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州鼓乐介绍与历史(7)

礼》。晋鼓是建鼓的别称，也是对晋国鼓乐我泛称，时已名闻天下，一是晋国一度称霸天下，况又“晋楚之富不可及也”；二是晋国著名乐师师旷力主“闻鼓声者而悦之”，得到晋悼公和晋平公的颁行之后，晋国鼓乐雀起蜚然，即与“秦筝”齐名。

乾隆年的《山西志辑要》上说：“临汾故城在今新绛县城东北二十里处，”于此可知新绛至少是晋都的畿内之地。戏曲故事《赵氏孤儿》由历史的“下宫之役”推演而来，则发生在新绛。《左传》记载的晋灵公“台上弹人，观其避丸”的灵公台在新绛县泉掌，《春秋左传》记载的哺饥坂，唐佚名《故绛行》、宋司马光《故绛城》两诗提到的祁宫、九原，也在新绛县境。新绛当时与今日的太原、临汾齐名，号称“晋国三城”。在这里的“闻鼓声者而悦之”的晋鼓，一改商周时的靡靡之音，名播四方。

时人荀况出生在新绛县的古水入汾之处的古荀国，今古交乡一带，十五岁时离开荀城去了齐国，著书有数万言，他的《荀子·乐论》一书写道：“鼓，其乐之君邪”，“鼓似天，钟似地，罄似水，而筝笙箫等似星辰日月，鼗等似万物。”这与1978年在湖北随县鼓墩发掘出曾侯乙墓葬中的乐器种类相差无几，史称“钟鼓之乐”。山西文物管理所侯马工作站于1997年在新绛县柳泉村的墓葬中发掘出战国初期钮钟、甬钟各6件，又据“晋国新田”遗址，东周墓葬群一墓（13）号出土的编钟，邻近的曲沃县曲村遗址晋侯邦你墓出土的西周晚期编钟、晋侯苏墓出土的西周16件编钟、晋侯9号墓陋土的西周早中期甬钟、晋侯93号墓出土的春秋时期6件编钟、接壤的侯马市上马1004

号墓出土的东周编缚、5218号墓出土的春秋编缚、闻喜上郭210号墓出土的和211号墓出土的西周晚期钮钟，还有晋国子范的晋文公时代甬钟??都印证了绛州鼓乐早在先秦时期或者更早一些年月，亦为钟鼓之乐鼎立于世。

唐宋时期是绛州鼓乐的鼎新阶段

秦始皇统一天下，结束了奴隶制社会，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历经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到唐代出现了一代盛世，带来民族文化的一个全新时期，宋代又开启了以戏曲为艺术表演中心的时代，整个民族一代新的文化艺术蓬勃兴起。

李唐王朝是在山西发迹，太原一度曾为北都，而新绛县是李世民东渡北伐的根据地。时为州治，与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相距甚近，又是邻近东西两京的“李唐之雄州”，也是北都晋阳通往东西两京的主要官道，水陆两通，武德元年设总管府，辖15州，还是唐代铸币重地，《旧唐书·食贷志》上说：“天下铸炉九十九，绛州三十”；而且又是李世民的国乐《秦王破阵乐》的源头，直接受到《秦王破阵乐》的正反馈，这使绛州鼓乐伴之而来的一个鼎新局面。

《秦王破阵乐》源于新绛民间，最初出自绛州鼓乐的擂大鼓。这在《旧唐书·音乐志》有记载说：“破阵乐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时，征讨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屡有征讨，世间遂有此乐”；《资治通鉴》也称“朕昔受威专征，民间遂有此曲”，《新唐书·礼乐志》和《隋唐嘉话》将李世民说的“专征”作了解读，前者称：“破刘武周，军队中相与作《秦王破阵》曲”；后者说：“河东士

庶歌舞于道，军队中相与为《秦王破阵乐》”。李渊定鼎长安不久，刘武周、宋金刚起兵反叛，占领了大半个山西，仅剩河东一隅，身为秦王的李世民请缨出兵，东渡北伐，囤兵在新绛县柏壁的秦王堡，历时半年，一举歼敌，他收复失地得胜还朝时，同河东士庶在此战的根据地新绛举行军民联欢，“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起初，《秦王破阵乐》是“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后来才修改为雅乐，成了李世民的燕乐大作，《旧唐书·音乐志》上说：“自《破阵乐》以下皆擂大鼓”，《明皇杂录》也说“击雷鼓为《破阵乐》”，迄今在李世民囤兵的秦王堡尚有“擂鼓台”的遗迹可寻。“擂大鼓”在新绛境内屡见不鲜，与堡理村相邻的阳王和万安两个乡镇，更是村村有鼓车，年年擂大鼓，同新绛接壤的稷山、闻喜边沿地区虽不是有擂大鼓外，其它地方便稀有罕见了。如今新绛县的车鼓颇以《秦王破阵乐》的“擂大鼓”，车是由古代战车衍变而来，大鼓面径一般都在一米以上，竖立车上，由若干匹骡子，或牛、马、驴拉着奔跑，上有大鼓咚咚，下有车轮滚滚，具有一种披甲执戈和“象征战阵”的“发扬蹈厉，声韵慷慨”。

