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发展史专题15讲(6)

行为和不公平竞争,却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从农村到城市都出现了自下而上的反托拉斯弊端、保护自由竞争的浪潮，并且兴起了民粹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浪潮。

铁路部门是最先在限制垄断方面取得成效的地方，经过10多年的较量，1887年2月4日克里夫兰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州际贸易法案。根据这一法案,规定建立一个五人州际委员会,他有权检查铁路营业情况,规定铁路公司应公布公平合理的运费率, 禁止超额运费和不等价运输, 如铁路公司拒绝服从州际贸易委员会的决定, 则该委员会可向联邦法院提出控诉。它不仅限制铁路公司“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商品之间采取不公正的差别待遇”, 主张公平竞争; 而且, 禁止在销售问题上的跨州垄断, 对当时流行美国的普尔形式即低级垄断组织——同类股份公司企业间为控制物价订立分配的分配营业的联营组织进行限制,表明联邦的权威首次伸展到私人经营的领域。

在美国全国范围强大的反托拉斯运动压力下, 1890年7月2日,国会正式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它规定凡以托拉斯或其它形式成立合同、联合或阴谋限制州际贸易或对外贸易者, 均属非法(第一条); 任何人如独占垄断、企图独占垄断或与其他任何人联合或共谋、藉以独占垄断州际间或对外贸易或商业之任何一部分者, 均应视为犯罪(第二条)。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通过是双重妥协的产物。一方面，它是美国政府为缓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垄断弊端不满情绪所作的妥协，另一方面又是垄断资本势力对于没有参与垄断的经营者不满情绪的妥协。它是在群众性的压力下，保护自由竞争，限制私人垄断的过激行为，维护市场经济机制正常运行的立法举措。这种带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的立法干预并没有触动垄断统治的根基，而是更好地扶持垄断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

它的性质,是改善和调整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过渡期间各个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它的根本目的不是取消垄断，而是限制它在发展中的明显弊端，从而改善资本制度，保障资本社会由自由向垄断的平稳过渡。

在农村,对垄断的不满集中表现在平民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兴起上。垄断资本活动在美国西部和南部的扩张,不仅改变了内战后的地域结构，也调整了社会阶级关系。西部和南部的农场主日益沦为垄断资本的附庸，从而引起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它的直接序幕就是同铁路公司的劣行开展的斗争。

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治团体,在60-70年代有格兰其运动(农民协进会);在70-80年代有绿背纸币党运动; 在80年代有农民联盟运动; 在90年代初则为人民党运动，即平民党运动。

格兰其运动是19世纪下半叶最早形式的农民运动，主张通过宣传教育、合作互助和社会改革来帮助农民摆脱困境，抵御垄断剥削。

绿背纸币党运动是1873年财政危机直接产物，它们反对金本位制，主张无限制铸造银币。农民联盟运动为抵制垄断资本的盘剥，提出了低息农业贷款计划。

1892年7月在内布斯加的奥马哈举行的人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则提出了反对垄断弊端的系统政纲。其中包括在经济方面主张实行自由土地、无限制地铸造银币和金币、增加货币流通量、实行累进所得税、设立邮政储蓄银行、实施铁路，电报和电话等公用事业的国有化、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禁止监视劳工、推行国库分库计划等。在政治方面主张直接无记名投票选举参议员、实行公民创制权和投票权等。

人民党在1892年当年大选中，获得了8.5%的普选票和22张选举人票,有三人当选国会参议员、10人当选国会众议员、4人当选州长，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是美国人民党成分的分散性和农民利益的多样性,使得人民党的政治主张十分复杂，而且移民的高度流动性,使农民政党和团体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统一的政治力量；农民运动的致命弱点，又使他们在工业化社会中难以独立地取得胜利并巩固运动的成果。而且他们的政纲中某些主张并不和历史潮流相吻合，他们维护的是旧日的“美好时光”而不是发展和创造未来，是用保护小生产的办法来挽救农业。

人民党的基本主张又被民主党政纲相吸收，这样人民党终于失去了作为独立政党的政治基础，1896年人民党和民主党联合提名总统候选人，表明人民党作为独立力量从政治舞台上的消失。尽管如此,人民党的改革运动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它对资产阶级两党制起一种制约作用，并在不小的程度上影响美国现代史开端时期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两党政治，成为现代美国一系列改革运动的先声，成为从杰斐逊、杰克逊民主到罗斯福新政改革的桥梁，它也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制约美国两党制的第三党运动。它还显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改革运动的行进,需要考虑到广大民众的适应能力。

在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对垄断弊端不满和要求改革，争取进步公正的愿望反映在新闻界揭发黑幕运动上，斯蒂芬斯·林肯的《城市的羞耻》,揭露了城市的黑暗。塔贝尔·艾达的《美孚石油公司史》,揭露了洛克菲勒家族发家的丑恶。贝克的《铁路公司受审判》,控诉了铁路公司的不法行径。劳逊的《发狂的财政》,揭露了华尔街资本家的劣行。拉尔塞的《世界上最大的托拉斯》,揭露了牛肉托拉斯的黑暗。辛克莱的《屠场》,则对屠宰托斯的丑恶黑幕进行了深刻揭露。

