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综合练习题(7)

判、否定和抛弃。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一部分在以前群众中影响较大的“样板戏”，又重新开始与观众见面，一方面受到许多观众的欢迎，另一方面也遭到一些在“文革”中经受了苦难的老一辈文艺家的指责。

《沙家浜》的样板化过程：《沙家浜》的故事发生在1939年秋。新四军某部在一场战斗后立即转移，将郭建光等18名伤病员留在了阳澄湖畔的沙家浜，中共江苏常熟县委委员陈天民，又将掩护伤病员的任务，交给了地下联络员、“春来茶馆”的老板娘阿庆嫂。“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奎和参谋长刁德一，暗中与日本侵略军勾结，进驻沙家浜，搜捕新四军伤病员。阿庆嫂将新四军伤病员藏在芦苇荡中，并在沙老太太和沙七龙的协助下，利用胡传奎和刁德一的矛盾，与之周旋。郭建光等伤病员痊愈后，趁胡传奎结婚之机，在阿庆嫂的接应下，一举歼灭敌人。50年代末，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根据崔左夫的革命回忆录《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改编成沪剧《碧水红旗》（执笔文牧），1960年公演时改名《芦荡火种》。1963年秋，江青在上海观看了演出，将它推荐给了刚从港澳演出归来的北京京剧团，并要求他们尽快改编成京剧。接受任务后，团里决定由汪曾祺、杨毓珉、萧甲、薛恩厚改编剧本，李慕良等设计唱腔，萧甲、迟金声导演，赵燕侠、高宝贤、周和桐分饰阿庆嫂、郭建光和胡传奎，并突出地下斗争的主题，改名为《地下联络员》。但因仓促上马，北京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陪同江青观看彩排时，大家都不满意。为了改好剧本，北京市委将编剧们安排到颐和园，因为这里拥有阳澄湖同样美丽的湖光山色，并调回了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片的著名老生潭元寿、马长礼等，安排剧组到部队体验生活。1964年，又借上海剧团赴京演出沪剧《芦荡火种》之机，组织大家观摩学习，并重新改用原名：《芦荡火种》。1964年3月底，彭真观看后，大加赞赏，立即批准对外公演，结果连演百场，盛况不衰，特别是“智斗”一场，精彩绝伦，《北京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和许多评论。1964年4月，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前，江青从上海赶回北京，观看了演出，但对剧团“提前”公演大为不满，随后又提出了一系列修改方案。但剧组还没不得及修改，这月27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等观看了演出，给予了高度评价，修改一事不得不暂停。1964年7月23日，在观摩大会期间，毛泽东、彭真、潭震林、康生等观看了演出，并上台与演员握手和合影，以示祝贺。几天后，江青到剧团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斗争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剧名改为《沙家浜》为好。”因为“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江青强调说：“突出阿庆嫂？还是突出郭建光？是关系到突出哪条路线的大问题”。 也就是说，突出阿庆嫂就是突出刘少奇负责的白区地下斗争，突出郭建光就是突出毛泽东领导的红区武装斗争。这次修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为郭建光增加了不少成套唱腔，且十分精致耐听，就他在舞台上占据的时间而言，足以与阿庆嫂平分秋色；二是将原剧本中由阿庆嫂带人化装成送新娘的队伍混入敌巢，改为郭建光等人连夜奔袭，攻进胡府。

“样板戏”与“京剧现代戏”的辩证关系：在形式上，所有的“样板戏”都是在“现代戏”和其他文艺形式（包括小说、电影和话剧）的基础上产生的。“样板戏”中的京剧，主要是在 “沪剧”、“淮剧”和“话剧”等现代戏剧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内容上，“样板戏”与京剧现代戏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也就是说，“样板戏”的许多原则和特征，如教材中讲到的“强调阶级斗争，强调道德教化，从理想化出发，设计情节和戏剧冲突，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等，都是在京剧现代戏的创作过程中就已经形成的，江青将其改造为“样板戏”，只是将这些原则和倾向极端化、具体化。

