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又要受穷的想法，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农民的思想。对于这种大事清醒、小事糊涂的人，作者只是把他作为一个喜剧人物，是充满善意的嘲笑，最多也只是通过小孩子们自编自演的儿歌给予讽刺而已。周立波说：“面糊是我们这带乡间极为普遍的性格,我们一位邻居恰巧是具有这种性格的鲜明的特征的贫农。但书上也不全是写他，我碰见的面糊不止他一人”。贫农陈先晋与“亭面糊”的情况十分相似，然而，他不再是一个“喜剧性”的人物，而是更多地代表了当时农民的真实思想与心态。祖上几代人都曾发狠做活，却越做越穷，直到解放后分到土地，发家梦都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他自己在犁耙功夫方面是一把好手，儿子大春和孟春、女儿雪春都是青年壮劳力，如果自家单干，肯定可以先富起来。但是，现在却号召入社，要上交土地，几代人的梦想又将成泡影。作者在正篇的第13章“父子”、第14章“一家”、第15章“恋土”和第16章“决心”中，对于这位老农在精神上的痛苦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同情，充分表现了老一代恋土的农民在走向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时艰难的心路历程。因此，这个形象受到湖南广大农民的普遍喜爱。 10．《创业史》在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形象塑造上，有什么经验或教训？
提示： 梁生宝是小说的主人公，是作者以“当时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为标准刻意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创作理想，集中了一个农村基层干部所应有的优秀品质，既克己奉公，又朴实憨厚。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有党的领导，我慌啥？”在他的带领下，互助组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战胜了有雄厚实力的“三大能人”，使互助组走向了发展壮大。把梁生宝看作是社会主义农村新人的“光辉形象”，并作为这部作品艺术成就的主要标志，是当时评论界相当一致的认识。有人甚至把梁生宝形象的典型性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提并论。然而，即使在当时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梁生宝在当代农村的“新英雄人物”塑造中，存在着“三多三不足”：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写不足。作者塑造梁生宝形象时，主要是从理念出发，把他描写成过于理想化的人物。当作者的理想与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发生矛盾时，人物性格的发展就产生了困难，同样，当作者局限于以当时的政策来衡量和判断丰富的生活现象，将农村中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都简单归入两条道路斗争之中，并以此作为全书惟一的主题时，作品所希望反映出历史宏大画卷的理想，也必然成为空想。因此，《创业史》最终没能完成，除了作家受到迫害、过早去世等原因外，主人公性格发展与历史进程的矛盾，以及作家的创作理想与社会生活的矛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梁生宝的形象存在着过于理念化的弊病，但梁三老汉、郭世富、姚士杰、郭振山等，却比较客观真实地表现出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使人物形象具有了旺盛的生命力。如果说，在梁生宝身上，作者表现得更多的则是自己对政策的理解和对理想的憧憬。那么，在梁三老汉身上，作者表现得更多的是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认识。梁三老汉与《山乡巨变》中的盛佑亭、陈先晋一样，尽管勤劳能干，却没能创出一份家业来。土改后得到了土地，重新唤起了他创业的梦想。他既保守倔强，又通情达理。他不赞成互助组，是因为儿子梁生宝所走的合作化道路，预示着他梦想的破灭，但更为儿子的“闹腾”担忧，怕儿子带领大家闹出了事，却只有他儿子一个人去“坐班房”。作者十分准确地把握住了现实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性格变化的分寸感，在描写他思想感情转变的过程中，倾注了对传统农民的深刻理解与复杂情感，这个人物形象成为了转变中的旧式农民的代表。 11．《创业史》中的“三大能人”郭世富、姚士杰、郭振山是三个什么样的人？
