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平的欢乐声中, 盲目乐观、高枕无忧, 不讲忧患意识, 听不得弊端舆论, 从而失去了应变时机。
其次, 它告诉人们, 要随时注意资本制度内部机制和政策的及时调整。1972-1974年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67年全国经济学家俱乐部第一任主席, 赫伯特·斯坦在《总统经济学》一书中说:“对于1930-1980年整整半个世纪中经济萧条在美国产生的思想和政策的重大影响的重大意义, 评价再高, 也是不过份的。整整一代的政治家们、经济学家们以至普通公民都曾对经济萧条耿耿于怀。”“要是忘记了大危机, 认为它不曾发生或不可能再发生, 那就大错特错了。”“大萧条描述的是旧有的政策, 它为新政策的产生敞开了大门。”
第三, 大危机的恶化和各国政府的以邻为壑自保政策密切相关, 这种保护主义政策损人而不利己,这表明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极为重要。大危机给人们的重要启示是正确认识经济危机的两重性。一般说来, 经济危机是坏事, 而不是好事。问题在于在一定条件下, 它能否变坏事为好事。在大危机期间, 许多人只认为这是件大坏事, 只表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深化和资本主义末日的加速来临。然而, 在迫使政府进行的反危机调整内部机制的过程中, 有可能形成新的运行机制, 出现新的良性循环, 逐步由坏事变为好事, 成为一种难得的机遇, 和一种推动变革的紧迫的信号。
二 赫伯特·胡佛政府的反危机自愿合作政策
1.软弱无力的“自愿合作”政策
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蔓延,部分企业家为克服困境也强烈要求政府调整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胡佛政府也被迫采取了局部的反危机措施。它集中表现在1931年开始推行以维护自由放任原则为前提,倡导地方和民间团体自愿联合的政策。1929年11月15日起,胡佛召开了一系列有企业界人士和劳工领袖参加的白宫会议,要求工商界、各个社团劳工领袖、地方政府官员尽可能用正常的办法,帮助联邦政府改善经济局势。12月胡佛要求国会通过降低所得税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获益的只是富有的企业主。
还在1929年6月,国会曾经通过一项农产品的销售法令,拨款5亿美元帮助农产品以不低于世界市场价格向国际市场推销,在危机爆发后,胡佛强调政府不要卷入任何物价管制举动之中,因而无助于解决每况愈下的农业困境。
为了防止农业继续恶化,1932年12月胡佛要求国会通过一项调整耕地面积的法令,但是它的力度不足。1932年1月,胡佛还签署联邦土地银行法,增加1.25亿股本,用以扩大富有农场主的救援。为了稳定信贷和和挽救小房产主,1932年7月22日,胡佛还签署了联邦住宅贷款银行法,规定建立一个拥有1.25亿美元资金的住宅贷款银行。但是这些努力对于日益恶化的危机局势来说,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在国际贸易领域,胡佛采取了高关税保护政策, 1930年6月,胡佛签署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提高了75种农产品和925种工业品的关税率,全部关税平均税率由33%增加到40%。这一措施引起了国际市场的报复,从而加剧了危机的恶化。
胡佛政府最重要的的反危机举措是成立复兴金融公司,它是由国会在1932年1月16日通过,总统1月22日签署生效的。该公司拥有5亿美元的资金,有权借贷15亿美元的免税证券,可以在全国30个城市设立办事处,用以挽救银行、铁路、建筑、贷款公司及其它金融机构。1932年7月,国会又通过了经济救济与工程法,使得复信金融公司的借贷能力达到33亿美元。这个机构被人们称为“专帮大企业的忙”的“大企业救济所”。资金的一半落到银行和保险公司手里,只有3亿美元左右用于农业贷款及救济失业工人。
需要指出,胡佛的反危机政策的核心是坚持推行自愿合作联合政策。1930年12月2日,胡佛在第二个国情咨文中说:“经济创伤只能由经济实体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自我治疗。”“每一个人都应该设法帮助比他不幸的邻居;每一个企业都应该帮助它的雇员;每一个社区和每一个州都应该负起责任来组织就业和救济活动”。“政府可以作出最佳贡献在于鼓励地方上的相互合作。各级政府----联邦、州、县要加入各社区的救济活动并尽其应尽的本职。”
为此,1931年成立了由电话电报公司总经理吉福德为局长的失业救济局,但是胡佛强调主要由私人慈善机构来解决失业救济事项。胡佛还批准了摩根支持的所谓“邻居互助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每个人都应负责帮助他的四邻中的困难者。这样一来,摩根只需要帮助住在他的住宅四周的四五十家不幸者就算尽职了,而那些一般每周只有一两天工作机会的人,也同样需要去那些贫民区的邻居们。
