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及其“形态学”视角(5)

　　其二，“形态学”视角强调在跨文化条件下拓展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认知旨趣”，以应对“文化战争”的文明难题。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不无忧虑地指认：生命伦理学领域中的“文化战争”长期存在，其结果是，迄今在关涉人之生命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未能达成共识，且分歧似乎根本无法消除。“当代生命伦理学问题是在道德观破碎的背景下产生的，这种破碎紧密联系着一系列的信仰丧失和伦理的、本体论的信念改变。”[７]这个论断似乎过于悲观。然而，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是，中西方各自在生命道德领域遭遇到了一种严峻的后现代“文化战争”的文明难题之困扰。它在当代西方背景的主要出场样式是俗世生命伦理学与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之间的“两军对峙”，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呈现形式则是“普遍主义”的应用伦理学和“文化特殊主义”的建构论之间的话语断裂。中国生命伦理学如何应对“文化战争”的文明难题？我认为，认知旨趣之拓展是关键2。“形态学”视角敞开了一种进入跨文化条件下的中国生命伦理学认知旨趣之拓展的整体论研究视角。它在道德哲学中的引入，要求道德理论回归整体论或有机论的探究方式。在这一维度，“形态学”视角契合了生命伦理学在跨文化条件下亟须走出“碎片化”困境的前景诉求。它从一种伦理拓展主义视角上，在“古—今”文化跨越和“中—西”文化跨越的条件下真实地面对道德复杂性，思考到底是什么给我们带来了道德进步，使我们在人的早期生命、稀缺资源的分配、政府权威的性质到病痛、临终和死亡的意义等重大生命伦理议题上尽管很难达成共识，却可以在一种文化对话、互勘和比照意义上于价值图式上对不同的生命伦理学认知旨趣进行文化诊断和价值扩展。由此而论，中国生命伦理学应对“文化战争”的可能进路，就是在文化路向、原则进路和难题治理三个方面进行认知旨趣之拓展，以反思我们所遵行的意识形态前提，以突破西方话语体系之“霸权”，在文化理念、价值观和伦理图式诸层面反思我们遭遇到的话语压迫。从这个意义上看，从“形态学”视角应对文明难题的理念就是“认知旨趣之拓展”———通过尽可能地认知“文化他者”以促进自我认识，将人们带入一种彼此关联的“文明的地理学”或“伦理的地理学”之境域。

　　其三，“形态学”视角立足于从“社会经济形态”出发考察中国生命伦理学在传统与现代性、本土与全球化的矛盾运动中展现的道德形态过程。“形态学”视角诉诸一种长时段、跨时代的大历史观来看待传统与现代性、本土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运动。这必然关涉到经济形态学、政治形态学、宗教形态学等诸种广义社会形态学之间的重叠部分3。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命名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视角指向这个核心领域(这里强调指出，这是一个往往被生命伦理学家忽略了的关键性“形态学”视角)。它集中体现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对资本逻辑的揭示。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使“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８]，它把一切(包括人的生命存在)都变成了有用的体系和资本增殖的工具。因而，资本逻辑又是欲望的逻辑，是权力意志在全球扩张并将一切物化、资源化、虚无化的逻辑，在其“文明作用”的深层隐含着剥夺人(生命的空虚化)以至于剥夺人的世界(世界的异化)的“文明的暴政”，进一步隐含着“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文明辩证法”。马克思是从“人的发展”的第二阶段(即“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个人自由”)揭示资本的世界运行逻辑及其文明形态，因而是从人的物质生活样式出发在一种跨历史条件下进入“社会经济形态”的问题视阈。在这一点上，我们赞同如下判断：只要我们还处在一个“资本支配一切”的时代，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就是我们面对当代社会实践和现代文明理念的前提，马克思开出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视角仍然是我们绕不过去的“形态学”视角。而引入这个关键的“形态学”研究视角，就是在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中进行道德形态学的探索，即借助物质形式对道德形态过程进行考察以澄清概念或观念上的混乱。

