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派早期几个代表人物对传播研究的思想贡献__以库利、米德(4)

在库利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他把“交流欲”作为一种人类的本质特征进行论述，而这种人类本质特征的实现方式，正是“想象”。如同库利对其它问题的论述一样，他对于想象问题的论述，也是从对儿童行为的观察和反省中开始的，他认为：“当孩子独自呆着的时候，他们通过想象和伙伴一起玩耍而继续享受着交往的快乐”，“不论是哪一类孩子，在他们学会说话，了解到社会的丰富多彩以后，头脑就像开了窍，想象如泉喷涌，所有的思想就变成了对话”（库利，包一凡等，1999，P64-65）。在库利看来，“人们彼此之间的想象是社会的固定的事实”，并把它们的观察和解释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同时他也强调“人和社会必须在想象中研究”，并把这种研究称为“对想象进行想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想象成为了库利的传播思想中一种最普遍、最高级的沟通方式。正是这种“对想象的想象”，使得库利在论述人类的传播行为时不时涌现出这样如诗一般的语言——

我们的意识不是隐居者的草棚，而是待客和交际的客厅。我们没有真正离开他人的高层次的生活；正是通过想象别人，我们的人格才得以形成；丧失想象别人能力就成了白痴；意识缺乏这种能力的程度就是它衰落的程度。没有这种意识的交往，就没有智慧、力量和正义，就根本没有高级的存在。意识的生命基本上是交流的生命。

与库利大致类似的观点，帕克在《社会学》一书中也有所论述，他说：“人是一种生物，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是生活在他的想象中的。同时，通过个人的想象、心目中的他人，个体与他人之间不仅分享着财富，同

时也分享着希望与梦想。通过建议、模仿、同情与憎恶的表达，个体闯入了他人的生活并共同分享他们的指导、控制的努力以及他们对冲突痛苦的表达”（帕克，1954，P17-18）。

米德所谓的“有意味的符号”、“一般化他人”、“角色扮演”等理论概念，就其实现方式来看，何尝又不是通过想象来实现的。在这一点上，米德在他的著作中虽然没有像库利那样使用着“想象”一类的词汇，但是在他们很多关于传播和沟通的论述中，我们却常长可以感觉到库利、帕克等人所论述过的想象性传播思想的存在。米德认为：“姿态对话是沟通的开端”，我们可以把米德所说的“个体与自己进行的姿态对话”表述为一种传播分类之一，即“自我传播”或“内向传播”，而这一“姿态对话”，正是通过想象来完成的。米德在论述新闻报道的重要意义时，曾说道：“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诸如新闻报道所涉及的沟通媒介这样的沟通媒介所具有的、及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报道各种情景，而人们通过这些情景就可以进入其他人的态度和经验”（米德，霍桂恒，1999，P277）。米德这里所说的“进入”，并非是一种实际的进入，而是一种意识的进入，这种意识的进入也只有通过想象来实现。在对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进行阐释时，我们往往在强调了他在库利思想基础上的超越的时候遗漏了他和库利思想中共同的“想象式”传播这一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杜威把“沟通”提到了“艺术”的高度来论述，他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曾这样说过——“除了论述平凡的事物和令人注意的话以外，必须富有想象

力地吸收别人经验中的一切东西，以便把自己的经验明智地告诉别人。一切沟通就像艺术”（杜威，1937，王承绪，2001，P11）。

无论是直接的论述还是间接地表达，在“芝加哥学派”早期的四个代表人物的传播思想中，对于想象性传播或者说把想象作为一种传播实现的方式的思想，也是其共同点中重要的方面之一。

除上面说到的三个方面以外，“芝加哥学派”早期四位代表人物传播思想中共同的方面还有一些，如经验主义的研究取向、德国社会学的思想渊源、功能主义等等。经验主义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从方法的角度来理解，以帕克为代表的采取是是一种人类学人种志的方法。在这四人中，除帕克以外，另外三人对于传播的关注点多是较为宏观的视角，他们所代表的经验主义研究则具有较多的方法论启示。而经验主义这一既是哲学问题，也是一个方法论问题的问题，正是杜威哲学的核心。这一哲学理论对于传播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在于：经验主义把“经验”看作是“生命与共同环境中的其他要素之间进行互动的连续过程”，而这一过程恰恰是一个传播的过程、一个互动的连续过程。在“芝加哥学派”的四个早期代表人物中，帕克直接听过早期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Georg Simmel, 1858-1918）的课，据罗杰斯的推测，米德或许也听过西梅尔在柏林的课。杜威从他的导师莫里斯（George Sylvester Morris）那里接受了“一种黑格尔的视野”。杜威在密歇根大学做过库利和帕克的老师。帕克对于“社会距离”、“陌生人”等概念的阐述和实证，几乎成了西梅尔理论的美国版本。另外，如同我们

上面已经说过的“芝加哥四老”对共同体的一致向往和追求，这是一种“有机体”论的社会实现形式，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功能主义的痕迹，这一点对后来的传播研究影响最大，传播的问题在“芝加哥学派”衰落以后变成了一个传播对社会的作用问题。而遗漏了“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中传播是人类本质特性的方面。

以上只是“芝加哥学派”四位早期代表传播思想中具有共同之处的方面，上述三个方面，人类本性的传播观点是思想的立足点，实现共同体目标是传播的社会责任，想象是传播实现的方式。四人对于传播研究的各自理论贡献，均是置于这一共同的思想基础之上的。 第二部分 四人各自的理论贡献

“芝加哥学派”的四位早期代表人物虽然有着许多共同的传播思想，但是各自在对于这种共同思想的阐发上，由于侧重点和所使用的理论概念的不同，在理论上有着各自不同的贡献。在第一部分中，我们着重从共同的宏观思想层面上来对这四人的传播思想进行了介绍，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将主要从思想的微观层面，即从具体的理论贡献上来对四人的传播思想进行梳理。

1.库利的“首属团体”（primary group）和“镜中自我”（the looking-glass self）。

“首属团体”与“镜中自我”是库利思想中两个重要的理论概念，这也是库利思想对于传播学研究的最大的启示意义所在。“首属团体”概念是库利在《社会组织》（1909）一书中提出来的，他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是：

首属团体在我看来是那种以亲密的面对面的交往和联合为特点的群体。说它是首属的，有好几方面的意义，但最主要的是它们构成了人的社会理想的基础。亲密交往的结果，从心理上说，是个性溶和到一个共同整体之中，这样，至少从许多方面来说，人们的自我本身就是团体的共同生活和目的。也许最简单地描述这种整体性方式，就是说出“我们（”we），“我们”包含着某种同感和彼此认同，因此，“我们”就是一种很自然的表达方式了。一个人生活在整体的情感之中，并在这种情感中找到他的意志的重要目标。

库利认为，最基本的“首属团体”包括家庭、儿童游戏团体、邻里或社区团体。“正是在这类团体中，人们通过面对面的、直接而真诚的交往开始了解整体的最大利益，产生人类合作和友谊，培养同情心和情感纽带”（芮必峰，1995）。“首属团体”的理论，可以说是“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对“共同体”的共同追求在库利学说中的具体表现。库利对“首属团体”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构勾画着他对于民主社会的理想蓝图，这就是“整个社会的公众精神应当和一个首属团体中的团体精神一样具有热情和同情心”（芮必峰，1995）。库利用这一思想来解释过舆论的问题，也用它来论述过科层组织或大规模的社会机构问题，还用它来阐释过现代传播媒介中的社会作用。在他看来，那种过去只是在“首属团体”中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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