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教学智慧以及内在矛盾论文（共2篇）(2)

　　阳实阴虚，又不可执。只是阳便实，阴便虚，各随地步上说。如扬子说：“于仁也柔，于义也刚。”今周子却以仁为阳，义为阴。要知二者说得都是。且如造化周流，未着形质，便是形而上者，属阳；才丽于形质，为人物，为金木水火土，便转动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属阴。若是阳时，自有多少流行变动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谓如人之初生属阳，只管有长；及至长成，便只有衰，此气逐旋衰减，至于衰尽，则死矣。［1］(P84)

　　阴阳之气与五行之质都属于形而下的存在，作为其形式的鬼神自然也成为形而下的存在：

　　鬼神主乎气而言，只是形而下者。但对物而言，则鬼神主乎气，为物之体；物主乎形，待气而生。盖鬼神是气之精英，所谓“诚之不可掩”者。诚，实也。言鬼神是实有者，屈是实屈，伸是实伸。屈伸合散，无非实者，故其发见昭昭不可掩如此。［1］(P84)

　　鬼神是气，因此也是形而下的存在。

　　无论是魂魄，还是鬼神，从经验的角度来看，既是无形，亦是不可认知的。魂魄无形而不可知。同理，作为生物之元的气，实在而无形，且不可知晓。这种存在者，显然不能理解为有形且可知的形而下者，而应该理解为形而上者。朱熹将这种生成万物之气比作种子：

　　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1］(P3)

　　气是万物生成的种子。朱熹的种子说可能受到佛教种子说的影响。佛教种子说里的种子，如阿赖耶识种子、如来藏种子，显然是形而上的。阴阳之气是形而上者，实在而无形，且不可知晓。同样，金、木、水、火、土等五行，与其说直接指称五种物体，毋宁说是五类尚未成型的质料。虽说它们具有实体性，却非指某类具体的、有形的、可知的事物。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天地生物。从宋人的先天图来看，太极、阴阳、五行，最后是万物。也就是说，五行先于物体。或者说，不能把五行称为物体，它先于物体存在。这种实体性的、先于成形之物的存在，与其说是形而下者，毋宁说是形而上者，五行亦属于形而上者。

　　元气、五行以及它们的表现形态即鬼神等，从经验看，无疑是形而上的存在。朱熹将其理解为形而下的存在显然有误，这是朱熹理学的第一个矛盾之处。事实上，朱熹自己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不足：

　　神即是心之至妙处，滚在气里说，又只是气，然神又是气之精妙处，到得气，又是粗了。精又粗，形又粗。至于说魂，说魄，皆是说到粗处。贺孙。寓录云：直卿云：“看来神字本不专说气，也可就理上说。先生只就形而下者说。”先生曰：“所以某就形而下说，毕竟就气处多，发出光彩便是神。”味道问：“神如此说，心又在那里？”曰：“神便在心里，凝在里面为精，发出光彩为神。精属阴，神属阳。说到魂魄鬼神，又是说到大段粗处。”［1］(P91)

　　神并非纯指气，也有理的属性，这种理的属性显然包含了形而上的特性。

　　二、理本与气本

　　善恶都是对现实存在的指称或描述。也就是说，现实中不仅存在着某些善的事实，而且存在着某些恶的事实。恶的本质是什么？按照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恶的来源是什么呢？有人就此问题问朱熹：“天地之性既善，则气禀之性如何不善？”朱熹答曰：“理固无不善，才赋于气质，便有清浊、偏正、刚柔、缓急之不同。”［1］(P71)在朱熹看来，天地之性便是理，是纯善的。那么，恶又从何而来呢？尽管我们不否认天地之性也是恶的来源，但它显然不是恶的直接来源，否则善性如何变为恶性呢？这意味着，恶的本源，除了善性之外，可能还有一个本源。这便是朱熹的气质说：

　　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3］(P1)

　　万物初生之时，不仅有理，而且有气。理定自性，气成其形。二者合作，成就事物。于是，朱熹将性分为两类，即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1］(P67)天地之性即天理。气质之性则涵括理与气。人类在初生之时不仅禀赋天理而成性，而且禀受气质以成形：“气，是那初禀底；质，是成这模样了底。如金之矿，木之萌芽相似。”［1］(P259)气指初禀之物，质指成形之材。

　　先有个天理了，却有气。气积为质，而性具焉。［1］(P259)

　　阴阳是气，五行是质。有这质，所以做得物事出来。五行虽是质，他又有五行之气做这物事，方得。然却是阴阳二气截做这五个，不是阴阳外别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阳，乙便是阴。［1］(P9)

　　阴阳专指初生之物，五行则随其后，由二气积聚成形。于是，人在初生之时就有两种禀赋，一是性，二是气。二者都是人之初，并且对后来的生长具有基础性地位。这种基础性的初禀，便是性。前者称之为天地之性，后者称之为气质之性。

　　朱熹曰：“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若阙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须是有此气，方能承当得此理。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1］(P64)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相依相伴、不可分离。他进一步指出：

　　天命之性，本未尝偏。但气质所禀，却有偏处，气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义礼智，亦无阙一之理。但若恻隐多，便流为姑息柔懦；若羞恶多，便有羞恶其所不当羞恶者。且如言光：必有镜，然后有光；必有水，然后有光。光便是性，镜水便是气质。若无镜与水，则光亦散矣。谓如五色，若顿在黑多处，便都黑了；入在红多处，便都红了，却看你禀得气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1］(P64-65)

　　作为人类，皆有天地之性，这便是理。人皆有理。同时，由于个人禀气不同，才有了圣愚之分。昏明厚薄的气质差异造成个体的禀赋差异，并最终出现圣人与愚夫。邪恶的原因不在于天地之性，而在于禀赋的气质。气是邪恶的来源或决定者。

　　天地万物因为气质的不同产生不同的种类：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1］(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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