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语10秋《中外文化交流史》导学资料四（第11章到第13章）(2)

指稱“義大利”。蓋元明間人一般以加裏曼丹島為界，以東為東洋，以西為西洋，故鄭和遠航稱為“下西洋”，而利瑪竇曾奏疏自稱“大西洋陪臣”、“大西洋人”。後遂以印度洋為小西洋，以更遠的西方為“大西洋”、“大西（泰西）”。至於《意大裏亞傳》先在尤侗原稿中曾以《歐羅巴傳》名之 ，或是因為此傳與前三傳專記佛郎機、呂宋、和蘭三國事蹟不一樣，主要是記載西洋傳教士來華事蹟，涉及到利瑪竇、龍華民、畢方濟、艾儒略、熊三拔等意大裏亞（義大利）人外，另有熱而瑪（德國）人鄧玉函、湯若望，依西把尼亞（西班牙）人龐迪我、波而都瓦爾（葡萄牙）人陽瑪諾等歐洲其他國家的人，故《意大裏亞傳》文末明言：“（這些國家）皆歐羅巴之國也，……且有《職方外紀》諸書在，不具述。”

該傳還提到了五大洲：“萬歷時，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為《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裏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為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泥加洲為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 可以說，這是明人關於世界地理格局、各洲國家概況最早的比較系統的知識，對照現代地理知識，其中除亞洲、歐洲、非洲、美洲外，唯第五之“墨瓦臘泥加洲”不甚明瞭。《職方外紀》所記稍為詳細，原來這第五洲是指西班牙國王派遣之大臣“墨瓦蘭”（今譯麥哲倫）於亞墨利加洲南界海中發現，因“墨瓦蘭始開此區，因以其名命之曰墨瓦蠟泥加，為天下之第五大洲也。” 實則指今麥哲倫海峽以南屬於南美洲的不大的一塊地方。缺失南極洲知識，這恐怕不僅僅是明人的局限，而是當時歐洲人知識體系的空白點。

至若《職方外紀》五卷，記載了地球上“五洲四海”之概況，包括五大洲之60多個國家，及東、西、南、北四大海之海名、海島、海族、海產、海狀、海舶、海道等世界地理知識，在當時來說，堪稱最為詳備。它是來華傳教士寫成的第一部中文世

界地理著作，不僅在中國，對西方來說，也是一部包含了最新地理學知識和觀點的世界地理著作。此書雖題為艾儒略所著，但事實上是傳教士與中國學者合作的成果。艾儒略原名Giulios Aleni，義大利人，1610年抵澳門，1613年入北京，歷經上海、揚州、陝西、山西、杭州、福州等地傳教，卒於福建延平。他在天主教教徒楊廷筠協助下，根據西文世界地理資料，用漢文寫成《職方外紀》。故舊題“西海艾儒略增譯，東海楊廷筠匯記”，所謂“增譯”是指以龐迪我、熊三拔彙集西文資料先已編成的抄本為底本，再作增補、漢譯，而“匯記”是指楊廷筠對書所作的文字加工和整理。因此，準確地說，《職方外紀》的作者應該包括龐迪我、熊三拔、艾儒略、楊廷筠四人 。該書1623年初刻後，在明末多次以不同版本重印面世，許多中國士大夫為之作序、評介，後來又被收入乾隆年間的《四庫全書》。雖然《四庫總目提要》稱之為“所述多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所誇飾”，表現了中國人對它的不信任態度，但將它所記世界知識作為明季中國人所能掌握的歐洲地理認識的一部分，應該是符合歷史實情的。

如楊廷筠在本書序仲介紹了地球是圓的，上下四周均有生物、人群居住，他寫道：“遍地周遭皆人所居，不得以地下之人與我腳底相對，疑其有傾倒也。” 而將此書刻入《天學初函》的李之藻，則介紹了地球的經緯度及時差等概念，他說：“地以小圓處天之大圓中，度數相應，俱作三百六十度。凡地南北距二百五十裏，即日星晷必差一度；其東西則交食可驗，每相距三十度者，則交食差一時也。” 《職方外紀》的“五洲四海”觀，打破了中國人舊有的自我為中心的“天下觀”，瞿式穀在《職方外紀小言》中，聯繫一向為中國人目為閎大不經的鄒衍“九洲說”，描寫了更新更大的“天下圖景”：“嘗試按圖而論，中國居亞細亞十之一，亞細亞又居天下五之一，則自赤縣神州而外，如赤縣神州者且十之九，而戔戔持此一方，胥天下而盡斥為蠻貉，得無紛井蛙之誚乎！” 。這些言論所代表的地理認知程度，在明季應該是中國知識

界最先進、最通達的代表了。

明末中國人的歐洲地理認識以錯訛起步，終於得以臻於這樣的新境界。 三、歐洲四國形象

由於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義大利人相繼來到中國沿海的時間有先後，中國人對他們的認知和交往方式也不相同，因而，歷史文獻中反映出來的四個國家的形象特點自也不同。 （一）葡萄牙形象

