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语10秋《中外文化交流史》导学资料四（第11章到第13章）(4)

不信任態度。至於明末士大夫們對於《職方外紀》的評論以及相關筆記、著述對於西洋的評述，也多表現出類似的言論和態度。

另一方面，西學新知往往是伴隨著宣揚基督教神學理念而來到中國的。當西人給中國開啟一扇觀察世界的新門戶時，他們同時強調這個廣闊的世界不僅五大洲四大洋，便是世間的萬物、人間的聖賢愚頑，都是“造物主上帝”之所造。也就是說，西學新知是在“上帝創造一切”的前提下被介紹進來的。這自然不能使文化心理相當成熟、理性有餘、多傾向於無神論的明季中國士大夫所接受、所信服，甚或更引起他們理性的反駁甚至非理性的詆毀。這就是明末到清朝歷代，出現了多種《辟邪集》、《破邪集》、《辟邪紀實》等書的原因。書中圍繞天主教神學展開了對於西學的多方面批駁、詆毀和攻擊，反映了傳統文化固守者的文化心態 。即以常為論者所引之魏濬《利說荒唐惑世》一文所說：“（利瑪竇）所著《坤輿全國》洸洋窅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見，足之所不能至，無可按驗也。真所謂畫工之畫鬼魅也，毋論其他。……” 以及沈［氵隺］等人指責天主教“邪說惑眾”、“暗傷王化”，驅逐傳教士，造成南京教案等做法為代表，足見“辟邪者”那種寧可信其無，不願信其有的蒙昧自大，以及多少接近於晚清頑固者的固步自封、傲慢排外的脆弱心態。

（三）中華帝國晚景夕照，傳統士人最後的文化優越感，中西文化強弱對比的轉捩點。

然而，總體來說，明季中國人的歐洲認識，畢竟與晚清中國呈現全面頹勢，內憂外患下文化自信心一敗塗地時的情況不同。客觀上，16、17世紀時的明、清中華帝國與先後渡海而來的歐洲小國相比，尚處在“老大帝國”的晚期，基本上延續著傳統中華大帝國的國力和文化心態，其廣大的國土、豐富的田賦稅收、悠久精深的文化，維持著一個“垂而未僵”的奢華大國的黃昏美景。這樣一個地大物博的帝國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歐洲國家一路而來所遇到的印度、麻六甲、呂宋乃至遠方的美

洲土著不一樣，歐洲人也不可能像對待那些國家和地區那樣對待大明帝國，不可能如他們在上述地方那樣輕易地征服之、支配之、殖民之。從中國的角度看，對於那些亙古未通、遠道而來的不速之客，無論是承認其聰明特達，還是認識到它們的野蠻兇狠，無論是主張開明接納，通商獲利，學習利用，還是固守傳統、消極漠視甚至排斥攻擊，明季中國人還仍然保持著傳統世界中，特別是在明代朝貢體制下養成的優越感：他們深信中華帝國無論在國力地位上，還是文化程度上，都具有宗主國的優越性。這是傳統世界秩序中中國人最後的文化優越感。

歷史教訓告訴我們：惟其老大，故而缺乏危機憂患意識；又因其缺乏危機憂患意識，故而驕傲自滿，昧於外事，以致在有可能佔據主動的時候坐失良機，閉關自封。而這閉關的二、三百年，正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突飛猛進的關鍵時期，等到鴉片戰爭時再次被驚醒，已是西方國家稱霸和瓜分世界的時代。晚清中國人來不及回望晚明，來不及發一聲反思歷史、尋求教訓的哀歎，便被拋入救亡保種的全面危機中去。 可見，明季與晚清，無論是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還是中國人自我的文化心態，都是不一樣的。或許是由於今天離晚清更近些，我們對於歷史的慘痛教訓記憶更深些，批判譴責的思維也幾乎成為習慣定勢。因而，在論述中國人的中西文化觀、西學觀、西方認識等問題時，有論者往往將16世紀以來的明清四、五百年簡約為一體，將四、五百年間中國人的西方形象不分時代、忽略發展地籠統概述，以晚清的國勢沒落和文化自卑為基調，籠統論述所謂“帝制時代”的西方形象，既有失歷史的客觀真實，也掩蓋和抹煞了明季中國人歐洲認識的具體特性和意義。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的與其說是被中國文獻記載和塑造出的歐洲四國的形象，不如說，在這些歐洲形象上，折射出了塑造歐洲形象的中國人自身的狀況：中國人的自我認同意識、西學認知程度以及文化受容心理等。明季中國人舉起認識歐洲這面鏡子，從這面鏡子裏照出的模模糊糊未必真實清晰的歐洲形象中，正可以窺見中國人

自身的隱秘內心和文化密碼。

（四）傳教士進入中國的跳板——澳門

澳門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據點。1553年葡萄牙終於獲得在澳門的暫時租借、居住的權利，在之後的四百年當中，澳門就成為中國領土上一塊特殊的領地。一說起澳門，我們都知道它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但事實上，1553年之後的兩百多年間中國對澳門是領有主權的，這個主權屬於中國的廣東省香山縣。一方面，香山縣對澳門是有行政的掌管權，還派了一個澳門同知的地方官，這是我們中國行使行政權的一個表現。另一方面，當時的葡萄牙當局要向中國交地租，雖然地租非常少，每年只有五百兩。這種地租的形式表明中國對澳門是領有土地所有權的。1553年葡萄牙到底是怎樣獲得了在澳門的居住權呢？關於這個說法不一，有一種是說葡萄牙商人賄賂當地的地方官，以每年五百兩的錢財換取在澳門的居住權。賄賂事件敗露以後，五百兩白銀就換個名目，變成了地租，可以看出當時中國政府在外交上是多麼的可笑。

