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今德治思想的异同(2)

曾经论述过政刑德礼的相互关系，认为德礼为治国之本，政刑为治国之具，与德礼相比，只能为末。他说：“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为礼之本年也；此其相为始终，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又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同样，朱熹也重视法律、刑法的作用，两者不可偏废。

明代中期，著名学者丘浚主张德、礼、政、刑兼用，以教化为先，他的思想与朱熹极其相似，同样认为德、礼、政、刑四者，王道之治具也。他把只有政刑而没有德礼，叫做“徒法”；只有德礼而没有政刑，叫做“徒善”；“徒法”与“徒善”皆不足以治国。他认为，为政之本在于“修德以化民”，对化而不服的，就必须“齐之以礼”，用礼来整治他们的行动，但总有教而不化，礼而不齐，这时，就必须使用刑罚。可见，丘浚在处理德、礼、政、刑的关系时，所坚持的仍然是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

清朝康熙皇帝对儒家的一套治国之道极力奉行，崇尚德治。他同样认为治国必须以礼义教化为主。“尚德缓刑”是“是治之极轨”。在德治思想的指导下，康熙很重视吏治，认为“致治之道，首重人才。”治理国家，首要的是要有一大批廉洁自律、奉公守法的官吏，国家的法律要靠刚正的官吏去执行。所以他说：“有治人，始有治法。”“治国家者，在有治人，无患无治法耳。”他治国正是从儒家传统的“人治”思想出发，注重选拔良吏，惩治贪官。

2.今天的以德治国

历史上的“德主刑辅”和“德法兼用”的思想指出了道德和法律在治国中的重大社会价值，对我们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我们今天强调“以德治国”仍然要从古代的“德治”思想中汲取养分。但是，我们今天的“以德治国”，是与中国古代儒家所说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

社会主义国家的道德和法律改变了过去少数人的道德与法律居支配地位的历史，转而由多数人的道德与法律居支配地位，这是性质的不同。我们今天的德治是社会主义的德治。其中的“德”,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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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青：《历史上德治与法治思想的研究》，《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3月，第5卷第1期。Http://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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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今天的“德”是反映和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在的道德，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规范，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的新型道德，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匹配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而不是反映和代表着广大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道德，更不是儒家宣扬的那一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亦不同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道德。

这里所说的德治，是与法制相辅相成的德治，是在坚持依法治国，把我国建设成一个法治国家的同时，坚持以德治国，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即同时发挥法律与道德的作用，调整社会关系，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服务。今天的德治，是在法律制度范围内的德治，而不是超越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德治。因而不同于儒家以人治为特点的德治。因此，社会主义的德治，绝不等同于人治，而是法治手段的重要补充，也是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1

二、古今德治的联系和区别

古代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德治，与今天的以德治国虽然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作为治国手段，以及几千年文明的传承，还是有一定联系的，为了更好的区别古今的德治思想，有必要对其进行比较。 （一）古今德治的联系

道德，古代和今天都是强调的对象，尽管道德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还是延传下来，其中就有优良的道德成分，是我们今天应该继承和发扬的，我们今天的德治，仍然要吸取传统道德的精华，为我们所用，演化成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的新道德，赋予时代的意义。道德在治国中的作用，从古到今，发挥的功能基本没有变化，因此古今的德治有许多相似之处。

1.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

道德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对人民的教化作用，使人明理，明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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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青：《历史上德治与法治思想的研究》，《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3月，第5卷第1期。Http://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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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轻刑罚而崇德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的反映，极其重视培育和提高民众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值得借鉴的。道德是一个社会得以维持的基础，失去道德的依托，社会就必然走向混乱。道德是一种隐性的行为规范，其发生作用也是法律不可替代的。孔子明确指出道德的教化作用，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即用单一的行政命令来引导，用严酷的刑罚来要求，老百姓因惧怕刑罚，只求免罪，而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教化来引导，用礼乐来熏陶行动，老百姓就知耻而自觉行善。这就是古代的德育，强调以道德引导人们，让人们发自内心的行善为仁，法令制度仅仅作为退而求其次的手段。孟子也特别强调教化的作用，《孟子·尽心上》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德也，善政民畏，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严格的政治不如好的道德教化，严格的政治百姓害怕，好的道德教化百姓喜爱，严格的政治可得百姓的钱财，好的道德教化可得百姓民心。孟子所提倡的性善论，也强调人伦的教化，认为以此才能实现“内圣而外王”的王道之治，达到以德平治天下。道德是用来教化人民，法令是用来惩治人民，惩治的手段只能使百姓畏惧，道德的教化可以使百姓信服，道德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如果人民的道德素质不高，各种法令制度是无法推行的，因此治国教民为先，德治的根本即是发挥道德的引导、规范、教化作用，使民顺而听命，知廉耻而为善，以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孟子提出的“仁政”，也是以道德的感化为基础的，仁义不施而众叛亲离，人心向背在政治、军事活动中都有重大的作用。