在美国近代史上，独立革命和南北战争无疑对美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而多方面的影响，但是一两次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推动近代历史进程的还有三次改革和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它在美国近代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第七讲 三十年代大危机和胡佛总统的反危机措施

一． 三十年代严重经济和政治危机

1.史无前例的浩劫

1929年10月下旬, 以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大危机为标志, 爆发了一场资本主义世界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和政治大危机,它很快向欧洲、北美、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蔓延, 并波及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 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次危机前后持续4年, 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损失价值2 500亿美元, 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物质损失还多800亿美元, 成为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世界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在整个大危机期间, 引起了金融货币、信用和财政的全面危机。1929年10月24日“黑色的星期四”,纽约股票市场抛出1 300万股, 超出正常标准的100万股以下, 在10月29日最糟糕的一天,抛出股票1 650万股, 开始了经济大危机时期。从10月24日到12月底, 纽约市场股票价值总共下跌了450亿美元左右。从1929-1932年间, 由于跌价而造成的证券贬值, 美国为840亿美元。危机期间, 股票价格指数下降的幅度达51％。1928年美国发行的有价证券共13亿美元, 到1933年只有160万美元。1929-1933年美国破产的银行共10 500家, 占银行总数的49％。美国的进出口在1930年为10.1亿美元, 而1933年只有10万美元。

大危机使失业人数达有史以来的创记录水平,失业率高达24.9％。大危机使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 企业倒闭, 大量工人失业。1932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与1929年相比, 下降了46.2％。危机期间美国的机床制造业下降了80％, 生铁下降了79.4％(倒退了37年), 钢铁下降了75.8％(倒退了28年), 汽车下降了74.6％, 采煤量下降了40.9％。最严重时汽车的开工率只有5％。企业倒闭数在13万家以上。

大危机迅速蔓延成为世界规模的农业危机, 它涉及到谷物、畜牧、林业等技术作业部门, 造成生产大破坏, 大批农民破产和农民收入大幅度减少。由于农业危机与工业危机的交织, 工业对农产品需求的大幅度减少和城乡居民购买力急剧下降, 加深了农业的慢性危机。农业危机造成的农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减少,又反过来使工业危机深化。大危机期间, 美国的农产品价格指数下降了56％, 农民总收入下降了57％。农业生产力的严重过剩引起了生产力的大倒退和大破坏, 许多农场手工劳动取代了机器操作, 农田管理质量急剧下降, 谷物、棉花等农作物烂在地里或被当作燃料, 牛奶、咖啡等饮料被倒入江海、牲畜被宰杀。在大危机的打击下,国民收入大幅度下降,美国减少了54.69％。

在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同时,还出现了普遍严重的政治危机。伴随着资本世界的经济大危机, 法西斯主义思潮泛滥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 大规模的反饥饿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高涨。1930年3月6日, 美国爆发了125万人参加的大示威; 1932年春夏,2万退伍军人向华盛顿进军, 导致政府在7月28日动用军队镇压。法西斯主义思潮的泛滥,在美国黑色军团、三Ｋ党和德美联盟等法西斯组织和右翼团体十分活跃,但是并不占主导地位。

美国的法西斯主义之所以未能得逞,原因在于美国在经济上的强大和稳固使得美国有可能用改良方法来阻止危机的蔓延,避免经济秩序的彻底破产;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民众中

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们宁愿寻求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新模式,而不愿接受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统治,美国的资产阶级两党都不愿法西斯主义上台。

这次大危机的明显特点是持续时间长、危害程度深、渗透各个领域、波及全世界,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经济和政治全面危机。以往经济危机周期的过程,是由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相继的, 这次在大危机的谷底结束后并未出现繁荣, 而是持续萧条, 到了1937年又发生了短暂的经济危机。这次财政信贷、外贸、工业和农业的全面危机, 不仅涉及生产领域, 而且涉及流通、分配等领域。

2.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

这是一次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其原因:“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这个基本矛盾的表现, 是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需要指出, 所以造成30年代大危机尤为严重的加剧原因, 与各国政府的国内政策中的失误和国际协调不力有关。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迅速发展中忽视了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 政府没有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调整。在某种意义上, 这次大危机的恶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世界潜在经济问题和自由放任政策恶性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各国政府的政策负有主要的责任。这次生产过剩危机美国所受的影响所以最为严重，是由于长达60多年的经济迅速发展和相对稳定时期刺激生产发展因素的逐步消失; 固定资本大规模极盛时期也已结束; 长期以来盲目投资造成的比例失调带来了严重恶果; 严重的信贷危机使20年代盛行的分期付款的办法失灵; 农业的长期性慢性危机加深了工业危机; 企业开工不足, 失业大军的长期存在,使国内市场更加缩小; 信用危机加深了工农业危机; 高关税政策使世界市场愈来愈小。特别是胡佛政府在危机蔓延下,仍然坚持不合时宜的自由放任政策, 加剧了危机的恶化。

