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流动政策论文(5)

这一不流动比例是所有阶层当中最高的。最初职业为农业劳动者的人约1/4 流向了其他阶层。流向三个优势地位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比例不到2%, 流向三个中间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的比例约为1/10, 流向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的比例接近15%.这种只能少量输出而几乎不流入的社会流动模式, 一方面表明农业劳动者阶层的人数和规模在逐渐缩小;另一方面也说明此阶层在社会流动链序列中是等级地位最低的阶层( 除了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进行地域流动和外出打工的机会大大增加, 但从社会流动角度来看, 农业劳动者阶层是流出率最低和上升流动机会最少的社会阶层。

3. 阶层流动

在阶层上从低收入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向比其高的职业收入阶层流动。1980 年以前, 农业劳动者阶层高度稳定, 流出率和流入率极低。在整个80年代, 这一阶层的流出率逐渐提高, 约2/10 的农业劳动者流向其他阶层, 主要是流向个体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 但与此同时, 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流入率仍然极低。到90 年代, 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流出率和流入率都有较大幅度提高, 它不再是不流动比例最高的阶层。大约半数的农业劳动者流向其他阶层, 流动的主要方向仍然是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同时, 这一阶层成员约有3/10 由其他阶层流入, 最主要的流入来源是产业工人阶层。这可能是由于乡镇企业大量收缩, 部分乡镇企业工人回流到农业生产领域。

农业劳动者阶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只出不进而且具有高度稳定性的阶层。这种只能少量输出而几乎不流入的社会流动模式, 一方面表明农业劳动者阶层的人数和规模在逐渐缩小;另一方面也说明此阶层在社会流动链序列中是等级地位底层的阶层。

（三）当前中国农民社会流动的走向

1. 高世袭率和高同职率

以父亲为基准看儿子同样从事农业的比例, 叫世袭率。以儿子为基准看父亲从事农业的比例, 为区别世袭率, 叫同职率。农业劳动者阶层是一个代际继承性最为强烈的阶层, 虽然改革开放以后, 基于各种原因而处于流动状态中的农民, 流出农村后绝大多数都不再从事农业活动, 其社会身分发生了“ 实质性”的变化, 但据陆学艺统计, 92.8%的农业劳动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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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于农民家庭, 同时, 超过半数的农民家庭的子女( 54.9%) 仍然是农业劳动者。这一阶层的代际继承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导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农业劳动者阶层成员中, 98.4%是农业户口, 89.8%居住于农村地区。

在社会流动研究中是从个人地位的完成能在多大程度上脱离开出身阶层的制约的观点来论述机会平等的, 而且无一例外是以“ 完全流动”的概念作为判断现实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机会均等状态的基准的。完全流动的概念代表了作为出身阶层的父亲的地位与作为到达阶层的儿子的地位之间没有相关关系的状态。即父子的地位之间没有任何特别的联系。这也是衡量一个社会开放性的系数。中国社会农民流动的高世袭率和高同职率, 说明中国农民身分的固定性, 构成了农民社会流动的重要特点。当前中国农民流动, 只不过是农民为寻找其他生活来源而暂时或长期离开农村而处于流动状态, 仅仅是“ 位置的移动”。中国社会还远远没有达到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开放程度。

2. 职业流动大而地位上升小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民虽然大量外出, 在各城市和各工种之间四处打工, 如前所述, 农民已经分化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而且这些阶层之间的边界还不是很明确, 各种各样的兼业化现象是比较明显的。但农民不断再次职业流动而地位变化却微小。

从主观上看, 农民受到自身教育水平的约束, 多数农民仅受过小学教育, 由于受教育水平低, 他们不具备职业地位上升的条件。与教育程度低相关, 农民受到自身技术能力的约束, 由于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 农民很难在城市竞争中获得地位的上升。

从客观上看, 农民受到户籍身分的限制, 在职业流动过程中没有地位的累积。城市居民在单位里的工作业绩是可以累积的, 这种业绩累积逐渐地变为晋升的基础, 于是就有了地位的累积。地位的累积是个人的一种资本, 当职工在单位之间流动时, 是可以将这种资本从一个单位带到另一个单位的。农民工则相反, 他们不是正式职工, 在城市中又没有正式户口, 对于他们来说, 一切都是不稳定的, 因此, 无论是业绩, 还是地位都无法累积。由于不能累积, 自然职业地位就难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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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民的基本社会流动方向是上升和非农化

在现代化背景下, 随着社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还带来生活方式及社会构造的变化, 以农业为中心的职业构造进一步向以制造业、服务业为中心的职业构造发展, 带来了职业的移动。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 再进一步由工业社会转向摆脱工业社会———这一过程中, 在整个社会创造了职业移动的最大可能性。因此, 我国的农业劳动者基本流动方向是非农化。农民流动, 实质上就是通过乡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使农民逐步从土地的束缚中摆脱和解放出来, 实现农民职业与身分的分离。也就是农民转化为非农民, 从职业转移起步,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农民非农民化的逻辑起点。从一定意义上讲, 农民的前途只有一个, 这就是非农化。当前中国农民工的大量出现是农民非农化的重要表现, 但是, 中国社会目前在自由迁徙方面对农民的限制, 在农民进城后对其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歧视, 以及强化土地对于农民最低生存限度保障功能等做法, 客观上起了限制农民进城, 让农民无法离开土地, 进而将城市和农村继续分隔开来的作用。这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 也不符合现代化的趋势。