澳門淪為葡萄牙的殖民地，中國真正的喪失了對它的主權是在1849年，那已經是鴉片戰爭南京條約簽訂之後了。葡萄牙看到清政府的無能之後才大膽地在澳門搞一個官衙，最終與清政府斷了關係。除了同知、地租，清政府還是要收稅的，即便是朝貢貿易也是要收稅的，但這些情景隨著1849年之後澳門和清政府的脫離，清政府越來越喪失了對澳門的一切管理權，這樣澳門才漸漸的變成了一個殖民地。明朝末年到中國來的傳教士，基本上都是以澳門為落腳點，然後才謀求到中國大陸來。所以澳門是明末來中國的傳教士的一個預備場所、預備學校。

第十一講 適應主義的傳教方略 一、耶穌會的先驅

1．耶穌會

明末傳教士最著名的就是利瑪竇，但在利瑪竇之前有一些探索者，可以稱為傳教史上的先驅。其中主要是幾個耶穌會士。

耶穌會是16世紀宗教改革之際在羅馬教廷新成立的一個傳教的教會。羅馬教廷下麵分成了很多耶穌會的派會，進行宗教的管理和向外傳播，有些就像我們現在的宗教流派。中世紀比較有名的有方濟格會、多明我會，都是以創始人的名字來命名的。是13世紀20年代左右建立的一些中世紀的差會，方濟格會是義大利的富商子弟創立的，多明我會是由法國貴族所創立的。這些教會從13世紀一直到16世紀都是在歐洲相當有影響、有地位的傳教士修會。耶穌會成立的比較晚，是在1534年由一批西班牙底層士兵成立的，並在1540年被羅馬教廷批准為正式教會。所以關於耶穌會的成立時間，有的說1534年，也有的說是1540年，兩種說法都是有道理的。 這一時期正是馬丁?路德進行宗教改革的時期。從德國開始漸漸在歐洲的一些國家都有了宗教改革的呼聲，一般是反對中世紀與封建領主制相結合的傳統天主教，宣傳的是反映現實的、支持新生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的宗教理念。宗教改革其實是歐洲國內封建農業制度和新興資本主義制度的更替在宗教上的一種反映，是新教對舊天主教的一種取代。耶穌會是針對宗教改革，針對新教勢力的興起，希望增強傳統天主教勢力而成立的一個新修會。耶穌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抵抗新教，維護羅馬教廷在歐洲的地位和權勢。當時歐洲已經開始了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已經不斷有一些進行改革的國家來支持新教，甚至有的新教教徒還企圖暗殺支持舊教會的國王。在這種舊教不斷受排擠的情形下，耶穌會就制定了一個很明確的方針，就是向海外去傳播天主教，到一些異教徒的世界去進行精神狩獵，把一些異教徒吸收為天主教徒。這就是耶穌會的海外拓展計畫。由於航海上的新發現，這種海外拓展計畫就把非天主教的東方作為主要活動對象。與方濟格、多明我會相比，耶穌會其獨特之處。它

注重深入社會各層，認為應該到社會的各個層次去拯救大眾的靈魂，比較注重現實的社會事物，並不是像一些貴族、富商一樣只是通過靜坐、修煉和捐獻的方式來感化世人。在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中有一項重大的改革就是不要相信羅馬教會的宣傳，不要購買教皇頒發給教徒的贖罪券。很多改革都要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次，從底層開始，關心最底層人民的切實問題，從而拯救他們的靈魂。所以耶穌會的特點也更有利於它與新教改革的對抗。另外，耶穌會比較注重教育和人才的培養，辦了很多學校和修道院。他們認為既然要進行海外拓展，在本土培養一些精英傳教士是非常有必要的。耶穌會的這些宗旨很快就由它的代表人物到東方去實施了。首先要講的就是方濟格?沙勿略。 2．方濟格?沙勿略

1540年耶穌會得到羅馬教廷正式批准後，第二年沙勿略就被耶穌會的創始人伊納爵派到東方實施他的海外拓展計畫，成為來到東方的第一批傳教士使團的負責人，在此後天主教的傳教史上沙勿略被稱為是東方布教之勳。沙勿略首先到達印度，在果阿成立了一個學校，進行向東方傳教的知識培養，後從果阿隨葡萄牙商人來到麻六甲。

在麻六甲沙勿略遇到了一個日本商人安次郎，1549年就跟隨他到了日本，住在了安次郎的家鄉鹿兒島。當時正是日本的室町時代，國家有一個虛設的天皇，但事實上由將軍主政，將軍下麵又有一些小的藩國。沙勿略在日本的這段時間一直與羅馬教廷保持著書信的來往，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日本的一些印象。沙勿略對日本的印象還是很不錯的，認為日本是美好、優秀的民族，說他們的名譽觀及強，以貧窮為恥辱，而且很好讀書。後來，他的傳教事業開始慢慢的展開。沙勿略在日本只呆了兩年多的時間，這段時間裏他進行了有效的傳播，這對日本的天主教傳播而言是開天闢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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