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争议。至于公司立法，则需要明确公司得通过章程对股东除名事由自行规定之基本立场。如《澳门商法典》第371条规定，在章程所指之特别情况下得将股东除名，[37]在意大利民法上，也允许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文件中规定因正当理由将股东除名的特殊情况。[38]据学者考证，在德国公司实务上中，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中记有除名规定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39]我国《合伙企业法》第49条规定，除名退伙的事由可以通过协议约定。循上述人合商事组织与有限责任公司共同适用成员除名之法理一致性原理，应当也允许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章程自定股东除名的事由。事实上，在《公司法解释（三）》出台之前，我国有些地方法院也受理了与股东除名直接相关的起诉并作出判决，这些判决基本上都以公司章程的约定作为认定除名效力的依据。[40]当然，由于章程条款之制订与修订，乃基于股东的资本多数决，而股东除名之适用又事涉重大，所以法院保留有审查此类约定合法与否的权力，因为“在不存在实质性理由的情况下将合伙人或股东开除的权利原则上不应得到认可”。[41]公司章程规定的除名事由可能会成为排挤特定股东的工具，比如控制股东通过修改章程中的除名事由而使得原本适格的少数股东被适用除名，这种做法理当为法院所审查恰当与否，公司章程规定的除名事由须具有“正当性”与“重大性”，即“此事由必须危害到或者可能危害到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共同利益，不能只是为了个别股东的个人利益”。[42]
（三）司法上概括的“重大事由”
在德国，通过判例法发展起来的除名事由是“重大原因”，一般认为这些“重大原因”包括“财产关系不明和不正常的资金往来、有挥霍浪费的嗜好、长期重病、失去了合同中规定成为股东的前提条件、拒绝履行章程规定的合作义务、严重违反义务尤其违反诚信义务、购股时欺骗公司的行为、犯罪行为、损害公司经营和违反竞争规则的行为、不正当的损害其他股东名誉的言论等。此外，如果股东之间已经不具备基本的信任关系，而且相互之间的关系已经糟糕到不可调解的程度，也是开除股东的一个重要理由”。[43]能否将概括的“重大事由”作为立法上的除名情形之一，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一方面，立法规定除名情形的目的在于消除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而源于德国判例法的“重大事由”，先天地具有判例法的灵活性，留有较大的解释空间，因而也就有遭致滥用之虞。有美国学者就对德国法的“重大情形”概念的内涵界定提出疑惑，认为比美国公司法上所讨论的信义义务的外延范围还要宽泛，“重大事由”包括但不限于不忠诚（Disloyalty）、自我交易（Self-dealing）、压迫（Oppresion）、不诚信（Bad faith）等。[44]我国也有学者认为，“该重大事由无需被除名股东存在过失，除名的原因包括股东年老体弱、丧失特定资格或身份等致使其不再适合保留股东资格的一切事实，而不是对股东过失的一种惩罚”。[45]但另一方面，股东违反有限责任公司的团体秩序、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形多样化，需要明了的是，无论是法律明确规定，还是公司章程特别约定，皆不可能穷举导致股东除名之所有重大事由，换言之，都不能排斥法院
基于个案情况根据法律和章程明确规定之外的重大事由支持股东除名的请求。对此，一些国家、地区的立法也有类似于德国法“重大事由”的概括性事由规定。如《澳门商法典》第371条规定，在因法院裁定股东之行为对公司引致相当损失时得将股东除名。[46]俄罗斯《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0条规定，占公司注册资本10％以上份额的股东，有权要求按照司法程序开除严重违反义务或者以自己的行为（不作为）致使公司无法经营或造成实际困难的股东。[47]我们认为，公司立法确有必要承认概括的“重大事由”作为股东除名制度的适用情形。首先，“重大性”乃股东遭受被除名惩罚的本质属性，以“重大事由”作为适用被除名的情形与股东除名制度的本质要求相合。其实无论是瑕疵出资的情形，还是章定的除名事由，都可以看作是“重大事由”的具体化、类型化，是“重大事由”范畴内的事情。比如德国1980年修正《有限责任公司法》，第21条明确规定“滞纳出资”的股东得被除名，此前“滞纳出资”情形一直包含在判例法的“重大事由”中，立法上的“重大事由”可以看作是学理上的“重大性”标准的定位。其次，“重大事由”被滥用的风险可以通过严格的除名程序与法官的谨慎裁判也即除名的谦抑性适用得到消解。境外的公司法理论与实务普遍认为，如果股东因“重大事由”而被公司除名，除名决议须经司法上的除名之诉确认才能生效。如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不仅要求股东大会作出开除决议，要求向股东宣布决议，而且要求类比适用《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商法典》第117条、第127条、第133条和第140条的规定，提起开
除之诉”。[48]法官在除名之诉中应尊重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性本质，明确只有在股东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公司的利益，不除名即无以对公司进行救济、对该股东进行惩戒的时候，才构成此处所说的“重大事由”，谨防将股东个人之间的爱恨纠葛引入严厉的股东除名制度之中。将“重大事由”写入公司股东除名的事由，在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也有体现。其第67条规定，无限公司进行股东除名的事由，除了应出之资本不能照缴或履催不缴之外，对于股东非经其他股东全体之同意而为他公司之无限责任股东或合伙事业之合伙人，有不正当行为妨害公司之利益，以及对于公司不尽重要义务等三种情形下也得被除名，这三种情形其实就是属于德国法上的“重大事由”。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25条还规定，两合公司中有限责任股东除名的事由也包括不履行出资义务者和有不正当行为妨害公司利益等两种情形。这一条文的后一情形，也属于德国法上的“重大事由”范畴。总之，不能因为“重大事由”作为股东除名的情形在明确性上有所欠缺就否定其正当性，“重大事由”作为适用股东除名制度的情形既可以增强股东除名制度的弹性，也可以为相关的诉讼提供实体法上的诉权依据，故立法上应予认可。
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的程序分析
“开除只能是消除不良状态最极端和最后的手段”，[49]因此无论是不履行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还是违反章程的约定，只要还有改正和弥补的可能，公司没有理由不给予该股东一个改正和弥补的机会，否则，
在逻辑上就很难论证该情形之严重已到了非除名不可的程度。这一理念之获得实现，主要依赖股东除名的程序构建及其践行。
（一）前置程序
股东除名的前置程序表现为一种通知程序。首先，公司应将股东不履行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违反章程约定等即将适用除名的具体情形告知股东，并需忍耐股东在合理的宽限期限内努力消除该情形；同时，在该通知中公司还应告知该股东不按期消除该情形的后果及其享有向公司解释、申辩的权利。如果股东在公司限定的宽限期限内消灭该除名情形，则除名程序自不需启动；反之，且股东的解释和申辩也不为公司所接受，除名程序即要启动。
（二）除名决议
关于决议作出的机关。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能够作出公司决议的机关包括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但股东除名的决议只能由股东会作出，盖因为董事会、监事会乃由股东选出并对股东负责的公司机关，其权限不可能涵盖决定股东身份的剥夺与否，而且，“这样也可以避免控制董事会的股东滥用权利”。[50]对此，《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中也规定，“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按本规定的逻辑，可以得出只有股东会可以做出股东除名的公司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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