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了更多的政治哲学的意味,从而也使得其中所包含的传播思想具有了更多的政治哲学的味道,而不是米德和库利传播思想中的社会哲学色彩。因此,由“分享经验”所包含着的杜威传播思想更倾向于一种民主的传播观念。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传播可以看作是共同体成员协调性地参与群体的共同生活,有意识地“分享经验”的一种方式。这既是一个社会过程、一种传播状态,更是一种传播的社会理想。
杜威在论述他的民主思想时批判了仅仅把民主理解为一个“政治概念”、一种国家形式的说法,提出了一种“更广泛和丰富”的民主概念,认为民主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概念”,表现为“一种相互联系的生活方式”。杜威“从民主概念的一般社会意义中推出了它的本质”:
从个体的立场上看,它表现为共享形成和引导人们所归属的群体之行为的能力,以及根据群体所坚持的价值的需要所进行的参与。从群体的立场上来看,它要求解放群体成员的潜能以适应他们的共同利益和善。
杜威认为,民主不是从国家开始的,反之,“民主必须从家庭开始”,正如杜威在1939年写成的《创造性的民主——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一书中所指出的,民主并不存在于外在的程序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所有事件与关系中互相表现的态度之中”,杜威曾这样说道:“…民主的核心和最终保证是邻居们聚集在街头巷末反复讨论所读到的未受检查的当日新闻,以及朋友们聚集在起居室与公寓中自由地相互反驳”(杜威,1939,塔里斯,2002,P87)。
在强调共同体的“共同性”的时候,杜威所主张的是个人之间的有机的“交流”与“联系”,而不是外力所迫的“一致”。他曾经指出,“一致”其实就是欠缺强有力的相互影响,是沟通的停止与麻痹,这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真正使人同心同德、齐心协力的是建立在广泛、深入而平等的“交流”与“合作”之上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的、情感的、信仰的有机“联系”(孙有中,2002,P268)。
“分享经验”所包含着的杜威传播思想正是一种民主社会中的自由的沟通。
4.帕克的“大众传播理论研究”。
在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中,对帕克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按罗杰斯的看法,在“芝加哥学派”四位早期代表中,杜威只是一个传播学研究“间接先行者”,而帕克则是“大众传播的第一个理论家”,至于米德和库利,多少有些过渡型人物的味道。即便是在罗杰斯的论述中,帕克最主要的贡献还在于社会学方面。但是,正是帕克早年从事新闻记者工作的经历使得他的理论论述中比其他三人更多地涉及到了大众传播方面的内容。帕克不是杜威那样的著作等身的人,他独立撰写的唯一的一本书是1922年出版的《侨民报刊及其管理》,另外他还与别人合编过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帕克在社会学史上的影响主要来自这些论著。和米德有些类似,帕克的学生在他去世后把他生前的文章整理成书,其中一部分重要内容论述的是“新闻和舆论”。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帕克的某些“大众传播研究”
思想。从帕克论述“新闻和舆论”所涉及的问题来看,有“作为一种知识的新闻”、“报纸简史”、“新闻和人类趣味故事”、“新闻和媒介的权力”、“道德与新闻”、“公共舆论与社会服务”、“移民社区和移民报刊”、“外语报刊”、“美国新闻著作”等等。
在具体论述中,帕克这样写道:
我们每个人都居住在一个以我为中心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的空间是由方向和距离界定的,而这一方向和距离恰恰是来自于我们所获得的新闻。作为新闻,不仅仅是新鲜,而且它还是一种重要的东西;并且,它传达给我们一种付诸行动所迫切需要的东西,即使它不过是一种态度的转变和观点的再证实。
除非新闻尽可能地暗示了世界的相对性,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活灵活现地生活着,并且为那些有秩序的、以人类亲身可能的方式存在,否则,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再重要……
在这段话里,表达着一种帕克社会学思想中的“社会距离”的观点,这是帕克从西梅尔陌生人思想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帕克在他对于种族关系的分析中使用了“社会距离”概念。他论证说,两个个体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大,他们相互影响的可能性越小。
因此,罗杰斯把帕克说成是“大众传播的第一个理论家”,一方面是因为帕克的研究内容中涉及到了不少的与大众传播有关的内容,更重要的是
帕克把自己的社会学研究理论带入了大众传播的研究中。上面说到的“社会距离”便是一个例子,除此以外,还有“边缘人”概念等。如果没有这些直接来自于社会学的理论作为支点,帕克几乎不可能捍卫他的“大众传播第一个理论家”的地位,也无法理解罗杰斯的这一评价。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由“芝加哥学派”开创的美国现代社会学研究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一学派对于其它学科的思想贡献,已经被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总结过很多。即便在“芝加哥学派”的几个代表人物里,国内学术界对米德、库利两人的传播思想有过少量的总结[xvii],但是对于把四人的传播思想做综合性论述,这是本文所做的一次尝试。尽管由“芝加哥学派”四位早期代表所开创的传播研究思想在“芝加哥学派”发展的后期以及该学派衰败之后未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在此之后的美国传播学研究无论是在传播思想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均与四人开创的传统有质的不同。国内接受的传播学研究思想,从一开始就更多的是受施拉姆的学说和观点的影响,因此,施氏所归纳出的四大奠基人的思想也长期左右着国内传播学研究者的视野。在这里,我无意要否定施拉姆对传播学研究的贡献以及他对传播学史所归纳的“一家之言”,只是想在施拉姆的学术视野以外、在四大奠基人之前的传播思想史里挖掘一点与传播研究有关的思想。本文只是对这些思想的一个简单的总结,关注点只放在杜威、米德、库利和帕克四个人身上,其他也有着同样思想贡献的人暂时没有涉及。由于工作的时间有限,所谓总结也只是一个
粗线条的,很多方面还挖掘不够,甚至在归纳上有偏颇之处,希望得到方家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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