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及其“形态学”视角(4)

　　四、第三条道路的图景描画：从“形态学”视角看

　　以上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两条道路(不关涉传统文化信念的“普遍主义理解范式”与关涉传统文化信念的“建构论”)进行的分析，论及了两种探索进路，即“普遍理论→中国应用”之进路和“中国传统→当代建构”之进路，以及深陷其中的两个困境———普遍主义的“应用难题”和文化特殊主义的“建构难题”。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这两种显然脱离了具体生命道德实践、医疗生活史及道德多样性的相互对峙(普遍主义→←文化特殊主义)的道德主张之间的断裂和冲突。它是道德领域充满分歧和争论的典型表征。人们借助各种形式的“道德碎片”进入或是“应用”或是“建构”的两歧进路，从而使得中国生命伦理学遭遇斑驳陆离的“后现代”。“众声喧哗”、“莫衷一是”成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常态。麦金太尔关于启蒙运动论证道德之失败的论断同样适用于当今中国生命伦理学：“当代道德话语最明显的特征是有非常多的内容被用来表达分歧，而表达分歧的各种论争的最突出特征，则是它们的无休止性。”[６]当代中国医疗体制和卫生保健政策也隐含着一种引发歧见的两歧性预设：似乎总是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在“中国特色”与“国际准则”之间，在“中国视野”与“西方话语”之间，在“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之间，在“原则主义”与“实践智慧”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性的(或中介化的)合理化的道德和生命伦理学。其中遭遇到的困难和危机是显而易见的。而生活或者实践层面的两歧性，反应在理论层面，代表性的论争就是“普遍主义—特殊主义”之争。然而，换一个角度(或就其深层关切而言)，就会看到，无论是在理论话语方面还是在实践旨趣方面，这种两歧性及其无处不在的分歧、矛盾和张力又都确定无疑地指引着或提出了一个更为重大的课题，即如何从“形态学”的整体论的视角上寻求对“中国生命伦理学”进行一种融贯性的整体把握。在该问题视阈上，普遍主义或建构论的部分希望仍然能够实现———当然，它的前提是，我们要对之进行一种“形态学”视角上的还原和转化：一方面，祛除西方话语体系(基于启蒙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霸权；另一方面，保持对传统重述所萃取的“道德片断”(基于文化特殊主义情结)内蕴的民族主义情结以足够的警惕。

　　普遍主义理解范式和建构论以不同的方式割裂了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形态过程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使得话语断裂和观点论争只是抓住了某一个方面予以放大，不能从与对立面的融合中达到整体性的理解。如果换一个视角审视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那么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是不可分割的，而前面分析的两种探究方式或两条探索道路也能够在一种“形态学”视角上克服其单一向度的思维之局限，转化成为一种互为表里、良性循环的形态学意义上的交互性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从“形态学”视角上对中国生命伦理学探索的“第三条道路”进行一种总体性的图景描画。

　　“形态学”(Morphology)视角进入不同学科虽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涂尔干的社会分工理论、马克斯·韦伯的现代化理论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引入“形态学”视角方面堪称三大典范2，而将这一视角进一步引入道德问题之探索或生命伦理学之视阈仍然是一个有待展开的进程。“形态学”方法进入不同学科或知识领域的历史表明：它是一种关注表面上相互无关的事物的异质性分布且为极不相同的事态的相互联系所吸引的一种研究方法和关注视角。这个特点使得它能够赋予生命伦理学(特别是中国生命伦理学)应对道德多样性并融贯各种两歧性预设以独特之优势。我们主张引入或描画的“形态学”视角是从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范例获得学理支援和科学性支持的，它强调从现实的生产关系、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形态过程出发研究伦理关系和道德现象的形态构成和形态演进，以求突破生命伦理学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碎片化、片断式的研究现状。它以道德形态学的解释原则重新整合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资源，并以此为基础实现生命伦理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我们由此进入“中国生命伦理学”可能展开的第三条道路。与“普遍主义理解范式”和“建构论”相比较，“形态学”视角最显著的特点是：它敞开了“跨学科条件、跨文化条件、跨时代条件”的三重跨越下的“形态学视界”，因而在面对传统与现代性、本土与全球化之间的“两歧差异”时，更加强调它们之间无法割裂的形态学整体性特征，即强调从“形态过程”的关联性视阈把握人类道德生活和伦理关系的整体、类型和结构化趋势。扼要言之，上述“三重跨越”包含了由“形态学”视角展开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第三条道路”的基本纲领。

　　其一，“形态学”视角主张通过“问题域还原”面对道德分歧，推动中国生命伦理学进入一种跨学科条件下的“交互性”、“关联性”的问题视阈。“形态学”视角针对跨学科条件下生命伦理学在知识谱系、学科范式和问题类型上的异质性分布，倡导以“问题域”还原作为前提批判及“预备性问题方式”的形态学视界，以肃清问题域和研究路径方面的混乱。重点是对“问题域”还原作为“前提批判”和“预备性问题方式”之必要性的强调。一方面，“问题域”还原作为前提批判的必要性在于，它通过对“问题域”进行提问或质询，直接面对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条件及其与形态学意义上人之生命基质(或生命质数)密切相关的知识条件及生存境遇问题。它是引入“形态学”视角以切近“道德形态学”方法的一个便捷的入口。在这一点上，中国生命伦理学和全球生命伦理学一样，遭遇到了一种“后现代”的尴尬：人们通常在对问题域不做深究的情况下进入相关议题的生命伦理学论争，因而使得不同学科背景上的观点似乎除了展示分歧外便无所作为了。另一方面，“问题域”还原作为“预备性问题方式”的必要性在于，它通过对道德分歧的问题谱系和学科背景的复杂性进行梳理，直接面对生命伦理学跨学科对话的“交互性”或“关联性”之智识类型，并将之确立为促进不同问题域之间跨界沟通的预备性问题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各种探究路径，特别是“普遍主义理解范式”和“建构论”这两种代表性的探究路径，是可以通过“预备性问题方式”的置入和启动来寻求一种“形态学”视角上的理解范式之转化的1。一个有待充分展开的判断是：“形态学”视角有一种独特的问题意识，这就是“问题域”还原———它通过“问题域”之“问”将人们带入“问题的地理学”之境域。在此境域中，我们获得了“如何面对道德分歧”的关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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