绛州鼓乐今有三大乐种，除车鼓外，另外两种也传说是从唐朝兴起的，杨明索先生探寻花敲鼓（又名花庆鼓）时，曾访问过三泉镇时年八十六岁的郭春林，他说：“我们这儿的锣鼓是唐朝兴起的，古堆水浇地时有了花庆鼓，到梁公祠迎神赛社闹热闹”。梁公祠是古水受益村民纪念凿山原，引古水，施惠于民的临汾县令梁轨而兴建的，志书记载说是隋开皇十六年的事，到了初唐代武德年间，古水流域村民

才受益见效了，于是建起了梁公祠，这才有了“闹热闹”的花敲鼓。古堆一带又传说是李世民从父起兵，进攻长安，沿着官道从九原山下来，他的人马车辎途经古堆，淌水而过，水下是青石板，足踏蹄践，车过轮碾，声若擂鼓四响，如司马光《鼓堆泉记》所说：“鼓者，言人马践之，逄逄如鼓声”。从此，这里山水全以鼓来冠名，借李世民圣功，威镇邪恶，力保风水，鼓乐随之而兴。

另外一种“穿箱锣鼓”，也传说是到梁公祠闹热闹时在唐朝兴起的。三泉村一直在流传的穿箱锣鼓《唐王出城》，是说魏征斩龙王，李世民还愿的故事，从穿箱锣鼓队伍的“竹竿子”来看，至迟宋代已见雏形。竹竿子是宋代乐舞的引舞人，属“参军色”，手持竹竿而名，三泉穿箱锣鼓《唐王出城》的领队，身着橙色大铠，头戴黄圆公帽，足蹬朝方，左手拿扇，右手持竹竿子，上挑野鸡，而用左右摇扇、上下摆动竹竿子来指挥乐队演奏，与宋代“竹竿子”同出一辙。

汉代塞外吹管乐的流入，魏晋南北朝铜响器的传播，胡音沙锣和西域铜钹的相继加盟，绛州鼓乐逐步完善，后来宋代村落百戏和社火的兴起，绛州鼓乐更加成熟起来，衍生出了锣鼓杂戏，亦称铙鼓杂戏，相传它形成于宋、金时期，是活跃在河东地区的祭祀家戏。《辞海》载称：“相传锣鼓杂戏起源于山西绛州（今新绛），后来流传到附近的安邑、猗氏、万泉一带”。是以民间俚曲俗谣作为基础，较多地吸收了诸宫调和唱赚两种说唱艺术，整个演出是以大锣大鼓伴奏，兼用铙、钹、唢呐几种吹打乐器，这使宋代绛州鼓乐一些曲牌在锣鼓杂戏中由打情绪到打情节，变成一种戏曲表演性的锣鼓经了。

从秦汉到唐宋的一千多年间，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杂居中原，经济文化频繁交流，促使绛州鼓乐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碰撞后的突破，尤其唐代“十部乐”的确立，西域大量鼓的传入，为绛州鼓乐鼎足而立的车鼓、花敲鼓、穿箱锣鼓与擂大鼓、花敲干打、演绎故事三大特点基本确立，并以崭新面目出现。1981年11月，山西考古侯马工作站在新绛的汾北吕梁山麓发现一座金墓，墓内仅在南壁有33块乐舞砖雕，并发现了如今日的带座堂鼓，这些鼓俑砖雕，正是宋代绛州鼓乐的基本缩影和真实写照。

明清时期是绛州鼓乐的鼎盛阶段

迎神赛社是上古时期巫术文化的遗俗传承，到了唐宋以后，成为绛州鼓东赖以生存并充满生命力的一座历史舞台。两宋以来，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又历经了辽国在山西的长驱直入，三朝外族入主中原，奉行几千年的汉人儒家思想文化传统不再统一天下，忠孝节义，天神地鬼，凡此种种，在新绛县无不建庙立祠，土神小庙和东岳庙（俗称阎王庙）四处可见。赵村泰山庙号称是新绛的丰都城，建年失考、碑记重修是元至正元年，内有南台北殿，东廊西庑，正殿左右还有两座偏殿；北张村泰山庙占地二十余亩，俨若一个小村。庙大有台，凡庙必祀，因而迎神赛社活动越加繁多。在元、明、清兵连祸结之后，中国连续有六百余年的统一安定局面，城镇商业繁荣，随之，市井行业文化日见活跃，尤其到了清代地方戏的勃兴之后。新绛是手工业城市，商贸业又颇为集中，又是京津两地发往西北物资的集散地，从陕西、山西两地的民歌《走绛州》，可以看出清代新绛工商业之发达，据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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