5．为什么阿庆嫂能够周旋于胡传魁和刁德一之间，见招拆招，滴水不漏？试结合“智斗”一场的具体台词和唱词，分析阿庆嫂的形象。

《沙家浜》中最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阿庆嫂这样一个圆熟机敏、口齿伶俐、智勇双全、处事不惊的女地下工作者形象。如“智斗”一场阿庆嫂的台词和唱词，富含机智，声东击西，左提右挡，以十分符合特定身份的言辞周旋于愚笨自负的胡传魁和阴险狡猾的刁德一之间。打击敌人，保护自己，见招拆招，滴水不漏；期间，胡传魁被阿庆嫂牵着鼻子走，刁德一始终冷眼旁观，旁敲侧击，三人的语言很生活化又有个性，既给演员创作表演留下很大空间，也使观众获得智性的满足，很见艺术功力。再如“斥敌”一场，在刁德一要以枪毙沙奶奶来探出阿庆嫂真实身份的紧要关头，阿庆嫂的台词也进一步显出人物的智慧和勇敢。一些大型唱段唱词讲究，音韵优美，如“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不由人一阵阵坐立不安”，节奏上口，词意婉转，表现人物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字字合乎身份，句句暗藏玄机，既来自于民间文化，又高度艺术概括，为该剧增添了迷人的艺术光彩。 6．《车站》在艺术形式上有哪些新的尝试，在内容上又融入了作家对当时社会问题的什么看法？你是如何评价这部作品的？

无场次多声部生活抒情喜剧《车站》，在艺术的探索方面比《绝对信号》走得更远。剧作有一个简单的情节八个人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和愿望在周末的下午来到一个车站等车进城，几次车过不停之后，其中一个“沉默的人”坚定地迈开双腿徒步进城，其余的七个人则在焦躁不安、抱怨责骂和偶尔对“沉默的人”的猜想中继续原地等待，一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车还是没来，人们这才偶然发现这个车站早被废弃了。现在看来，剧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积极行动、自我救助的现代人生主体精神的肯定。以及对因循保守、目光短浅、缺乏主见、消极被动的人生态度的善意嘲讽和警示，恰恰是剧作家敏锐把握社会观念变革并积极运用创新的艺术形式将其表现出来的探索先锋进取的特点。 在艺术形式上，《车站》明显地借鉴了贝克特《等待戈多》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文立足于本土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上，两相结合，对剧中所欲表现的主旨赋予了新的内涵。剧中人各自带着自己的生活背景而来，并满怀着对现实生活中不同目标的憧憬，家长里短的主妇、初次赴约的少女、满怀理想的青年考生、自信技艺超群的师傅、满足于现实既得利益的主任、无所事事却对现实处境愤懑不满的愣头青小伙、痴迷棋艺的大爷，还有不说一句话只有行动的“沉默的人”，戏剧台词几乎全是平直朴素的生活语言，从剧作结尾所有角色还原成普通观众“甲乙丙丁??”并对剧中人加以评论的设计可以得到体现。而人们在车站一等就是十年，这种用荒诞的手法来表现的象征性极强的行为，何尝不是一种隐喻，嘲弄了盲目、被动、保守，在无望的等待中自白耗费时间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剧作家以这样新奇独特的现代手法，打破了舞台与生活的界限，调动起观众的生活经验、思考和感受来参与“演出”，与角色一起创造出一个不可思议的艺术世界荒诞感。《车站》最重要的艺术创新。从而揭示出生活内在的矛盾性、复杂性以及还在于剧作家第一次实验了多声部的戏剧语占表达方法。在剧中，不同人物组成不同声部，同时揭示不同的心理情绪和思想活动，或者几条行动线索齐头并进，交织成复杂、丰富的合音，造成内涵饱满的综合戏剧效应。这种实验既是剧作家实践自己的现代戏剧观的有益尝试，激发了导演和演员表演的新的创作欲望和艺术手段，也开拓了中国话剧史上新的审美形式。

7．白嘉轩是白鹿村的族长。既仁义忠厚，又冷酷无情，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也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复杂性。试结合作品的具体内容和你自己的看法，分析白嘉轩的形象。