提示：蛤蟆滩的“三大能人”郭世富、姚士杰和郭振山也性格鲜明，各具特色。郭世富是一个富裕中农，曾靠给人家打工为生，后来因意外的机遇发了家，“是梁三老汉顶羡慕的人”，然而也是一个“不识字的经济专家”，工于心计，处世圆滑，善于见风使舵，精于在买卖中做手脚，“是蛤蟆滩最令人难琢磨的一个人”。他有心与互助组较量，却知道时时提醒自己“不张狂”，集中表现了农民的狡猾。姚士杰是一个富农，他继承了父亲“铁爪子”的为人之道，更仇恨共产党断送了他做地主的梦想，却主张“好汉厉害，不在脸上，在心里头”。因此，他与郭世富一样能干，却比他更心狠手辣。他奸污了妻侄女素芳，还唆使她嫁祸于梁生宝，是小说中最为肮脏、阴险的人物。如果说，郭世富是农村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势力的代表，姚士杰是暗藏在农村中阴谋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阶级敌人，那么样，郭振山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郭振山曾经是一个从土改积极分子，因为斗争积极、工作认真而当上了村长，但有了个人发家的资本后，便对互助组运动产生了抵触情绪，不但觉得党员难当，更是嫉妒梁生宝的成绩，最后蜕变为了“革命的局外人”。 12．《布礼》是怎样表现“革命无悔”的主题的？ 王蒙的中篇小说《布礼》，小说以“意识流”的表现手法，而获得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小说中的钟亦成从十三岁起就参加革命，经历了地下工作的种种危险与艰辛。因一首发表的小诗而被打成右派。小说中的钟亦成在旧社会的苦水中泡大、在革命战争的炮火中获得成长洗礼的人，有着纯正的革命血统。为了重申自己的“革命者”身份，以“布礼”来证实自己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他可以获罪、可以受罚、甚至可以断头，但对革命的忠诚永不改变。于是，他以无
比虔诚和执着的信念实践着自己的主义和理想——用体力的消耗来完成精神的救赎。他坚信：“革命、流血、热情、曲折、痛苦，一切代价都不会白费。??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也毫无个人的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他将仍然为了自己哪怕是一度成为这个伟大的、任重道远的党的一员而自豪，而光荣。”“也许，这只是一场误会??党是我们的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王蒙在小说中就是这样表达了“革命无悔”的主题。
14．简要说明王蒙小说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布礼》、《蝴蝶》到《杂色》的风格变化。
王蒙新时期的小说大胆借鉴并吸收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创作手法，创作出了一系列独特新颖的小说。眼花缭乱的叙述，不规则的结构，片言只语刻画出的形象，吸引了广大读者，从小说中可以感到作家心灵细微的颤动，听到了作家心灵深处流出的歌，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语言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给读者以启迪鼓舞和新颖别致之感。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通过一个刚到组织部工作的青年干部林震的见闻，展现了满腔的理想主义热忱遭遇了官僚主义打击的无情现实，进而提出了这样发人深省的问题：究竟是林震太幼稚还 是组织部的官僚主义力量太强大?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有着多重的思想意义：第一，在刻画林震的工作热情时，作家勾勒出三个各有特点的官僚主义者形象--专横跋扈的王清泉，回避矛盾、忙忙碌碌的韩常新和对工作缺乏热情的刘世吾。因此，这部小说已经具有“政治小说”(“官场小说”)的意义。第二，在那几个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中，刘世吾又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他精明能干，却因为工作太忙而“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以至于他的口头禅是“就那么回事”；但他偶尔也会回首充满热情的革命岁月，感叹：“我们，党务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这样的困惑又表明他并没有彻底麻木。作家写出了这一层，其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性的批判官僚主义，而足以催生这样的思考：为什么新的生活也会归于平庸第三，小说并没有止于欣赏林震的理想主义热情，而是“想通过林震的经历显示一下：一个知识青年，把‘娜斯嘉方式’照搬到自有其民族特点的中国，应用于解决党内矛盾，往往不会成功，生活斗争是比林震从《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里读到的更复杂的。正因为这篇小说的思想内涵丰富，具有多重主题，所以才成为当代小说的一篇经典之作。
新时期以后，王蒙重返文坛。经过磨难，他的人生观、文学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复出以后长达30年的创作历程中，对于革命的思考一直是他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他说过：“我的多数作品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公：革命。我试图写出一点革命的必然，革命的神圣和伟大，革命的曲折、代价和艰难。”在他的小说中，对革命的反思呈现为“革命无悔”与“追问革命”两重旋律。