四、农民工流动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进行地域流动和外出打工的机会大大增加, 但从社会流动角度来看, 农业劳动者阶层仍然是流出率最低和上升流动机会最少的社会阶层。而且由于农民已经是现代社会职业分层的最下端了, 他们的流动只能是向上的, 很难是向下的。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流动，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伴随着超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由于认识及相关政策和制度的严重滞后，管理跟不上等因素，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现从流出地、流入地角度分析，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分别对农村和城市的发展都产生一定影响。

（一）对流入地（城市）的经济影响

1. 积极影响：

第一，为城市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扩大了对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经济需求，推动了经济增长。农民进城务工解决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并降低了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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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成本，将有力地促进我国工业起飞和经济起飞。同时，大批农民长期生活在城市，刺激当地生活和生产资料的需求，促进了城市消费市场的扩大，可以牵动生产的发展和储蓄增加。此外，世界银行等机构研究证明，劳动力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重新配置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大约为16%到20%。我国农村现在约还有2亿劳动力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将农业中大量存在的“零值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不会减少农业产出量，却可以带来国民经济产出量的增长。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加快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三十年来，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断流向城市，填补了城市某些行业劳动力的短缺，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二，加快了城市建设速度，缓解了城市基础设施与工业发展、城市发展的矛盾。我国的建筑业长期落后，由于施工力量问题，很多建设项目拉长了工期，提高了造价。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更是如此。农民工进城后成了建筑业的一支生力军。城市矗立起一片片高楼大厦，机打的缓解了交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农民工的功劳不可磨灭。

第三，加快了城市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加速城市产业结构调整。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服务业萎缩。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从事经商、办服务业，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大了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快了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城里的清洁业、托运业、修车业、装修业、废品收购业以及其他苦、累、脏、险行业，如果没有民工，所有这些纯体力劳动性质的服务业也许将陷于瘫痪。

第四，有利于吸引外资，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工流入城市，使我国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明显即大量农村劳动力使得厂商能够获得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从而获得更高的

利润率。相当长的时间，成为外资迅速涌入我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2. 消极影响：

（1) 增加了城市的管理成本。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使城市的管理难度增大，管理费用提高。由于农村流动人口活动内容较广泛，滞留时间不一，因而对城市的暂住人口管理（包括商品和劳务市场）、交通管理、生产管理、建筑管理、市容管理、计划生育管理、治安管理诸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流动民工的犯罪问题都比较突出，对城市的治安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管理成本。当这些管理措施限不上时，就会出现一些混乱的状况。

（2) 城市交通问题。大规模无序的农民工流动极大地加重了城市交通负担。农民工和农村大学生在节日尤其是春节前后，流量集中，加剧了铁路交通运输紧张，甚至造成全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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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紧张和城市超负荷运转。

（3) 滋生了新的人口问题。农村流动人口与家庭成员尤其是配偶的频繁或长期分离可能影响家庭的稳定性。另外，由于现行户籍制度下不允许农民进城（这里指大中城市）落户务工经商，对流动人口又缺乏新的有效地管理手段，因而使城市不仅没有成为限制人口增长的现代生活天地，反而成为“超生游击队”的隐蔽所，流动民工很容易逃避计划生育责任，超生现象十分严重。

（4) 加剧了城市就业的压力。农村每年有几千万流动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求工作，而城市中每年的待业人员不断增加，同时又不断有新增劳动力出现。据统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目前有面临1000万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巨大压力,每年城镇需要安排2200万人～2300万人就业。需要就业的劳动力数量急剧膨胀，加大了就业的压力。

（二）对流出地（农村）的经济影响

1. 积极影响

第一，劳务经济与经济结构调整有机地结合起来。 农民到城市务工促进了农民就业观念的变化，农村劳动力向二、三 产业转移，农民兼业化、非农化更加普遍。同时，外出务工农民带回了资金、技术、信息和市场，缓解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要求短缩的瓶颈问题，推动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带动了地方产业的发展。

第二，提高了农户收入，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统计数据及实证都表明有流动劳动力农户比无流动劳动力农户具有更高的收入能力。特别是最近几年，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到城里务工获得的收入越来越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当一部分流动劳动力积累了一定的收入，然后或者向城镇迁移，或者回乡村搞规模性的农业经营。毋庸置疑，这些对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质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亿万农民进城务工，为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据2001年中央政研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作的一项有关农民收入状况的调查显示，最高收入组中外出劳务投工为21.5%，而最低收入组中外出劳务投工仅占12.0%。“在中部乡村，除了粮食生产外，打工已经成为当地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

第三，向农村传播先进文化和城市文明。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走出了传统的农业工作并投入到城市生活中，不仅带回了打工的收入，更带回了先进的文化和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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