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动因分析及治理研究(2)

管理结构 财务资源 显性因素 组织目标 结构部分 水平面

隐蔽因素 情感 价值观 态度 图1.1舞弊冰山理论

资料来源：吴革.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防范与治理.中国注册会计师.2010年2月

技术部分 （2）会计舞弊三角形理论（三因素论）。美国的劳伦斯·索耶先生最早提出了舞弊因子学说，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对会计舞弊行为进行了相关研究，并提出了产生的三个条件：压力（Pressure）、机会（Opportunity）和自我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舞弊因子学说为后来的舞弊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舞弊理论分析的代表性学说。美国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ACFE）的创始人艾伯伦奇特（Albrecht）于1995年进一步发展了企业舞弊三角（FrauTriangle）理论，是迄今对财务报告舞弊行为进行分析的最具代表性的理论。Albrecht认为导致企业管理者舞弊的因素主要有机会、压力和借口。机会指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评价机制和监督惩罚等等；压力主要指经济财务压力和工作压力，对资本的急切需求以及个人的一些压力等；借口实质上与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有关，受教育、家庭、社会等影响。这三个条件形成舞弊三角形的三个顶点。

机会 压力

图1.2舞弊三角形理论

借口 资料来源：作者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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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计舞弊GONE理论（四因素论）。Bologua等人在1993年提出著名的“GONE”理论。该理论认为，舞弊由G（Oreed：贪婪）、O（Opportunity：机会）、N（Need：需要）、E（Exposure：暴露）四因子组成，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共同决定了舞弊风险的程度。贪婪和需要与个人有关，机会和暴露则与外部环境有关。舞弊者掌握的权力带来机会，是舞弊行为的必要基础。暴露是舞弊行为被发现、被揭露的可能性和惩罚的性质、程度等方面，也影响到舞弊者的决定。需要指舞弊行为的动机，而贪婪则是因道德水平的低下。GONE理论实质上讲述了会计舞弊产生的四个条件，认为舞弊者是否实施舞弊行为取决于舞弊行为被发现和揭露可能性的大小，以及被发现和揭露后的惩罚强弱。

（4）会计舞弊风险因子理论。Bologua等人在GONE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舞弊风险因子理论，也被称为是最完善的舞弊动因理论，舞弊风险因子理论将舞弊风险因子分为个别风险因子和一般风险因子。个别风险因子是指因人而异，且在组织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包括道德品质与动机。一般风险因子是指由组织或实体来控制的因素，包括舞弊的机会、舞弊被发现的概率以及舞弊被发现后舞弊者受罚的性质和程度。当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并且对实施舞弊行为有利时，舞弊就会发生。

国外对财务报告舞弊防范与治理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研究。

美国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证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1977年，美国又制定了《反国外贿赂法》。

Barker，Donald和Michael（1976）的研究认为，检查高层管理人员主导的公司氛围、交易和人事安排有利于建立起财务舞弊的控制系统，还可通过审计委会的复核等来预防高层管理人员的舞弊行为。

Elliott和Jacobson（1986）的研究发现，对舞弊预警信号的研究有助于CPA更好地发现舞弊，但CPA责任的不断提高与提高舞弊发现与防止的可能性并无显著的关联性。研究指出，确保控制环境、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的有效性，可以有效预防和发现会计舞弊。

1985年，美国成立了全美反财务报告舞弊委员会（Treadway Committee），1987年，该委员会提出了著名的反舞弊四层次机制理论，即高层的管理理念、业务经营过程的内部控制、内部审计、外部独立审计这四个层次，通过这四到防线可防止会计舞弊的发生。

Bologna，Lindquist和Wells（1993）提出建立一个良好的控制系统和良好的道德环境可以预防和发现会计舞弊。

1994年，由Treadway委员会赞助成立的COSO委员会在其提交的《内部控制：一个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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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框架》中，论述了内部控制对可信的财务报告的作用。1999年，COSO提交了《舞弊性财务报告《1987-1997》，通过对十年内的虚假财务报告的总结与回顾，对审计师们发现并预防财务报告舞弊提出了几点建议，1）密切关注企业的持续经营状况；（2）重视与企业前任会计师的审计状况，并及时进行沟通；（3）对无责任心的董事会和缺乏经验的审计委员会给予高度关注；（4）注意财务报告以外的事实和因素；（5）考虑被审计单位所处的行业风险。

Bologna和Lindquist（1995）提出了防范与发现财务舞弊的两种新工具：法务会计和舞弊审计。

Albrecht，Werns和Williams（1995）对预防和发现会计舞弊的对策提出了几点建议：减少会计舞弊发生的机会；在企业内培养诚实、开放文化氛围等。

Beasly（1996）指出，独立董事在公司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与虚假财务报告的发生率成反方向变动关系，独立董事多占的比例越多，虚假财务报告的发生率越小。研究结果同时表明，公司审计委员会与虚假财务报告的发生率并无太大关联，公司有无审计委员会以及审计委员会所占的比例并不显著的影响虚假财务报告的发生率。因此得出，董事会的构成情况对减少虚假财务报告的发生起着重要的作用，审计委员会的存在和组成对财务报告舞弊并不太大影响。

Raghunandan和Rama（1996）的研究表明，应要求被审计单位在财务报告中披露企业内部控制的相关情况，通过强化公司的内部控制来减少财务报告舞弊问题。

Fedders和Perry站在证券市场监管者的立场提出，认为治理财务舞弊的政策是SEC工作的重点， SEC的强制计划以及对管理当局讨论与分析报告的要求都有助于财务报告舞弊的治理。