中篇小说《布礼》显然凝结了作家本人对革命的回忆。小说以“意识流” 的手法，穿插着描绘了主人公钟亦成在1949年投身革命(“钟亦成入党的时候只有十五岁”)、1957年却因一首小诗受到了十分荒唐的猛烈批判、被打成“右派”而感到冤屈的经历。但无论如何，他坚信：“革命、流血、热情、曲折、痛苦，一切代价都不会白费。??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也毫无个人的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他将仍然为了自己哪怕是一度成为这个伟大的、任重道远的党的一员而自豪，而光荣。”“也许．这只是一场误会??党是我们的亲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这样“革命无悔”的主题在新时期之初是很有代表性的。另一面，又有深深的困惑。《布礼》将这矛盾的心绪表达得相当严肃、直白。
稍后的中篇小说《蝴蝶》很快就超越了《布礼》的严肃与直白。作品通过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张思远在政治运动中的浮沉和家庭生活的变故，揭示了他的微妙心态：“他怕失去他的领导职务，决不仅仅因为生活上的优厚条件，他自己辩解说。他怕失去党，失去战斗的岗位，失去在这个伟大队伍中的重要的位置。”在“他自己辩解”这一句中，已经暗示了主人公的心底不踏实，同时也传达出作家的锐利目光：在“党性”和“私心”之间，常常未必有那么分明的界线。尽管作家花了不少笔墨去描写主人公在劳动改造中的返璞归真，但对于“异化”主题的点染已经足以使人考；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革命是如何“异化”成一场灾难的?比起淳朴的“革命无悔”，这样的追问显然更具有警世的意义。
到了中篇小说《杂色》中，主人公曹千里又进一步超越了严肃。“他曾经热情而又单纯，聪明而又自信，任性、漫不经心，却又像一个乐观的孩子。”看，他与林震、钟亦成多么相似!甚至在经历了政治风暴以后产生的困惑也十分相似：“革命。复杂啊，怎么愈来愈复杂，愈来愈摸不着头脑了呢?”《杂色》比《布礼》多了豁达，多了幽默，连文笔也流畅了很多，显示了作家对诗意的追求，也显然相当真实地还原了作家的个性。因为作家后来自道：“我身上有两种倾向或两种走向都非常鲜明，比如一种是幽默，一种是伤感，本来幽默与伤感是不能相容的。”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布礼》中，显示了伤感的一面；而在《蝴蝶》和《杂色》中，幽默的色调逐渐凸显了出来，并显得相当旷达。
15．王蒙描写过哪些青年革命者形象和干部形象（各说出两个以上）？他们各自都有些什么特点？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刻画工作热情的林震，还勾勒出三个各有特点的官僚主义者形象--专横跋扈的王清泉，回避矛盾、忙忙碌碌的韩常新和对工作缺乏热情的刘世吾。
《布礼》描绘了革命者钟亦成在1949年投身革命(“钟亦成入党的时候只有十五岁”)、1957年却因一首小诗受到了十分荒唐的猛烈批判、被打成“右派”而感到冤屈的经历。但无论如何，他坚信：“革命、流血、热情、曲折、痛苦，一切代价都不会白费。??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也毫无个人的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他将仍然为了自己哪怕是一度成为这个伟大的、任重道远的党的一员而自豪，而光荣。”另一面，又有深深的困惑。《布礼》将这矛盾的心绪表达得相当严肃、直白。
中篇小说《蝴蝶》描写了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张思远在政治运动中的浮沉和家庭生活的变故，揭示了他的微妙心态：显示了主人公的心底不踏实。
《杂色》中，青年革命者形象曹千里，他曾经热情而又单纯，聪明而又自信，任性、漫不经心，却又像一个乐观的孩子，在经历了政治风暴以后产生了困惑。
16．为什么说80年代以来的革命叙事呈现出了众声喧哗的特色？
世纪之交，缅怀革命史、讴歌英雄谱的文学思潮对于文学界持续高涨的世俗化浪潮是有力的冲击。这一具有鲜明“怀旧”色彩的思潮是时代需要浪漫情怀、人们难忘红色记忆的证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革命叙事呈现出了众声喧哗的特色。其中，既有《芙蓉镇》和《古船》对居心叵测的人们利用革命以营私的无情揭露，也有《白鹿原》和《长恨歌》对革命其实改变不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深长思考，更有《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以及《英雄无语》这样既缅怀革命、讴歌英雄又有所感伤、有所困惑的浪漫主义新浪潮。这些不同的主题表明：当代作家对于革命的思考已经成功超越了前辈作家充满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色彩的革命颂歌，进入了更丰富、更阔大的文学境界。既有对于历史与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探讨，也有对于革命与日常生活、革命与农民性的独到思考。这样，就还原了历史与革命的波澜壮阔、一言难尽。
17．简要说明《茶馆》新颖而独特的戏剧结构。
