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派早期几个代表人物对传播研究的思想贡献__以库利、米德(5)

的面对面的、直接而真诚的交流现在由于传播媒介的巨大进步已经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并向世人宣告：传播媒介“有可能使得社会的组织越来越依靠人们的才能、信息和同情，而不是依靠权威、等级和惯例”（芮必峰，1995）。

库利的“首属团体”理论留给后人对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对群体传播的研究，另一个是传播的社会功能研究。就前一方面来说，后来的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的“二级传播”（two-step flow）理论在思想上与库利的思想有某些相通之处，尽管我们暂时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说明拉扎斯菲尔德受到库利思想的影响。仔细研究过拉扎斯菲尔德理论的人，如果不能把他的理论发现与库利思想建立某种联系，对于他的发现，只能用“天才式的预言”来表达。另外，这种群体研究的思想和现在传播学研究中的“组织传播”、“群体传播”有某些类似之处。后一方面的启示在于，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一种同情的构筑，其目的是培养一种具有热情和同情心的“公众精神”。这一点和后来的有关传播社会功能的论述有较大区别。

除“首属团体”以外，库利的思想，更为人们所熟悉的是“镜中自我”理论。这是库利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1902）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说：“在许多情况下，与他人的联系依赖较为确定的想象形式，即想象他的自我——他专有的所有意识——是如何出现在他人意识中的。这种自我感觉决定于对象的他人的意识的态度。这种社会自我则可以被称作反射自我或镜中自我：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库利，包一

凡，1999，P131）。“镜中自我”只是库利在论述个人社会化过程时所使用的一个理论概括的比喻的说法，在库利的“自我”理论中，自我认识有三个主要成分：对别人眼里我们的形象的想象；对他对这一形象的判断的想象；某种自我感觉，如骄傲或耻辱等。库利自己认为：“用镜子比喻几乎没有显示出第二种成分，即很重要的想象中的别人的判断”（库利，包一凡，1999，P131）。后人常用这一比喻的说法来代表库利理论的全部，并得出“镜中自我概念强调个体社会化中人际传播的重要性”的结论，这多少会产生一些歧异，库利把人际交往作为人类本性的一部分来看待，所谓“镜中自我”，是在人际交流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后来从事传播研究的人对于库利“镜中自我”理论的兴趣，并不在于这一理论含义本身，而在于产生这一理论概念的前提和过程。这个前提和过程正是一种人类交往的本性。另外，库利的“镜中自我”理论的更大的影响来自于米德在这一理论的直接启示下，经过进一步阐释建立了被后人归纳为“符号互动论”的理论体系。在这里，我们为了叙述的方便把“符号互动论”归入米德的名下，并非是要抹杀库利对于这一理论的贡献。

2.米德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代表着米德“符号互动论”主要思想的《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一书，并非是米德生前写成的，而是他的学生H.布鲁莫（Herbert Blumer）的杰作。米德的这一观点受到了C.S.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rice）、W.詹姆斯、J.罗伊斯（Josiah Royce）、J.M.鲍德温（James Mark Baldwin）、J.杜威、C.H.库利，以及W.冯

特和C.赖特（Chauncey Wright）的影响，但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来自于库利。库利的“镜中自我”理论揭示了“自我”形成的途径，但对于自我如何形成的问题，库利没有做出解释。而这一工作，正是由米德来完成的。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米德把社会行为主义作为论述的理论背景，从冯特心理学的“姿态”（gesture）概念入手，他说：“姿态虽然后来没有变成某种符号，但人们却应当查明，就姿态的早期阶段而言，它是社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米德，霍桂恒，1999，P45）。进而，演变为“有意味的符号”——

在研究论述沟通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它们最初起源于无意识的姿态对话。当姿态变成指号（sign）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们对于作出它们的个体来说，对于对它们作出反应的个体来说，根据作出它们的个体随后出现的行为而具有了明确的意义或意味（signification）的时候，有意识的沟通，亦即有意识的姿态对话就出现了。

“有意味的符号”是米德“符号互动论”的一个核心，如果就此打住，那么，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是不彻底的。在米德看来，由“有意味的符号”所代表着的“沟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行为形式，即有机体或者说个体利用这种形式就可以变成他自己的对象。并且，“这种沟通不仅针对其他人，而且也针对这个个体本人（”米德，霍桂恒，1999，P150）。这种使个体获得其自我统一体的有组织的共同体或者社会群体，就是“一般化的他人”（the generalized other）。照罗杰斯的说法，米德的“一般化的他人”解决了由库利的“镜中自我”的理论所提出的问题，“镜中自

我”理论包含这样的意思：一个个体与多少人交往，他就有多少个自我。米德说，我们使许多个体一般化了，使得对个体的期望变得更加易于控制[xi]。

米德使用的是“有意味的符号”等概念来表达他的思想，而他的学生布鲁默在总结他的观点时创造性地使用了“符号互动”的说法。这几乎是把米德的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对此，布鲁默的解释是：

“符号互动”一词当然是指人们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独特特征。这种特征寓于这一事实之中，即人们不仅对彼此的行动作出反应，还理解或“确定”彼此的行动。他们不是对别人的行动直接作出反应，而是根据他们赋予这些行动的意义作出反应。因此，人的互动是以使用符号、通过理解或确定彼此行动的意义来作为媒介的。这种媒介等于在人类行动的刺激反应之间插进了一个解释过程。

现在回过头来总结米德的“符号互动论”理论，一般认为，它包含了这样一些理论假说：a)人对事物所采取的行动是以这些事物对人的意义为基础的；b)这些事物的意义来源于个体与其同伴的互动，而不存于这些事物本身之中；c)当个体在应付他所遇到的事物时，他通过自己的解释去运用和修改这些意义。

除了人们经常说到的米德与库利对于传播研究的“符号互动论”的思想贡献以外，在两人的论述中还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自我传播也是一种

社会交往活动”，这一点常常被一般的论述者所忽略。但是在米德与库利的论述中，却是多次指明了这一点。在此我展开论述。

3.杜威的“分享经验”。

或许是因为杜威的思想体系太庞大，而不像米德和库利那样的相对单一，因此我们很难从杜威思想体系中抽出他有关传播问题的观点来进行归纳。或许正如罗杰斯所说的：“他的作品高于他们（指传播学学者，引者注）的视野，以致使其影响不能为他们所认识，而且，他（杜威，引者注）的许多思想的确只是当代传播学的间接先行者”（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64）。我在这里所做的这一尝试性工作并非是对杜威传播思想的全面归纳，只想从杜威思想的一个侧面——民主共同体——对其内在的传播思想作一点“探究”。

“分享经验”是对杜威在论述民主共同体时使用的“共享”、“共有”等词语所包含的思想的一种归纳。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在杜威对于共同体的论述中，始终是把沟通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说：“在共同、共同体和沟通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字面上有联系，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沟通乃是他们达到占有共同东西的方法”（杜威，1937，王承绪，2001，P9）。和米德库利等人不同，杜威不仅仅是在一般的社会哲学的意义上来谈论共同体问题，他进而把这一问题提升到了政治哲学的层面上来讨论。从这一点上来看，杜威的共同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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