《白鹿原》是将日常的乡村生活场景与广阔的时代风云水乳交融的典范。作品从白嘉轩六娶六丧所造成的困境开始写起，以相当的篇幅表现了乡村的土地买卖、盖房拆屋、耕作收获、成婚生子、建祠堂办学校、入祠堂祭拜祖先、正风俗惩孽子等乡村故事。在探索长远的民族生存之谜的动机指引下，那些原本是无足称道的民间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人际关系、地气民风，在作品中都获得了相当的位置。同时，作品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勾勒出从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农民运动、国共相争、抗日战争，直到十年内乱的侧影，气势雄浑厚重。

《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一个封建色彩很浓的旧式乡村权威——白鹿村的族长。可以说，他就是封建礼教在乡村中的化身，是中国社会所倚重的、儒家文化所渗透的旧乡村的生活秩序、伦理原则的化身，是存天理、灭人欲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不遗余力的维护者。在村人眼中，他永远把腰杆挺得直挺挺的，威严有加。黑娃和田小娥，两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在苦难中结合，是对封建伦理的反叛，是对合理生活的追求，可是，自嘉轩利用族长的权力，把他打入另册，不许黑娃进入祠堂祭拜祖先，使他们成为村子里的“贱民”。甚至小娥死后，白嘉轩还置众人的生死于不顾，掘墓焚骨，继续对小娥加以迫害。但同时，白嘉轩也像他的祖先一样，笃守农耕为本的传统，修身，齐家，治村，为祈雨忍痛自残，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以德报怨，宽宥仇家，被称为白鹿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同样是地主，白嘉轩和鹿三的关系，显然不同于郭举人和黑娃；同样是威震一方的乡绅，同样是鄙弃和轻蔑，白嘉轩和鹿子霖对待田小娥的态度却大相径庭。这样的描写，揭示了人物的复杂性，也揭示了儒家文化的复杂性。 8．白嘉轩在村人眼中是白鹿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笃守农耕为本的传统，修身，齐家，治村，为祈雨忍痛自残，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以德报怨，宽宥仇家。可是，他却不能容忍黑娃和田小娥这两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结合，利用族长的权力，把他们打入另册，使他们成为村子里的“贱民”。直至小娥死后，他仍置众人的生死于不顾，掘墓焚骨，继续对小娥加以迫害。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他就是封建礼教在乡村中的化身，是中国社会所倚重的、儒家文化所渗透的旧乡村的生活秩序、伦理原则的化身，是存天理、灭人欲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不遗余力的维护者。在村人眼中，他永远把腰杆挺得直挺挺的，威严有加。黑娃和田小娥，两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在苦难中结合，是对封建伦理的反叛，是对合理生活的追求，可是，自嘉轩利用族长的权力，把他打入另册，不许黑娃进入祠堂祭拜祖先，使他们成为村子里的“贱民”。甚至小娥死后，白嘉轩还置众人的生死于不顾，掘墓焚骨，继续对小娥加以迫害。但同时，白嘉轩也像他的祖先一样，笃守农耕为本的传统，修身，齐家，治村，为祈雨忍痛自残，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以德报怨，宽宥仇家，被称为白鹿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同样是地主，白嘉轩和鹿三的关系，显然不同于郭举人和黑娃；同样是威震一方的乡绅，同样是鄙弃和轻蔑，白嘉轩和鹿子霖对待田小娥的态度却大相径庭。这样的描写，揭示了人物的复杂性，也揭示了儒家文化的复杂性。

9．教材认为，陈忠实将诸多的故事，都归结到朱先生身上，然而，对人物的偏爱，也产生了负面的作用。对此，你是如何看的，试通过作品中的具体事例加以说明。

白嘉轩的仁义，来自于姐夫朱先生的言传身教。隐身乡间的朱先生，是作家倾其所爱创造出来的一个现代大儒的形象。作家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他的圣人情怀。在清末民初以来风生水起的大动荡大灾难中，朱先生大仁大义，创造出为数众多的辉煌业绩：只身劝退围困西安城的20万清军，消弭战乱于无形；自带干粮主持白鹿原上的赈灾事务，清廉自守，功德圆满；主持编撰《滋水县志》，历经多年而成，而且秉笔直书，不溢美，不隐恶；主办白鹿书院，广施教化，连黑娃那样冥顽不化、土匪成性的人，也受到他的教育，“学为好人”；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他又不顾老弱之身，立志奔赴战场，为国效力，事虽不逮，其情可旌。白鹿原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传说中此地有白鹿保佑它的吉祥和丰收，在行文中，作家几次将朱先生比喻为白鹿，其用意自不待言。