1997年AICPA发布的SAS NO．82也确认了会计职业界有发现舞弊的职责。民间审计成为治理财务舞弊的一种外部控制机制。

1999年，蓝带委员会（Blue Ribbon Committee）提交的《蓝带委员会关于提高审计委员会效果的报告和建议》，标志着美国在寻求对付财务舞弊的对策上，重心已经开始转向公司治理结构。

在安然、世通等案件后，美国国会于2002年通过了对资本市场影响重大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简称SOX法案），这是美国公司法和证券法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由此对于会计舞弊行为的研究有了新的改革：（1）改革了会计准则制定模式；（2）改革了信息披露制度；（3）加强了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处罚力度；（4）加大了审计改革力度。华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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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提出了防治财务舞弊的四点对策：（1）加紧对存在不正当审计行为的企业的账目清理工作，要求其提供真实的财务报表；（2）会计师事务所应将审计业务和咨询业务分离，提高审计业务的独立性；各投资银行在提供的投资报告中，必须公布相关企业和该投资银行的关系；限制证券分析师拥有所辖公司股票的数额。

AICPA也发起了反舞弊措施，主要包括：提高职业谨慎；加强与管理当局和知晓人士的讨论；使用一些客户难以预计的审计测试；加强对管理当局超越内部控制的反应。 1.6.2国内关于财务舞弊的相关理论研究

陈少华将引起财务舞弊的因素归于内部原因和外在条件两个方面，内在原因主要包括：信息不对称、会计信息的公共商品属性、利益驱动、公司治理失效等，外部条件表现为市场机制的缺位、信息需求的不足、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缺失、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以及道德约束的弱化等。

张文贤（1997）将会计舞弊的原因概括为8点：法律不健全；“集体利益”保护色；官出数字，数字出官；顶得住的站不住，站不住的顶得住；社会的监控系统不健全；对贪污腐败问题打击不力；企业负责人对会计准则、政策、法律制度不了解；会计人员业务素质不高。

安徽省会计学会课题组（1999）将会计信息造假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1）国有企业产权中各行为主体的利益矛盾；（2）激励和约束机制的非对称性；（3）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政府职能的局限性。

南开大学会计系课题组（2000）经研究得出，主管部门不切实际的指标、监管不力、客观环境所迫、企业领导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严是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五大原因。

刘峰（2001）通过对四川红光实业公司的案例分析，从现有制度安排的角度分析了违法造假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认为现有的制度安排本身排斥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并诱发会计信息违法性失真。

黄世忠（2001）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和注册会计师聘任制度的缺陷、造假成本与造假收益的不对称、剥离与模拟等“会计创新”是造成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的深层次原因。

吴联生（2003）将会计信息失真分为规则性失真、违规性失真和行为性失真三类，并分别从会计秩序、会计信息不对称和人类有限理性三个角度分析其不同的成因，并给出相应证据。

娄权（2004）将财务报告舞弊的影响因素归类为四种：文化、动机、机会、权衡，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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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因子同时存在时，财务报告舞弊就会发生。

包福林（2007）从宏观监督体制不健全，会计从业人员的主观因素，法律责任的缺失三个方面论述了舞弊的动机。

于慧琴（2009）主要从降低政治成本、操纵股价、获取上市资格、避免被摘牌等方面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动机。

杨清香、俞林和陈娜（2010）以2003-2007年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董事会特征对财务舞弊的影响。通过研究得出：董事会与财务舞弊成U型关系；董事会持股比例与财务舞弊显著正相关；公司领导权结构和董事会稳定性与财务舞弊负相关；董事会会议频度对财务舞弊的抑制作用在逐步加强；独立董事比例和审计委员会与财务舞弊不存在相关性。

国内对对如何治理财务舞弊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

黄建伟（2000）认为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的对策应包括：（1）改革产权制度，塑造共有产权主体；（2）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3）完善注册会计师制度；（4）建立和完善会计准则；（5）加强法制建设，强化政府监管。

陈国辉和李长群（2000）主张加强政府监管以控制市场失灵。

刘峰和吴联生（2001）则从制度和合约安排的角度提出对违规会计失真的治理，并认为改变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责任合约安排的关键在于合约的执行方面。

耿建新（2002）对中国财务信息披露不实的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净利润与经营现金流量之间的差异与盈余操纵有密切关系，可以作为公司盈余操纵的预警信号，并提出了及时发现和制止财务舞弊的措施，包括在财务报告披露中增加净利润现金差异率指标，并要求上市公司对指标的异常波动作出解释等，同时强调加强对现金流量的审计也有助于及时预警和发现舞弊。

平新乔（2003）则提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虚假报告的纳什均衡，可以通过调低再融资资格的净资产收益率，或者放松对再融资资格的监管来打破这种纳什均衡。

刘立国等（2003）从完善公司治理方面提出了治理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措施：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降低国有股的比重，提高流通股的比重；提高独立董事的比重，增强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大力推进上市公司的股东文化和公司治理文化建设。

孙恳（2005）从完善财务报告法律体系，规范会计信息披露行为，大力提倡诚实守信原则，建立全面的信息交流制度等方面对财务舞弊治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甘群（2006）从建立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控制监督机制，发展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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