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期对于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和解的具体形式并没有进行很明确的说明,大体上还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国家。但是,他并不赞同黑格尔的立宪君主制[11]23,而主张共和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这一思想明确为“真正的民主制”。“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主体化的国家。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12]40真正的民主制消除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裂,“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真正统一”[12]41,因此,在真正的民主制的情况下,独立的、与市民社会分离的政治国家将会消失;当然,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市民社会同样也会消失。如果说真正的民主制的对象还是以自由意志为主体的法哲学的问题、其目的在于实现个体的自由意志与客观化的类的自由意志相和谐的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则讨论的是感性的个体与类生活的和解,实现的目标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社会主义。这里面就不仅仅是自由意志相关的权利问题,而且包含着消除异化的、现实的自由的个体的需要的满足,包含着精神与肉体的全面发展。因此,主观自由就不仅仅是意志自由而是个体的全面发展的自由,客观自由则是类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对于未来的社会讨论得并不多。但是,他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明确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的对于人类、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阻碍,消灭阶级、消灭国家,从而建立一个以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式控制和调节社会生产,进而全人类都能得到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23这即是说:个体的自由发展与人类的自由发展实现了和谐统一,再不会以牺牲一部分人的自由发展换来另一部分的自由发展。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实现了完全的和解。而唯物史观正是要说明这种和解的经验基础,说明其实现的方式、手段和可能性。即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以无产阶级为主体,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170-171从事直接物质生活生产的现实的人即是社会的人类,而实现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即是人类社会。唯物史观从社会的人类开始考察,这样的人类在长期的人类社会历史中只是人类的一部分、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自觉的;以人类社会为终点,这即是说所有人都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觉的社会的人类。到此为止,我们也可以说,从社会的人到人类社会,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实现了螺旋形的闭合,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完整概念得以形成。这一概念也为唯物史观具体观点的批判性,比如消灭国家、意识形态批判等提供了背景支撑。
四、简短的结论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1]171,唯物史观指的就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阐明现实生产的过程,将市民社会或生产关系理解为历史的基础,将政治国家理解为市民社会的实践的观念表现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宗教、道德、哲学等各种不同的意识的理论形式和产物,并追溯其产生过程。这个意义上的历史观或唯物史观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大的背景之下提出的,其根本目的在于解决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的和解的问题。就上述的具体内容来说,是经验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但是,哲学理念为唯物史观提供了终极目标,为其提供了整理资料的方法,也为其分析问题确定了切入点。因此,不能仅仅以经验的眼光看待唯物史观,它并不是对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单纯经验总结、描述和抽象,而是基于哲学所实现的对于经验的人类社会历史及其产生过程的概念式掌握。
第2篇:哲学社会科学怎样引领思想再解放
王文章
【摘要】新时代深化改革需要思想再解放,而哲学社会科学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通过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质量,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推进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发挥其引领新时代思想再解放的作用,推动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再解放思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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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全面深化改革正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历史时期,亟需在关键领域取得改革突破。但是,改革的实际进展并不理想,原因除了表层的体制机制弊端和深层次的利益格局限制外,思想不够解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推动改革再深入和工作再抓实,首先需要开启思想再解放这个“总开关”,而哲学社会科学在此过程中不仅不能缺席,而且应当发挥引领作用,以推动新一轮思想大解放。
中国正处于一个需要思想理论也应该产生思想理论的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界应当提高自身的学术研究质量
打铁还需自身硬。哲学社会科学要引领新时代的思想再解放,前提是自身必须强大,方可令人信服。众所周知,思想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有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就此指出,“从长远来看影响人类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同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哈耶克也认为是观念和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或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发展之前,都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思想和知识为之做准备。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一样,每一次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都源于思想上的大解放,所以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指出:“解放思想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我国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此过程中,深入研究和回答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厉以宁的学术研究成果,就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股份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仍需通过理论创新,为解决我国现代化发展中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提供智力支持,进而实现改革的突破和发展的跨越。不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现状,还难以完全胜任引领思想再解放的艰巨任务,因为虽然从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指标来看,我国或许已是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大国,但是从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等的能力和水平来看,却又并非哲学社会科学强国,学术质量还不高,学术大师还稀少。可以说,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与自身的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极不相称,也辜负了新时代的希望,毕竟我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难得的黄金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理论也应该产生思想理论的时代。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怀有历史使命感和危机感,做站立在新时代潮头的弄潮儿,致力于理论创新并引领思想再解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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