陈忠实将诸多的故事，都归结到朱先生身上，然而，对人物的偏爱，也产生了负面的作用。例如，破四旧的红卫兵掘墓时发现朱先生死后留下箴言的，以证明朱先生的先见之明的情节，就明显地模仿了刘伯温拜祭诸葛亮墓的民间传说。为了神化朱先生，作家还打破儒家所奉行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让他夜观天象而预知来年庄稼丰歉。这些情节，使得朱先生的形象带上了几分妖气。小娥死后，瘟疫流行，村民以为是小娥显灵，要给她修庙上供，祈求她宽恕乡民，白嘉轩力排众议，要将其焚尸扬灰。为此，他去争取朱先生的支持。朱先生不但坚决支持白嘉轩的决策，还告诉他：“把那灰末不要抛撒，当心弄脏了河海。把她的灰末装到瓷缸里封严封死，就埋在她的窑里，再给上面造一座塔，叫她永远不得出世。”从情节上来说，这是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挪用，但从揭示“仁义道德”吃人的一面来说，这却是非常发人深省的一笔。

10．小娥是《白鹿原》中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代表，甚至死后仍遭到迫害。但在她一生中，却先后爱过三个男人，你如何看待她对黑娃、鹿子霖和白孝文的爱？

田小娥性格中有着大胆、勇敢、叛逆的一面，这使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反抗无情的命运。黑娃的出现让她看到了一线生机，她做出了大胆的举动，用“婚外情”对郭举人进行报复，为追求性爱而与黑娃同居。一开始她与黑娃的结合是一种本能的需求，和黑娃在一起是为了报复郭举人，后来却产生了真正的感情。她甚至想守着黑娃过一辈子，想伺候他，想为他生儿育女，想孝顺公婆。但是在男权社会里她的这种“爱情”是不被允许的，在一个非常态背景下要求平常生活的愿望是奢侈的。她的举动被周围的人所不容，认为她不要脸，不讲廉耻。甚至，连爱她的黑娃也这样说“我已经弄下这号不要脸的事，就这么没脸没皮活着算毬了”。他认为和她在一起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因为她的行为颠覆了当时白鹿原上存在的至高无上的两性秩序，也是对男性权威的挑战，于是她的“爱情之路”坎坷、崎岖。偷情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偷情之下的爱情是不道德的，以暴治暴的爱情追求更不是这个女人能够承受的反叛方式。除去简单的个人追求，纷乱的社会背景更把她推向文学悲剧的风口浪尖。由于黑娃参加了当时的“农会”，而“农会”却在政治斗争中被敌人打败，在那段时间里，田小娥为了生存不得不以自己的身体来换取生活的来源，田小娥先是做了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被田福贤和鹿子霖当作黑娃来惩治，这使她在肉体和精神上倍受折磨。接着，她为了救黑娃而被鹿子霖趁火打劫，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再次处于屈辱的地位。后来，当白嘉轩和鹿子霖再次斗争时她又被鹿子霖当作报复自嘉轩的棋子，让她去勾引白孝文。而她把白孝文拉下水，又一次把自己置于无地自容的地步，致使周围的人更加地憎恨她。当白孝文受到惩罚时，她起码的良知与怜悯并未泯灭，她生出了忏悔之意。后来，白孝文堕落成了一个乞丐，她反而对白孝文更好，用善良和软弱的方式丧失自我，不计道德底线地同情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加深了她的悲剧感。 应该说，田小娥正值青春年少时期，应该有享有受别人尊重的权利，也有追求爱和幸福的权利。她与黑娃的偷情是她为了满足生理需要中性这个最低层次的需要，而她后来想要与黑娃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是她对归属和爱这一层次的追求。后来她与鹿子霖和白孝文发生性关系也是为了安全需要和生理需要这一基本层次需要的满足。因为她当时已经被监控起来了，对她来说避免危险和生活有保障，同时又满足生存需要是第一位的。从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田小娥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对基本需要的追求，这是由于她第一层次的需要都难以实现，所以她没有办法去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 在与鹿子霖、白孝文同居的日子里，她沉溺于男女性爱的激情之中。或许对她来说这除了是对性爱的追求之外，可能还包含着一种男女双方的倾慕和玩赏在其中。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性可能成了田小娥在不同阶段的一种谋生手段。这种谋生的方式会压迫着她，让她透不过气来，她自己也会越陷越深，无法逃离这种生活状态。这就会加快了她走向自我毁灭的步伐。这注定了她永远无法获得那种心灵与肉体融合的自由和快乐。