初來乍到的葡萄牙人，承載了中國人對於歐洲人最初的不解、好奇、猜測、疑懼，甚至誣衊，這些心情混雜著組成了堂堂正史中的“佛郎機記錄”。如他們的外形是“長身高鼻，貓睛鷹嘴，拳發赤須”。明人一方面能夠認識到他們來華的本意在於通商：“求市易，初本無不軌，中朝疑之過甚，迄不許其朝貢，又無力以制之，故議者紛然。”贊許他們“衣服華潔，貴者冠，賤者笠，見尊長輒去之。……市易但伸指示數，雖累千金不立約契，有事指天為誓，不相負。”另一方面，又不免也有種種猜疑和斥責：“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兒為食。……其留懷遠驛者，益掠買良民，築室立寨，為久居計。” 認為他們野蠻殘忍，不僅搶劫過往旅客商人，甚至以小兒肉為食。吃人肉無疑是荒蠻、獸性的象徵。頗具意味的是，除《明史》外，李文鳳《月山叢談》、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等書中有更為詳細的記載：“嘉靖初，佛郎機國遣使來貢，……其人好食小兒，雲其國惟國得食之，臣僚以下，皆不能得也。至是潛市十餘歲小兒食之，每一兒市金錢百文。廣之惡少，掠小兒競趨途，所食無算。其法以巨鑊煎滾滾湯，以鐵籠盛小兒置之鑊上，蒸之出汗，盡乃取出，用鐵刷刷去苦皮。其兒尤活，乃殺而剖其腹，去腸胃蒸食之。” 這些說法荒誕野蠻，令人不能卒讀，難以相信。

1517年初航以來，明朝與葡萄牙來航者曾發生過1523年的廣東新會西草灣之戰和

1548年的浙江雙嶼港之戰。之後，中國東南沿海始終搖擺於剿敵禁海和海禁鬆弛之兩途，終至1553年之後，葡萄牙人得以在澳門築室建城，逐漸盤踞下來。在戰爭的實際接觸中，粵浙沿海的地方官及海軍指揮官們，對於葡萄牙人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和認識。一派以禦史丘道隆、禦史何鼇、福建巡撫朱紈為代表，他們指出“佛郎機最凶狡，兵械較諸蕃獨精。……侵奪鄰邦、擾亂內地”、“橫行海上”等行徑，指出其侵略性和危險性，主張聲討驅逐之；另一派以粵閩地方之官僚及大商人為代表，強調通商互市的經濟利益。如廣東巡撫林富曾總結“與佛郎機互市有四利”，即增加賦稅收入，充實軍餉，富裕粵中地方經濟，鼓勵百姓貿易等“助國裕民”的好處。新會之戰後，繳獲了佛郎機人的大炮。廣東海道副使汪鋐是最早向皇帝推善佛郎機大炮並設法派員學習制炮技術的中國官員。由此，佛郎機大炮亦被稱為“佛郎機”。他上奏說：“當用臣所進佛郎機，其小止二十斤以下，遠可六百步者，則用之墩臺。每墩用其一，以三人守之。其大至七十斤以上，遠可五六裏者，則用之城堡。每堡用其三，以十人守之。五裏一墩，十裏一堡，大小相依，遠近相應，寇將無所容足，可坐收不戰之功。” 說明當時部分開明官紳已經開始意識到西方國家武器的精良，並要求仿製洋槍洋炮以強兵克敵。

綜上所述，佛郎機是一個具有精良武器，執意通商逐利的“凶狡”的勁敵。 （二）西班牙形象

《明史?呂宋傳》記載了呂宋島上西班牙佔領軍的形象。關於西班牙人佔領呂宋之地，開始於一個“乞地如牛皮大”的計謀：

“時佛郎機（應為西班牙）強，與呂宋互市，久之，見其國弱可取，乃奉厚賄遺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而許之。其人乃裂牛皮，聯屬至數十丈，圍呂宋地，乞如約。王大駭，然業已許諾，無可奈何，遂聽之，而稍徵其稅如國法。其人既得地，即營室築城，列火器，設守禦具，為窺伺計。已，竟乘其無備，襲殺

其王，逐其人民，而據其國。”

1570年至1571年，西班牙人先以欺騙手段獲取土地，接著建築城市，完善武備，終至襲殺國王、驅逐人民、侵佔國土，實施了一系列用心險惡而明目張膽的侵略行徑。不僅如此，在佔領和統治呂宋期間，西班牙人又對呂宋華人進行了殘酷的屠殺和鎮壓。在西班牙人佔領呂宋之前，中國閩人多商販至呂宋，在此繁衍後代，居住謀生者有數萬人之多。西班牙人佔領呂宋後，漸漸感覺到華人往往見多識廣，群集而居，難以驅使。特別是1593年發生了漢人潘和五率眾起義，殺死佔領軍酋長的事件，使得西班牙人越發恐懼華人，“慮其生變”，決計對付華人。佔領軍陰謀設計，他們先高價收購華人家中的鐵器，使華人家家手無寸鐵，進而分批隔離華人三百人為一院，一一對之進行屠殺，致使“先後死者二萬五千人”。此事發生在萬曆三十一年，即1603年。次年，事件傳入中國，明萬曆皇帝聞之，竟然不敢懲辦屠殺者，反而禦批指責呂宋華人首領“欺誑朝廷，生釁海外”，招致二萬商民被屠，是“損威辱國，死有餘辜”。對屠殺者，只是由地方官發佈檄文，做了一個聲而不討的表面文章。 西班牙侵略者屠殺華人事件，並沒有停止，此後二、三十年，華人為呂宋金礦的利益所趨，複至呂宋漸達三萬三千人。崇禎十二年（1639），華人因賦稅苛刻再次起義叛亂，呂宋西班牙軍隊重兵鎮壓，前後四個月中，又屠殺華人二萬二千人。這件事雖然沒有記入《明史》等漢文史籍，但在西人著作中多有記載。 通過《呂宋傳》，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兇險而殘忍的佔領軍侵略者形象。 （三）荷蘭形象

荷蘭是繼葡萄牙、西班牙之後來到遠東的海上冒險者。當它的艦隊1601年首次揚帆遠來，直逼呂宋島，因受到西班牙駐軍的拒斥後，轉而迴旋於澳門海灣及臺灣澎湖列島一帶時，中國人對他們已不再驚訝，記錄他們的文字也相對客觀了。《和蘭傳》中稱“和蘭，又名紅毛番”，因為他們的外貌特點是“其人深目長鼻，發眉須皆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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