胡佛倡导轮流工作制度,要求公务员实行一年中有一个月的无薪休假,以便使更多得的人获得工作机会。强调社会应当关心失业者、儿童、老人、病残者,但是这种关心主要应当通过人们的自愿联合和地方政府的关照来完成,联邦政府的责任只是引导而不是具体干预。然而面对1 700万的失业大军,单靠地方和私人团体自愿互助,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胡佛的自愿联合政策,强烈反对由联邦政府来实行大规模的救济活动和公共工程活动。在1930年至1931年的第71届国会期间,不少议员要求胡佛政府实行联邦政府的直接救援计划,发展马瑟尔肖斯水电枢纽工程等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但是胡佛否决了由联邦政府来经营这些工程的法案,声称由政府来经营工程是退化行为。他强调:“究竟是由美国人民通过自愿的赠与和地方政府的职责来保持仁爱和相互的自助的精神呢?还是由联邦政府财政部拨款用于同一目的?这是有区别的。”“假如我们开始这种性质的拨款,我们就不仅危害了美国人民生活中极宝贵的品质,而且打击了自治的基础。”
1932年8月,胡佛在一次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时坚持说:实施失业保险和贫民救济就是挪用工商业的资金,“联邦政府一干预,这种保险,就会一成不变地堕落为仅仅的布施。”他还认为:“对我们国家的理想和精神来说,自愿自觉的行动总比从国库里拨出款来要强上千百倍。”美国不可能“靠乱花钱得到繁荣。”显然这种自愿联合政策并不是大国家干预政策的体现,它仍然基本上是有限干预的放任政策。
事实上,胡佛从开始政治生涯到总统卸职的几十年间,一直没有放弃自由放任主义哲学。还在1928年10月他在靠奋斗的个人主义哲学的演说中就宣称:“美国制度是建立在一种自治政府的特殊概念之上而以地方分权为基础的。”“美国制度是个人奋斗的自由放任主义”“我目睹了国内外的政府干预商业的失败”。“共和党使政府回到了公断人的地位,不再做游乐场上的参加人。”胡佛是依据他的传统观念和政策来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的,
他向全国宣布:“我们在上一个世纪中,曾经历不下15次大的不景气”,“但是,我们每次从不景气中挣脱出来而走进新的阶段的时候,所达到的总是一个比过去更繁荣的阶段,这一次我们也一定是这样的。”
2.旧时代的结束
胡佛总统虽然面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困扰,但是开始时危机刚刚展开尚未到达锅底, 政治危机刚刚显露; 传统自由放任政策处于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同时反危机的经验也一无借鉴。尽管胡佛政府也实行联邦政府的救济,资助濒于破产的工业和农业,并且管制对外贸易。
但是在社会救济和保障的重点上主要是强调地方政府、州政府及企业的救济; 强调单纯性救济,救济的重点则是大资产者、大农场主。胡佛政府不是全面整顿工农业,而是局部调整工农业生产;不是扩大公共工程的规模,而是缩小公共工程的规模;不是由联邦政府来主持公共工程, 而是强调由地方政府来承办;不是赤字财政,而是平衡预算,不是废除金本位,而是保留金本位;不是全面整顿金融财政,而是局部地加以修补;不是改变管理体制,而是保持体制不变;不是扩大联邦政府的干预职能,而是强调联邦政府少干预为妙。
在反危机的指导思想上,不是强化国家干预,而是强调自由放任;不是照顾到一般资产阶级及中下层的承受能力,而是着重照顾大资产阶级利益;不是实用主义的随机应变,而是坚持传统的庸俗经济学。胡佛的自愿联合政策,虽然已经不是原来那种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 它是垄断资产阶级在原有轨道上的一种摆脱危机的尝试,但是仍然坚持不由联邦政府采取强化干预的自由放任哲学。它把自由竞争、自由调节、自由放任放在高于一切、高于资本主义利益总代表的国家利益之上。
胡佛的反危机措施就其实践来说, 实际上反映了传统的自由放任庸俗经济理论,和其后新兴的凯恩斯经济理论间的原则区别。当然, 在一定意义上胡佛的自愿联合政策,是由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到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干预政策的转变。
就反危机后果而言,胡佛的措施尤如杯水车薪, 无济于事, 从而错过了宝贵机遇, 但也为后人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教训。可以说,胡佛是固守自由放任主义的末代总统。不过胡佛的政策主张对战后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福特、里根和布什共和党政府有着重要影响, 在战后的54年间, 共和党执政27年。在考察当代美国经济发展史的时候,如果仅仅强调罗斯福新政的影响, 而忽视胡佛为代表的自由放任思潮的影响,是不全面的。
需要说明,70年代以来,在美国史学界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胡佛及其危机措施的潮流,同情胡佛的处境,赞扬和肯定胡佛的反危机措施,这种再评价是和战后保守主义思潮抬头、地方分权主张兴起分不开的。如果说,当年胡佛的自愿联合政策这一反危机措施的失败,标志着传统自由放任主义的危机,那么,今天对胡佛自愿联合政策的重新评价,则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理论面临新的困境。
