，都将对别的部分造成影响”(布洛克，2001：152)。在经济学家那里，这种规律性被当作自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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