这里涉及如何估量2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从历史的观点来看,2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是美国内战以来美国发展高潮的一个顶点。从当时的情况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美国的竞争对手尚未恢复元气，各国缺少发展经济的必要资金，从而为美国的输出和商品输出创造的条件。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稳定政局又为美国的经济繁荣提供了较好的政治环境。此外就国内经济因素而言,刺激经济发展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一时期同时存在如前面提到的潜在危机，胡佛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对潜在危机置若罔闻造成了恶果。许多政界和经济界要员宣称美国已经进入“永久繁荣”阶段，“已经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20年代担任了八年商务部长，被誉为“伟大的部长”和“所有重要经济政策发言人”的胡佛,在1929年繁荣顶点时期入主白宫，1928年他在加州发表接受总统候选人竞选提名演说时称：“我们美国今天比任何国家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更加接近取得消灭贫困的最终胜利。”1928年10月22日，他在纽约发表竞选演说时又说：美国制度“已将我们追求人类幸福的伟大经验,在历史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传播得更远。”

1929年3月4日，他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说：“我们美国人民已临近最后征服贫困了，这是任何国家历史中所没有的”，“美国已经达到了历史上最舒适的程度。”“没有一个国家的

成果比美国更有保障了。”显然胡佛对于潜在危机毫不在意，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危机更无思想准备。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他否认危机的存在和严重，确信传统自由放任政策可以帮助美国安度困境。他一直持乐观的观望态度和视而不见的驼鸟政策。他认为1929年的股市崩溃“只是一件孤立事件。”，说什么“对美国经济的前途,或对美国企业经营能力哪怕有丝毫的不信任，都是蠢事。”他把大危机看成“一种心理现象”，并用“萧条”一词代之以“恐慌”或“危机”，说这样不至于“那么吓人”。

1929年12月12日, 危机形势急剧恶化，胡佛则发表声明说: 美国经济形势已经“回归正常”、“基本上是好的”。1930年3月,他又宣布:“失业的最恶劣的影响将在60天内消失”。1930年5月2日,胡佛向国人宣布“我确信我们已走过了最险恶的一段”。1930年7月,胡佛对一些工商业代表来到白宫要求政府采取挽救危机的紧急措施时说:“先生们, 你们迟来了六个礼拜, 危机现在过去了”。

1930年12月2日,他在国情咨文中宣称:“几个月前, 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复兴”。胡佛在1929年12月3日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 强调联邦政府还是少管闲事为好。1930年12月2日胡佛在第二个国情咨文中说:“经济不景气的问题是绝不能用立法的行动或行政的声明来解决的。”1931年12月8日, 胡佛在第三个国情咨文中说:“联邦政府应最少最少地介入经济领域”“即使介入也是暂时的和迫不得已的。”。

1932年胡佛在竞选连任的演说中宣称:“我国今后100百年往那里走,关键在于恪守美国传统, 而不是乱搞什么新花样。”1932年12月6日, 胡佛在第四个国情咨文中又说:联邦政府“只能扮演一个规范性的角色,而不能成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参加者。”可见,在胡佛政府坚持自由放任主义哲学和反对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思想指导下,不可能对经济过热中的潜在危机给予高度注视,并采取相应防止的对策,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3.危机和转机

怎样认识和评价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 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70年来的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使人们普遍认识到1929-1933年大危机并不是一两个因素造成的, 而是各种弊端和因素的综合产物。其中, 最主要的是要从内因去找。西方经济学家的各种药方不是否定资本制度, 而是为了完善资本制度, 在调整资本制度的内部机制上起了重要作用。不过一般学者回避了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问题。

沃尔特·李普曼的见解颇有代表性, 他说:“或许, 在人类知识的现阶段, 我们尚未具备理解这样一种大规模新型危机的条件, 而这或许就是我们的政治、金融和工业领袖们在这一问题上失败的原因。有谁预见到了整个危机并预告了它的进程? 就我所知并无一人。”“有人说, 这是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它也是一次人类理解能力的危机。”

大危机表明, 不仅19世纪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面临危机, 而且20世纪20年代那种已经偏离传统庸俗经济学,但仍反对大规模干预的自由放任主义也发生了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绝不是偶然的。正确认识三十年代大危机重演的条件,是研究30年代大危机的重要课题。首先, 繁荣与危机相关, 要居安思危, 清醒地看到可能存在的潜在危机, 防患于未然。正是20年代的相对繁荣景象, 使一些目光短浅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沉浸在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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