11．通过《红高粱》讲述的“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的故事，从爱情和战争两个方面说明“红高粱精神”的含义，并谈谈你是如何理解作者从中发掘出的“种的退化”的命题的？

“红高粱精神”：它秉领天地精华、粗枝大叶、抗旱抗涝、生气勃勃、充满了野性，承载了作为人的原始生命力的

象征意义。它带人们去闯荡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人们的护身符。它体现在自立自强、生机昂然、热情奔放、敢作敢为、敢爱敢恨、周身洋溢着阳刚与血性、浑身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的余占鳌和有着非同一般的机智和胆识、具有浪漫不羁心灵的戴凤莲等人物形象身上。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正是“红高粱性格”的鲜明体现，对自由生命的热爱和追求，对现代人生命的回归和蓬勃生命力的呼唤都以红高粱为载体，由这种充满也行生命力的红高粱传达出来。莫言通过“红高粱”赞美了高密县东北乡人红高粱般的性格，赞美祖辈洋溢着的原始生命力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赞美了作为人最本真的欲望和追求，而这一望无际，庄严肃穆的红高粱不仅仅是“我爷爷”“我奶奶”生活、战斗的场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暗示和一种生命力的传达。是他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是优秀的传统民族精神的象征。它和“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了灵魂的孩子”的后代子孙的孱弱形成了鲜明对比。 ②“种的退化”：《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是作家寄托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内心你情感。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莫言关于对象的“纯种”有着固执的爱。在《红高粱》中他对纯种的红高粱以及象征着“人”的纯种的呼唤更为急切。他甚至不惜直接向历史和未来发言：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在这里，莫言所谓的“种的退化”就是人的异化，对未异化的自立自强的人的赞歌，可视作《红高粱》系列的总主题。为了完成这一主题，莫言将家乡的典籍和非典籍的文化积淀作了自己的审美评价后，用奇想构造了红高粱世界中的严酷的生存状态。粗枝大叶、抗旱抗涝、生气勃勃、充满了野性“洸洋血海般的红高粱”，是莫言审美理想中的人的纯种象征物，在作品中也就成了意象。这种对“红高楼精神”的赞美与对“种的退化”的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愈加变得浓烈感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作家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民间是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昂然热情奔放的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的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的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进步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这种遗憾与感慨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曾经存在过的民间自在状态的理想化与赞美，从而使其呈现出了更为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

12．莫言是否可以确定为本色的、原生态的农民作家？试通过他自身的经历和他与其他乡土作家的比较加以说明。

乡村生活的贫困和家庭遭受的政治歧视，给莫言的少年生活留下了惨痛记忆，而父亲过于严厉的约束也使莫言备受压抑。读小学五年级时，他因\文革\爆发而辍学，12岁就和成人一样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1976年，莫言应征入伍离开家乡，但故乡始终是他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1985年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后，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发表《枯河》、《爆炸》、《金发婴儿》、《自狗秋千架》等一系列作品，但真正奠定他在当代文坛上重要地位的则是《红高粱》。此后，莫言还创作了长篇小说《酒国》、 《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

