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及其“形态学”视角(6)

　　如果此论不谬，那么当务之急应是认真检讨当前中国生命伦理学所遭遇到的“话语断裂”。在前面勾勒的两条探索道路中无一例外地隐蔽着一种“压迫性”话语之强求，存在着将思想引入迷途之可能。一方面，普遍主义理解范式作为探索的“第一条道路”，在西方普遍主义“压迫性”的学术话语的理论框架或知识脉络中呈现，它在道德哲学层面预设了其理论原则和方法的一般性(generality)和普遍性(universality)。然而，它本质上仍然属于(或尚未摆脱)“借用”或“拿来”的普遍主义。这种“压迫性叙事”造成了在当代中国语境下需要按自身条件对西方思想(或西方话语体系)进行“形态学”转化的问题症候，即前面提到的两大困扰：“中国话语”的缺席和“应用难题”的凸显。另一方面，建构论作为探索的“第二条道路”，与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体系构成了一种针锋相对的道德建构主义策略。它通过回归中国文化传统寻求语境、理念上的文化特殊主义的资源性支持，以建构或重构体现中华文化精神或文化理念的本土生命伦理学。由于偏向于从传统或本土的文化视角上理解生命伦理学，建构论者必然受制于与“语境选择”相伴生的“文化特殊主义的话语压迫”，从而在实践旨趣和理论目标两个方面遭遇“建构难题”。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代中国大规模结构转型背景下的道德多样性，不难看到，一种全方位总体性的形态转型不断地界划着“民族性—世界性”、“传统—现代性”、“地方性—全球化”之间的“地理学”边界。各种不同的道德理论和方法(中国传统—西方古典，宗教神圣—俗世化，现代性—后现代性，等等)之间的竞争，使得任何一种文化进路上的建构论都可能存在着一种“见树不见林”的遮蔽，并因此忽略了变化世界中广大而多元的道德复杂性景观。因此，建构论相对单一的文化视角必须能够且一定允许被结合到或转化为一种真实地“面对道德多样性”的“形态学”视角，才不致退回到那种令人厌弃的原教旨主义立场。

　　由此考察中国生命伦理学遭遇到的传统与现代性、本土与全球化的深度纠葛，以及在话语层面遭遇到的西方普遍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双重挤压，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一条可能的探索道路：通过创造性地融入形态学视角，特别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视角，以开出“第三条道路”。对此，我们将这一研究进路概括为如下几点展望。

　　其一，由“形态学”视角切入，中国生命伦理学存在着一条与“普遍主义理解范式”、“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并行不悖的“第三条道路”。它提供了对前两者进行“形态学”视角上转化和修正的可能，但既不是独断地宣布除它而外的其他进路为无效，也不是试图取代这些探索进路的功能。

　　其二，“形态学”视角通过跨学科条件下的“分类方法”进行“问题域还原”，通过跨文化条件下的“比较方法”进行“认知旨趣的拓展”，通过跨时代条件下“物质形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它敞开了“政治经济形态”的研究视角)进行道德形态过程的探究。这“三重跨越”的形态学视界及其方法构成了一个初步研究纲领。我们可以据此进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形态”的研究视角，以回应与“中国话语”紧密相关的三大问题：我们如何面对道德分歧？我们如何重新发现传统？我们如何通过“道德形态过程”澄清概念？

　　其三，“社会经济形态”视角是“中国话语”中最为关键的形态学视角。当代中国思想领域中“中—西—马”三套话语实际上是缺一不可的关系。这一点对于中国生命伦理学而言同样适用。因此，我们需要创造性地融入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视角，以超越简单化或标签化了的“古—今”之别、“中—西”之争、“传统—现代性”之分殊、“理论—实践”之两歧以及“普遍性话语—具体项目”之断裂的无结果的纷争，整体把握中国现代性视阈中生命伦理学的道德形态过程。

　　其四，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视角，重点是通过对物质生活形式及其形态学差异(包括物体系、技术系统、人口现象、话语结构、权力谱系、符号象征、精神物态等)的时间性表出与空间性之关联，从生活世界本身出发揭示生命伦理学视阈中那些引发跨时代道德进步和文明传承的生命质素的改变。一方面，我们要站在这个制高点上，观察具体道德语境发生和演变的形态学细节。这可以提供一幅重述传统与现代性之关系、描绘本土与全球化之多样性构形的生命伦理学的现代性“地形图”。另一方面，我们要致力于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特别是让生命伦理学回归医疗生活史，在唯物主义生命史观的意义上将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把医疗生活史重构于道德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关系的历史平台上，以描述特定传统文化信仰和文明体系中的生命伦理形态的构成和演进。

　　总之，“第三条道路”是否可能，关键在于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引入“形态学”视角，特别是将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视角融入中国生命伦理学的探索。这既是对一种可能性的探索，更是对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本身的观照。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及现实使我们已然置身于这一问题域。它最终指向中国生命伦理学可能开显的一种适切于人类思想和人类文明之大道的方向。于此，本文得出的结论只具有预备性、开放性的指引功能。它只是一个预备性研究之指引，充其量可算作是一个开放性研究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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