今天的德治，仍然要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我们所讲的道德是社会主义新道德，道德仍然是今天社会的依存，是人们行动的准则。我们的孩子在小时候就要接受思想品德教育，具有比封建社会更完备更具体的道德教育体系，我们的各行各业都有相关的职业道德，这些规范用以约束、指导人们的行为，并且具有法律效力。我们今天所进行的“八荣八耻”教育，就是要树立一种道德标准，以外在的口号转化为人们内在的行动，发扬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根本上说是道德的教化。人们的好行为不会从内部自己发生出来，只有通过外部的教育，使人们具备良好的道德行为。我们今天的以德治国，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的新道德教育人民，使人民成为品德高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为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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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2.强调道德的表率作用

道德是人的品行，道德是相互效仿的，只有一个人首先作出了道德行为，才有资格要求别人也这么做。早在西周，周公就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作为皇帝没有什么可依靠，只有作出好的德行使人民信服，皇帝贵为九尊，仍然要为人民做出榜样。不但如此，孔子认为，国家各级官吏的品德也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和治理的成效，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就是说，为政者只要行为端正，即使不发命令，事情也有人照办；若是自身的行为不端正，纵使三令五申，老百姓也不会信服。孔子还认为，政治风气直接影响着民德、民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意思是说，为政者的道德行为好比是风，老百姓的道德行为好比是草，风往那边吹草就向哪边倒。看来各级官吏只有首先以德修身，才能“以德取心”、“以德服人”。孔子在《论语·颜渊》中曾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强调的也是统治者的个人道德品质，孔子坚信，只要统治者有德，国家才能治理的好。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德治思想，都把官吏的道德自觉和修身看成是实行仁德的前提。无良法又无良吏的社会是黑暗而可怕的，而有良法却无良吏的社会则更可怕。1

在今天的德治建设中，我们仍然要强调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质，良好的法律制度固然重要，是德治建设的保障，我们今天倡导的虽然不是古代的人治，只是依靠官吏的道德自律，今天具备强有力的法律约束，但是，国家的领导干部代表着政府的形象，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国家执政行为的象征。因此，国家各级官员只有首先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治理人民，为人民服务，国家的政令才会畅通。温家宝总理强调为官要为人民办事，办真事，办实事，办好事，强调为官要有官德，要爱护人民，以德治国更加重视对领导干部的道德培养，强调讲正气，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定期对领导干部进行培训，使其能够担负执政为民的重任。

3.强调道德的内在约束性

道德不同于法律的特点，法律具有强制性，规定人们必须这么做，否则就会受到制裁，道德却教化和引导人们这么做，以言传和身教去感化人们，法禁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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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奇：《德治与法治简论》，《河北法学》，2002年1月，第20卷第1期。Http://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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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然，礼禁乎于未然，法律在人们犯错之后去惩戒人们，道德在人们犯错之前去教化人们。孔子曾经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左传·昭公廿年》）可见孔子强调为政宽猛相济的观点，宽以济猛，猛以济宽，但他还是把刑罚放在道德之下，以道德去约束人民，以仁政治理人民，即所谓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人民才能知耻行善。儒家始终把德治放在比法治高的位置上，以德服人，以道德约束力量教育人民。孔子那种把道德摆在刑罚之上的思想，也被东汉的董仲舒所继承和发扬。在董仲舒看来，“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王者成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为政而任刑，民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主张道德高于刑罚，治国应当任德远刑，以道德自律。道德可以约束人民，比法要柔和的多，而且可以不失民心，法的惩戒作用，往往是统治者不愿为之，因为它显得太为生硬，又不得民心，为政以德成为各朝明君推崇的德治之道。

道德评价不同于法律的是其内在的约束性，道德可以使人们明辨是非，知善恶，明美丑，道德不但能调整人的行为，还能调整人的思想，它可以使人们的行为动机高尚、善良，这是法律不能做到的，对人们行为时的心理的“内在”影响是道德发挥作用的特殊机制。可见，道德之所长，恰恰是法律之所短；但是也不能完全忽视法律的作用，法律以强制的手段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要长于道德，道德之所短，恰恰是法律之所长。我们今天的德治建设，仍然要以德治的内在约束性教育人们。对于古代的道德文化，我们要有扬弃，继承什么，反对什么，都要经过思考，以树立社会主义新的道德风尚。今天的社会经济建设，更要注重道德的培养，由于经济大潮的冲击，人们容易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一个道德滑坡的社会经济建设早晚会停滞，进入混乱的状态。道德是抵挡物欲横流的最好武器，道德是重建人的信仰和信念的基石，社会主义国家更要落实以德治国，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德治和法治作为两个互补的优势，成为国家腾飞的保证。 （二）古今德治的区别

今天的以德治国虽然和古代的德治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其中优良的部分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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