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国中小学普遍确立了系统、协调的教师合作形式，然而在当前的环境下，教研组等专业学习共同体实践依然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这具体体现在：强调考试成绩的问责制度使得教师过度追求学生考试分数，并加剧了教师之间的竞争，使其表面合作而暗地里竞争[12]；教研组主要负责安排考试、传达学校指令等管理工作，越来越成为行政的附庸[13]；教研组等追求所有教师在教学目的、教学进度和学生考试上的统一化和标准化，压制了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14]；教研活动流于形式，尚未建立起真正的合作学习的文化，教研效果大打折扣[15]。这些挑战不仅制约着学校专业学习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也给课程改革的深化发展带来了阻力。由此，当前我国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发展现状如何，不同类型学校的共同体在发展上存在怎样的差异，是尤其值得关注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以上海中小学为例，通过实证调查探讨我国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整体发展状况以及不同类型学校的共同体发展水平，以期为推动学校教育教学实践和课程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思考。
二、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量化研究取向，具体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上海学校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整体发展水平如何？
（2）上海不同学段、区域、规模、历史的学校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发展水平是否存在差异？
1. 测量工具
由于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发展植根于具体的情境，在不同的情境下具有不同的解释[1]，本研究并未直接套用西方学者对专业学习共同体的操作性定义，而是以相关理论文献为基础，基于我国学校的现实背景确立了包含两个层面、七个变量的专业学习共同体概念框架，通过实证研究对该框架进行了修订与验证，并据此形成了具有较高效度与信度水平的专业学习共同体问卷①。其中专业学习共同体个体层面特点包括集体探究与分享、共享目标与责任2个变量，组织层面特点包括支持性领导、组织结构、合作关系、制度障碍、文化障碍5个变量。各个变量的操作性定义为：“集体探究与分享”变量指的是教师之间共同策划和探究、分享实践和材料、集体反思与解决问题，从而不断改进教学（通过7个指标测量）。“共享目标与责任”变量指的是教师具有共同的以促进学生学习为目标的愿景，并以改进学生学习和学校发展为共同的责任（通过5个指标测量）。“支持性领导”变量指的是校长等学校领导对共同体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持，包括了解教师的学习情况，为教师提供制度与资源支持，参与教师的专业学习活动并提供指导，对共同体及教师学习进行监督与评价等（通过6个指标测量）。“合作关系”变量指的是学校教师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信任、尊重、支持、关心和合作的关系，为集体探究提供支持（通过5个指标测量）。“组织结构”变量指的是学校在组织结构上对专业学习共同体发展给予支持，包括提供合作时间、空间、网络交流平台以及与校外同行、专家交流的机会等（通过5个指标测量）。“文化障碍”变量指的是不利于专业学习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因素，包括尊老敬老及强调表面和谐而避免冲突的传统文化、保守的学校价值观及缺乏真诚合作的专业文化等（通过5个指标测量）。“制度障碍”变量指的是不利于专业学习共同体发展的制度因素，包括强调高风险考试的问责制度、自上而下的教研系统及充满行政色彩的学校教育体系等（通过3个指标测量）。
由此，专业学习共同体问卷共包括36个指标，每个指标均考察教师对各变量的观感。问卷采用李克特六分量表的形式，即教师需要对每个量句作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略不同意、略同意、同意、完全同意”的选择。同时，问卷也对学校背景因素，包括学校所在学段、区域、历史、规模等进行测量。
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了便利抽样的取样方式，共抽取上海市31所学校参与研究。为尽可能提高样本的代表性，研究抽取了上海市不同类型的学校，使样本学校在学段、地理位置、规模、历史、办学水平等变量的分布上具有较大程度的广泛性。在教师层面，也将充分考虑教师的性别、教学经验、学科（以语数外为主）、学历、职务等因素，力求达到较为广泛的分布。研究者在同一时段将初始问卷发放给31所学校的教师。由于学校规模不同，每所学校抽取了不同人数的教师，其中最少的有14名，最多的有48名。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1207份，其中有效问卷1067份，有效回收率为88.4%。样本学校和教师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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