表现乡村生活的作家，或者是在乡村生长起来的，或者是曾经有过乡村生活记忆的。但优秀的作家都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视角。鲁迅写乡村，是用启蒙思想揭出病苦，唤醒人们的关注，是要改造国民性。沈从文写乡村，是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在城市和文化人中闻，感受城市里的嘈杂、平庸、污秽，以及人际关系的扭曲和畸变，回望遥远的湘西，把湘西的小小边城描绘成理想的桃花源，因而塑造出了翠翠这样的理想中的超凡脱俗的女性形象。赵树理写乡村，首先是着眼于解放区乡村的具体工作，在工作中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又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直截了当地解决的，就把它们写成小说，希望读小说的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启悟，得到点化，因此，注重的往往是乡村生活和政治环境的错综复杂性。而路遥、贾平凹、张炜和陈忠实都是在读中学读大学时就离开乡土，在接受现代文明的教育之后，回望乡村的，知识分子的眼光和思考的习性，推助着他们的创作：路遥所思考的是时代转型中的青年农民的出路，特别是青年农民在离开乡村去寻找和创造新的人生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和代价；贾平凹写乡村，有着传统文人的气质，保留了对乡村生活淳朴的记忆和欣赏，以及对时下乡村的衰败的痛心和疾愤；张炜写出了隋抱朴等乡村里的思想者形象；陈忠实将朱先生和儒家文化予以高度的理想化，同样富有强烈的思想冲击力。

至于莫言，则可以把他定位为本色的、原生态的农民作家。莫言表现乡村生活，其独特性在于浓烈的乡村本色、农民本色。莫言曾说：\我的祖辈都在农村休养生息，我自己也是农民出身，在农村差不多生活了20年，我的普通话到现在都有地瓜味。这段难忘的农村生活是我一直以来的创作基础，我所写的故事和塑造的人物，甚至使用的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夹杂着那里的泥土气息。??我本质上一直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莫言在乡村中整整生活了20年，并且彻头彻尾地当了近十年的农民，对于乡村生活、对于乡村的劳动，有着切近、深入的体验。进一步而言，莫言所表现的，是\自由的农民之子\的浪漫情怀和憧憬。他不是从外部去发现(或者欣赏或者哀叹)乡村生活的问题或诗意，感叹农民生活的自在悠然或者苦不堪言，而是置身于农民中间，和他们一道穿越历史的风风雨雨，顽强地生存并且坚守着自己的人生信念和丰盈血性。《红高粱》里的\我爷爷\、\我奶奶\蔑视礼法，敢于追求自己荡气回肠的爱情；《檀香刑》中的孙丙敢作敢当，非人的酷刑可以承受，但生命的尊严却不可摧折；《生死疲劳》中的蓝脸在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农村集体化浪潮中，在时代氛围异常严峻的20余年问坚持做一个单干户，做自己的土地的主人，意志何其坚韧!关怀和同

情，是文化人的悯农情结。身处农民之中才会发现，如果一味地抱怨诉苦，自怜自叹，那日子何以过得下去?何况，即使是在最苦难、最惨痛的情境之中，生活也并不全然都是血泪，它有自己的韵味，有内在的情致。莫言曾说：\我觉得写痛苦年代的作品，要是还像刚粉碎'四人帮'那样写得泪迹斑斑，甚至血泪斑斑，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就我所知，即使在\文革\期间的农村，尽管生活很贫穷落后，但生活中还是有欢乐，也没有是不符合生活本身的；即使在温饱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生活中也还是有理想的。当然，这种欢乐和理想都被当时的政治背景染上了奇特的色彩，我觉得应该把这些色彩表达出来。把那段生活写得带点神秘色彩、虚幻色彩，稍微有点感伤气息也就够了。\写\文革\时期乡村青年人的感情纠葛的《自狗秋千架》中有这样一段话：\即便是那时的农村，在我们高密东北乡这种荒僻地方，还是有不少乐趣，养狗当如是解。只要不遭大天灾，一般都能足食，所以狗类得以繁衍。''《透明的红萝卜》一方面对沉重而荒凉的乡村生活状况、对黑孩的悲惨命运，描写得力透纸背；另一方面，仍然通过透明的红萝卜表现出了黑孩童心当中的理想和欢乐。莫言作品的修辞方式也很独特。莫言以农民的眼光看生活，农民所面对的田野和大自然间的万物，都是具有活泼的生命的有机体。

