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农户收入增长效应(3)

1.3模型形式设定检验

选择正确的面板数据模型形式可以减小模型估计结果与现实经济情况之间的偏差，提高参数估计有效性。本研究选用协方差分析检验确定样本数据符合的模型形式，用Hausman检验法判定模型影响形式。

1.3.1协方差分析检验协方差分析检验通过计算F统计量来检验假设，从而判定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根据模型设立2个假设H1和H2，分别为：H1：β1=β2=?=βN，γ1=γ2=?=γN；H2：α1=α2=?=αN，β1=β2=?=βN，γ1=γ2=?=γN。相对应2个F统计量为：F1=（S2-S1）/[（N-1）k]S1/[NT-N（k+1）]～F[（N-1）k，N（T-k-1）]；F2=（S3-S1）/[（N-1）（k+1）]S1/[（NT-N（k+1）]～F[（N-1）（k+1），N（T-k-1）]。式中：N表示截面个数；k表示解释变量个数；T表示观测时期总数；S1、S2、S3分别表示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不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计算表明，残差平方和S1为0.851 5、S2为13.468 9、S3为30.769 4；统计量F2为14.227 7、F1为7.500 4；在5%显著水平下，相应临界值F（324，164）为1.256 3，F（405，164）为1248 0。由于F2>1.248 0，所以拒绝H2假设；又因为F1>1.256 3，所以拒绝H1假设。因此样本数据符合变系数模型。

1.3.2Hausman检验法利用Hausman检验法确定模型的影响形式，即选择固定影响模型还是随机影响模型[17]。该

检验的原假设为随机影响模型，用H表示Hausman统计量，H=256.3253，对应概率是0.000 0，说明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因此应选择固定影响模型为模型的影响形式。 2结果与分析 2.1北疆地区分析

新疆北疆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的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由表3可见，北疆地区各县（市）截距项平均为-2.366 6，昌吉市截距项最高，为8.923 5；其次是玛纳斯县和阜康市；伊宁市截距项最低，为-34.875 1；其他地区截距项较低，且大部分为负数。截距项不同说明农村普惠性金融性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础效应不同，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户收入水平匹配程度不同。截距项越高，说明基础效应越强，匹配程度越高。如截距项低的伊宁市和哈密市，该地区农户收入在新疆属于中等水平，但其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却处于较高水平。

除巩留县外，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北疆地区农民收入均影响显著，其中16个县（市）具有正效应，24个县（市）具有负效应，IFI系数平均值为-0.311 8。对于具有正效应的县（市），说明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些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发挥了其减困效应，效果最显著的是奇台县和伊吾县，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户收入分别提高4.8%、3.9%。负效应较显

著的尼勒克县、昭苏县、察布察尔县等，属于伊犁州直属县（市），是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偏远地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在新疆前列，而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影响的负效应与农户收入快速增长相矛盾，说明该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支持力度被严重弱化。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昌吉市、博乐市等具有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却对农户增收产生负效应，究其原因是这些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对资金的高需求，农村金融机构在自身逐利动机的驱使下，使农村资金向非农领域外流，同时农村金融服务的高交易成本和低收益性也加深了金融排斥效应，造成资金错配，使农村资金“偏农离农”，进而导致农村经济发展差异，最终影响农民收入增长。虽然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实质上其并没有发挥支农作用，反而加剧农村金融排斥。说明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减困效应易被弱化，排斥效应易被强化，同时也说明一定程度上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间接影响的涓滴效应是潜在而非现实的，对该地区贫困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并没有明显促进作用。 表3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新疆北疆地区农户 2.2南疆地区分析

新疆南疆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的

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由表4可见，南疆地区各县（市）截距项平均为0.020 9，尉犁县最高，为8.881 8；喀什市最低，为-10.960 5。南疆地区平均截距比北疆高，说明南疆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基础效应优于北疆地区。同样，截距最低的喀什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处于新疆中下水平，但其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却处于较高水平，说明近年来该地区普惠性金融的发展并没有明显发挥其减困效应。 除轮台县和莎车县外，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均对南疆地区农民收入有显著影响，其中23个县（市）具有正效应，19个

表4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新疆南疆地区农户收入 增长效应的回归分析

县（市）具有负效应，IFI系数平均值为0.104 2。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增收促进作用最明显的有疏勒县、若羌县、拜城县等，如疏勒县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4.9%。疏勒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均较低，巴楚县、柯坪县、疏附县、叶城县等与其水平相近地区的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民增收促进明显，说明这些地区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支持还远远不够。近年来若羌县、拜城县等地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迅猛，尤其是若羌县的IFI值7年间增长超过1倍，与此同时，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增速也位居新疆第1位。

对于疏勒县、巴楚县、柯坪县、疏附县、叶城县等多民族聚居、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虽然整体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但近年来在不断改善，这些地区通过宣传、支持、推广农户使用“惠农卡”，发放小额贷款，积极为农户授信，银政合作支持特色农业产业，引进和成立以服务“三农”为方向的新型金融组织（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措施，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减少地理、评估、条件、营销等方面的金融排斥效应，加深了普惠性金融服务的深度，明显地促进了农民增收。这些地区农户收入的快速增长与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紧密联系，也说明普惠性农村金融发展对贫困地区农户具有很好的减困效应。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的效应是同时进行的，不是单一的某一方面，普惠性金融的发展在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减少金融排斥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和福利改善，增加农民收入。

此外，阿克陶县、塔什库尔干县等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较低的贫困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负效应，其偏远的地理位置、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多民族聚居、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等性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该地区存在金融排斥。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北疆地区分析结果一致，库尔勒市、阿克苏市等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却存在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负效应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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