当然从学术角度看,无论是倾向肯定还是否定胡佛的自愿联合政策,对于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成果都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评价胡佛反危机措施的功过,不应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同时衡量资本统治代表人物的客观标准也只有一个,即归根到底要看他和他的政策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保护、恢复和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改善或恶化的遏制。
显然我们不能为适应保守主义抬头的需要而改写胡佛政府的反危机历史。有的学者还把胡佛的自愿联合等同于美国社会中的传统美德社区互助和自愿合作,这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胡佛倡导的自愿联合反映的垄断资本主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志,而非劳动人民中朴素的团结互助精神,更不能和美利坚民族精神相混淆。
无可否认,胡佛的反危机措施和罗斯福新政有着多方面的联系,胡佛政策的失败为罗斯福新政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他的某些措施也成为新政改革的初步基础,但是胡佛的反危机措施绝不是新政的倡导者,而只能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
第八讲 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改革
在美国现代史、美国经济发展史和20世纪世界现代史上,罗斯福新政是最具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罗斯福新政改革挽救了美国的现代资本主义,并带来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就本世纪的改革而言,罗斯福新政也是资本主义世界最为重要、最影响的一次改革。
一 罗斯福新政措施
1. 临危不惧,推行新政
1932年7月2日,纽约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坚忍不拔毅力扔掉双拐从轮椅上站立起来,接受了总统竞选候选人提名,并发表演说称:“如果竞选成功,我保证为美国人民施行新政。”这位自1921年8月起患小儿麻痹症下身完全瘫痪的政治家,给人们以誓死力挽狂澜,拯救濒于崩溃的资本国家的可敬可佩形象。
1932年11月,罗斯福以472张压倒多数的选举人票,战胜胡佛当选第32任美国总统。他在1933年3月4日的总统就职典礼上,号召美国人民战胜对经济大危机的恐惧心理说:“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批评前领导“脱不开过时传统的窼臼”,宣布“我们首要任务是给人民工作”,“要把救济工作统一掌握起来。”“要求国会准许使用应付危机的唯一手段----向非常状况开战的广泛的行政权力。”
他依靠华莱士(农业部长)、伊克斯(内政部长)、珀金斯(劳工部长)、霍普金斯(商务部长)以及来自哈佛大学和哥伦亚大学教授莫利、特格韦尔、伯利等新政派智囊团精英人士,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修订政策,从1933年3月9日-6月16日间,通过国会和政府先后颁布了70多个新政立法和命令,史称《百日新政》。
罗斯福新政,一般指1933--1939年期间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政策,罗斯福的对外政策并不包括在内。1933-1935年初为第一次新政,主要目的在于复兴和救济;
1935-1939年为第二次新政,主要意图在改革。由于复兴(RECOVERY )、救济(,RELIEF )、改革(REFORM)三个英文字母开头都是R,所有人们称罗斯福新政为三R计划。在新政期间,总共颁布了700多项法令,涉及整顿财政金融、调整工业生产、节制农业发展、实行社会救济、举办公共工程、调整三权分立体制等六个方面。有人统计,在罗斯福新政任内所讨论的有关美国经济生活、社会问题,比以前历届总统所讨论的相关问题加在一起还要多。
2.大刀阔斧,整顿财政
第一,整顿银行。主要有其一,1933年3月9日,国会召开特别会议通过决议,四小时后总统签署命令,颁布《银行紧急法令》,授权总统全权整顿破产银行,由政府提供35亿美元贷款,帮助有信誉的银行复业,同时颁布《存款保险法》,稳定储户对银行的信心。在此前的3月5日,罗斯福下令禁止囤积黄金,3月6日总统颁布命令暂停银行活动进行整顿。3月12日罗斯福首次发表“炉边谈话”解释政府的改革银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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