13．你是如何看待莫言作品中独特的儿童视角和\高密东北乡\？这对于他小说的独特性有多大作用？是否也妨碍了他创作的创新？P105-106

莫言的小说，经常会采用一种独特的视角，创造一种新奇的感觉世界的方式。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儿童视角、孩子目光，在莫言的作品当中就形成了一个先后相承、不断采用的叙述方式。不管作品讲的是什么年代，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儿童的参与、观察和思考，都给这些作品带来了一种奇异的、别致的、对读者有很多的诱惑力和想象力的艺术元素。比之于感性和理性较为协调的成人，孩子处于感性敏锐、理性不足的时期，他们对世界的感性认知，既强化和突出了对象的形象性，也与文学作品的直感性和形象性优先相吻合。如黑孩在河边砸石头时，将听觉和视觉结合起来赋予声音以图像的一段描写：\黑孩的眼睛本来是专注地看着石头的，但是他听到了河边传来的一种奇异的声音，很像鱼群在唼喋，声音细微，忽远忽近，他用力地捕捉着，眼睛与耳朵并用，他看到了河上有发亮的气体起伏上升，声音就藏在气体里。只要他看到那神奇的气体，美妙的声音就逃跑不了。他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嘴角上漾起动人的微笑。\《红高粱》故事的主体，写的是\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那一代人的故事，但经常跳出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却是一个名叫小豆官的孩子。如果把这个人物拿掉，这个作品的主体恐怕不会受到大的影响，但是恰恰是由于小豆官的在场、评述，使得这个作品非常生动、鲜活，有了一种盎然的童趣。《丰乳肥臀》、《四十一炮》等作品里的一些成人叙述者，也有着一种长不大的儿童的心态，而《生死疲劳》中在六道轮回中的西门闹，由于兼有人类和各种动物的特性，因而他(它)眼中的世界也更加富有情趣。

莫言在作品中还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乡土文学，往往与特定的地域风情联系在一起。鲁迅以未庄、鲁镇、S城命名的浙江水乡，以及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畔、周立波的洞庭湖区，都是印上了深刻的个人标记的。80年代以来，在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下，中国作家的地域性建构更为自觉。福克纳不断地写他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终于创造出一块自己的天地。莫言曾经说道：读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后．\我立即明白了我应该高举起'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把那里的土地、河流、树木、庄稼、花鸟虫鱼、痴男浪女、地痞流氓、刁民泼妇、英雄好汉?统统写进我的小说，创建一个文学的共和国。当然我就是这个共和国开国的皇帝，这里的一切都由我来主宰。创建这样的文学共和国当然是用笔，用语言，用超人的智慧，当然还要靠运气\。

莫言的家乡，在他的众多作品中，由此转化为高密东北乡。它最先出现在《秋水》和《白狗秋千架》中，经由《红高粱》、《丰乳肥臀》，直到《生死疲劳》，莫言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如果按其历史顺序排列，《秋水》为其开端，是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是写\爷爷奶奶\作为这块土地的开拓者的一段奇遇。然后，\爷爷奶奶\的形象在发展扩充和大幅度的改造后，又出现在《红高粱》系列作品和《丰乳肥臀》中。这是高密东北乡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到抗日战争时期。《透明的红萝h》、《枯河》、《生死疲劳》等则是发生在当代现实之中。而且，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和现实，是两个对比鲜明的世界。后者是作家真实感受着的人生，沉重、凄凉，前者是作家心灵中的幻象世界，激越、神奇。它在历史时间上是顺延的，在作家的创作上却是倒置的，由现实而返照历史的--经由想象力建造起来的红高粱世界的辉煌，映照出当代人的没落和凄凉，也印证着作家提出的\种的退化\的命题。

14．所谓的\马原体\小说，其核心就放逐意义，重视叙述本身。你认为马原这种侧重形式的实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何意义？

在先锋小说的发展过程中，马原是一位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作家。从他开始，中国大陆的当代小说首次颠覆了内容与形式的等级关系，\形式\已不再是为内容服务的技巧，而成为写作的最终目的。这一形式至上的创作观念，不仅引发了1985年的文学爆炸，而且也使马原成为当时中国文坛的一位焦点人物。在马原的小说中，往往存在着多重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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