　　五、研究展望或预备性、开放性的结论

　　回到我们的问题。“形态学”视角能开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第三条道路”吗？在讨论了西方话语影响下的普遍主义理解范式和根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论之后，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遭遇“普遍主义—文化特殊主义”之间的话语断裂的情形，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揭示。当然，具体的道德实践活动始终要求“普遍性—特殊性”、“不关涉文化信念的表层的形式伦理—关涉文化信念的深层的实质伦理”之间既保持必要之张力，同时又能够融贯成为一个相互促进的平衡之整体。这个结构化过程以何种方式进行，则是一个尚未究及的问题。“形态学”视角与此直接相关。———如果不能充分理解普遍主义话语的作用及其激发深层实质的传统重构(再发现或再创造)的价值过程，我们就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传统重构，而通过生命伦理学议题回应人类文明“大道”的“正题法则”就难以确立；反之，如果建构论话语的特殊主义诉求不能得到一种程序伦理的应有的尊重或者不能转化成为推进普遍主义理解的正面力量，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过程之生成，而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生命伦理学也就会沦为“画饼”。应该看到，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为数众多的两歧困境根源于这一“普遍主义—文化特殊主义”之间的话语断裂。这使学者们惊呼：“生命伦理学遭遇后现代。”1面临此紧迫而重大的时代主题，我们尤其需要继续我们的问题：引入“形态学”视角，能否开出“第三条道路”？

　　对此，我们这里只是先行给出一个具备指引功能的预备性的、开放性的结论：这取决于我们对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所面临的时代精神境况、所遭遇的话语压迫是否有敏锐的洞察，以及对马克思开出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关键“形态学”资源是否能创造性地融入。

　　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怎样的时代精神境况？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经历着令人应接不暇的欣欣向荣的物质进步，然而也存在着漠视生命甚至毁灭生命的可能性。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推进了人类生命质数的改善和繁荣昌盛，然而资本逻辑并不扮演温情脉脉的生命看护者或生命眷注者之角色。在2015年发生的“长江‘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天津港危化品仓库爆炸案”中，在一再上演的医患冲突和过度医疗事件中，在“死亡”也成了一个奢华的消费行业而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总是不断地被“物化的社会存在”所污染的今天，资本逻辑对人类生命的漠视或“野蛮摧毁”不断地拷问着人类的良知。美国生命伦理学家丹尼·卡拉汉(DanielCallahan)指出，“生命医学、社会科学和环境科学的最大能力，是它们能决定我们人类如何理解自己及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在表面上的道德难题之深处，它们迫使我们质疑通常的人性，并提出一个应该面对的根本问题：我们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９]。应该看到，这样的诘问无疑(同时也是必然地)构成了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和中国问题在当今由以生发的精神史或文明史方面的广大背景。我们从对基因的操控到对核毁灭力量的拥有，从现代规训体制的建立及不断完善到各种改造人类生命或自然生命的谋划(包括技术的、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等各种方式)，从高新生命技术的促逼到资本逻辑对生命及其支持系统的剥蚀……无一不是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积极向上之进步的渴望所驱策，却总是一再地陷入某种令人悲观的深层危机的深渊。在某种意义上，断言“人类处于对自身做根本改造的边缘”[１０]，此种明面上的震撼反而揭示了人类生命乃至整个地球生命面临重大灾难性危险之症候。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考诸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展布，我们似乎并不缺少与这种危险相抗衡的社会行动或伦理行动：从生育制度合理化、养老体系之建立或健全到生命质量之改善，从疾病的诊治、生命的救助到保健体系的完善，从知情同意权、隐私权到有尊严的人格权的权利意识的高涨，从《纽伦堡法典》到《赫尔辛基宣言》在中国语境中的延展……尽管这种来自生命伦理学议题的顽强的坚持与强大的压制生命的各种体制相比，在力量和规模上无法对等，甚至微不足道，但它浸进生命世界(life-world)的至精至微之处，深入到一切生命存在的意义生成的瞬间，锻造了生命伦理学的坚韧和耐心。生命，特别是人之生命，如帕斯卡所言，脆弱有如“苇草”，但她的“全部尊严就在于能思想”。这是生命伦理及其思想的坚韧和耐心的本原所在。中国生命伦理学不能偏离此“本原”，亦即不能脱离生命伦理学的普遍性思想之“大道”。我们看到，在这一维度，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时代精神境况将会得到揭示。概而言之，就是要响应时代之需要，接受时代精神之洗礼，从生活世界的本有现实出发，在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之“正题法则”的确立和阐扬方面，拓展积极的作为和远大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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