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及其“形态学”视角(2)

　　然而，同样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它所遵循的“应用伦理学”的普遍主义理解范式则或多或少使得某种类型或某些特征的“西方话语”得以在一种无批判的前提预设中被植入并主导了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学科构建，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或者激起了)关于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回归”或“语境重构”的问题。普遍主义视角隐含着两个根本性的“应用难题”：一方面，着眼于“应用”对理论之“有要求”的视角看，它对理论的要求是“能够呈现并解决现实问题”，而西方普遍性话语如何准确呈现并解决中国生命伦理领域的现实问题，则始终存在合法性质询的难题；另一方面，着眼于“应用”对理论之“无要求”的视角看，“应用”原则内含一种“反理论”的彻底性，例如在“殊案决疑”方法中就存在反理论的“应用原则”之诉求，即搁置理论是它的最高原则，这同样使任何一种普遍性话语面临合法性质询的难题。“普遍主义理解范式”面临的“应用难题”由此可管窥一斑。

　　实际上，自2000年以来，我国学者围绕应用伦理学“是什么”和“应用什么”问题的讨论，虽然是在范围更为广大的视野上对应用伦理学和传统伦理学的关系问题的重新审视，但讨论中涉及对“应用”视角的生命伦理学的意识形态话语(关涉“基本价值观”的实质伦理)和方法论原则(关涉“程序方法论”的形式伦理)的辩论，则触及上述“应用难题”1。它内含一个基本一致的判断：任何“应用”视角的普遍主义承诺都必然遭遇理论问题或理论话语之症结。换句话说，“应用伦理学”到底“应用”什么，显然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而这里所说的理论问题的症结指向一个尖锐的两难：只有当“无理论”可应用，或者排除了“理论—应用”的可能性，即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被确定为具有普遍性之应用资格的合法理论时，“应用”才是可能的，否则那只是某种普遍性理论在“实践领域”的延伸而已2。于是，在生命伦理学的应用维度，越来越强烈的“多一些中国话语”的呼吁显然不再是指“多一些来自中国的案例或数据”，或者是指“在讨论中更多地体现中国学者的立场和观点”，等等。它明确地表达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生命伦理学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西方话语下普遍主义理解范式的日益增长起来的不安或不满。[３]

　　如果上述论断不谬，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普遍主义理解范式”及其面临的“应用难题”。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今全球生命伦理学发展的大背景或大方向，则不难看到，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愈来愈呈现出跨文化、跨国界对话与合作的共同的人类学旨趣、时代气质和世界性特征。这一事实使得“普遍主义的理解范式”(在“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架构内)作为中国生命伦理学探究的“第一条道路”亦具有鲜明的开拓精神、探索意识和奠基性意义。而生命伦理学的实践性、应用性、规范性和公共性决定了这种普遍主义探究道路(“第一条道路”)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不能只是停留于解决“生命伦理学在中国”之“有无”的问题，它更为远大的志向或抱负应当是(且必然是)肩负起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确立“正题法则”的任务，即它需要明确“中国生命伦理学”在“中国话语”的意义上(而不是在西方话语体系的意义上)去表征为我们所必需的“普遍主义的理解范式”。这意味着，在“中国话语”背后，一种“形态学”意义上的针对“普遍主义理解范式”的结构性转化之诉求及其驱力已然发生并产生愈来愈显著的影响。这一动向可视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主体性觉悟”的时代精神之表征。而如何突破西方普遍主义(或“普世主义”)的“话语暴权”，乃是这一“形态过程”之展开必须应对的重大课题和必经环节。

　　三、建构论的语境选择与“建构难题”

　　再看第二种理解范式或“第二条道路”。我们称之为“建构论”的理解范式。它遵循的话语预设是“在中国语境中重构的生命伦理学(BioethicsreconstructedonChineseconditions)”。建构论据此看待“中国生命伦理学”在文化前提基础上进行的探索。它相信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生命科学技术或现代医疗技术)所引发的诸种前沿性生命伦理问题(或议题)，包括卫生保健、医患关系和医疗技术实践等，与传统伦理信念或文化信念之间并非毫无关联，而是存在着本质性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生命伦理学绝非“天外来客”或“不明飞行物”(UFO)，它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和传统，面对问题的理念或信念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关联着传统文化资源。从这个意义上看，“西方生命伦理学”的义理基础或文化脉络有其文化信念上的渊源。它的直接渊源是近代启蒙运动(亦即“启蒙现代性”)以来的欧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之全球化扩张的产物。这种普遍主义诉求或理解范式虽然影响了“中国生命伦理学”，但并不适合中国语境下身体生存的医疗保健、生命政治境遇及其理解环境。情况反而是，它带来的许多尖锐的现代性难题却可以依据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主义”价值理念(例如儒家家庭主义和道家整体和谐)寻求解决之道。这是生命伦理学从一种文化进路上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当代“建构”或“重构”的探索之道路。与普遍主义的理解范式相比较，我们姑且称之为“第二条道路”，它是从文化特殊主义视角上对西方普遍主义的一种“解蔽”和“纠偏”。

　　如果说普遍主义视角是通过应用伦理学范例引入西方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试图通过一种学科架构的奠基和西方话语的转述以推进“生命伦理学在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实践建制，那么，“建构论”则试图从文化的、哲学的或宗教传统的根源上“在中国语境中重构生命伦理学”。值得突出强调的是，“建构论”所坚持的文化特殊主义并不走向封闭，而是主张不同文化体系和价值观之间应展开平等的、开放性的对话。它围绕我们时代身体生存遭遇的诸多生命伦理问题所进行的文化根源上的探讨和论辩，始终贯彻两个重要的辩护。一方面，它旨在深化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的文化内涵和人文关切，使之成为全球化时代生命伦理学的跨文化对话和跨界(学科)合作的参与者。这种对话和参与不旨在寻求“独白式”的真理话语，它更多的是“在西方个人主义之彼岸”或作为“西方普遍主义人权之他者”对全球化时代的本土文化信念做出辩护。1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强调尊重差异或道德多样性以开放“平等对话”的退守性的文化特殊主义辩护，它旨在表明，每一种传统所持有的道德观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只有在对话与合作中达成共识才能走到一起，谋划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伦理学之建构。另一方面，它旨在通过对生命伦理学论题的文化解读，以阐扬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当代性内涵。因此，这也是一种强调与西方个人主义或人权价值观保持必要张力的积极性的辩护。“自由个人主义现代西方伦理试图把自己的标准确立为正确的政治意识形态，越来越迫使所有的文化转而符合其要求。”这种普遍主义的傲慢，“在促进世界人权和全球生命伦理准则的包装和借口之下暗度陈仓”[４]，正在全面侵蚀着儒家社会的肌体。因此，从语境选择的意义赋予传统的文化信念以当代价值，必须坚持在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道德策略进行对比、辩驳和批判中守护中华文化的价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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