《茶馆》最大的特色是新颖而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的戏剧结构。在“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下，三幕戏相对独立，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雨飘摇、多达70多个人物的命运变迁，浓缩在“裕泰”这所普通的茶馆之中。作品既没有一以贯之的矛盾冲突，也没有首尾相连的完整故事，而只是聪明地截取了三个横断面，巧妙地采用“人像展览式”的戏剧结构，表现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这种“人像展览式”结构的特点在于：不以故事情节为结构线索，而以人物活动为结构要素，主要人物从中年到老年贯穿全剧；次要人物两代相承；龙套闲人根据剧情需要来去自由；每个角色自说其事，在时代大背景下事事相连。如此一来，主次分明，线索清晰，在大时代的纷乱背景上，凸显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他们的性格命运，成功地表现了重大的主题。 18．《红灯记》中的“痛说革命家史”一段，讲述的是怎样的“革命家史”？ 中国京剧院1964年首演的11场京剧《红灯记》，是“十七年”戏曲现代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该剧表现地下党员、铁路工人李玉和一家异姓三代为把一份密电码送交北山游击队，在叛徒出卖的紧张情势下与日寇周旋，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故事。
《红灯记》创造性地调动了京剧艺术表现手段为塑造人物服务，“对运用京剧特色和表现现代生活的矛盾解决得比较恰当”。作品保留了原故事的精彩内核、场次的大致结构和人物形象基调，而充分调动京剧作为成熟剧种所拥有的一切艺术手段，发挥京剧唱、念、做、打诸多艺术形式的综合表现力，用以表现革命英雄壮怀激烈、高大英勇的崇高形象，客观上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戏曲表现现代主题的矛盾。经过这样创造性的艺术程式的精心组合，全剧呈现出紧张激烈、激情高昂的情感氛围，大大提升了舞台表演的综合艺术效果。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段落是“痛说革命家史”。李奶奶以“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这样炸雷般的诉说开头，接着是“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的思绪难平的大段唱腔进行厚重煽情的铺垫蓄势，然后是作为该剧核心的长达80多句的掷地有声的大段念白，把情绪绷到了最大张力，然后又接一段“闹工潮”的唱段把诉说家史之“痛”导向希望后继有人的绵绵不绝的情感渠道，使李铁梅顺势而进，接过红灯唱出“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的誓言，把观众情感推向最高潮。这种“组合拳”式的艺术手法增强了京剧艺术的感染力，挖掘了京剧新的艺术表现的可能性，丰富了京剧艺术的手段。 19．举例说明《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是一位什么样的女地下工作者形象？
《沙家浜》最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阿庆嫂这样一个圆熟机敏、口齿伶俐、智能双全、处事不惊的女地下工作者形象。故事以阿庆嫂为中心展开，通过阿庆嫂在智斗中巧妙利用敌人明争暗斗的矛盾和自身优势占据主动，在敌人眼皮底下
巧妙送出情报，组织乡亲掩护和支援受困的新四军战士，在敌人以乡亲沙奶奶的生命来要挟时变被动为主动，配合新四军一举歼敌取得胜利这样的险象环生而又引人入胜的情节，通过文采斐然而又合乎身份和剧情的唱腔设计，通过精心提炼、精彩纷呈的台词，凸显了阿庆嫂独特而丰满的人物个性特征，使其在剧中焕发出特殊的魅力，区别于其他任何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阿庆嫂的台词和唱词富含机智，声东击西，左提右挡，以十分符合特定身份的言辞周旋于愚笨自负的胡传魁和阴险狡猾的刁德一之间打击敌人，保护自己，见招拆招，滴水不漏；其间胡传魁被阿庆嫂牵着鼻子走，全剧很见艺术功力。阿庆嫂的台词也进一步显出人物的智慧和勇敢。字宇合乎身份，句句暗藏玄机，既来自于民间文化，又高度艺术概括，为该剧增添了迷人的艺术光彩。 20．简要说明《智取威虎山》双线并行的复线结构的特点。 从情节结构看，《智取威虎山》是一种双线并行的复线结构，一条是小分队乘胜追击，发动群众，准备决战；一条是杨子荣打进匪窟与敌周旋，最后双线合一，杨子荣和小分队及群众里应外合端掉匪窟。这样的结构使得故事脉络分明，结构紧凑完整，剧情发展波澜不断，矛盾冲突此起彼伏，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和观赏性。 21．为什么说《车站》在艺术的探索方面比《绝对信号》走得更远？
高行健的实验话剧探索，具有强烈的剧场意识，注重演员与观众的互动交流；追求戏剧语言“直观化”的最大可能，强化台词的直接表现功能；开掘戏剧表演综合性的特点，融多种艺术形式于话剧演出之中。这些创作特点，在小尉场话剧《绝对信号》和无场次多声部生活喜剧《车站》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绝对信号》捕写了“文革”刚刚过去，黑子、蜜蜂、小号三个各具经历的年轻人、老车长与车匪在一节夜间行驶的列车守车上发生的一段遭遇，以“列车”象征重新出发前进的国家，探讨了权利与责任的关系，也反映出复杂的社会矛盾，其主旨是现实主义的。但是，它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以现代的表现手法和形式突破了传统的写实戏剧，使大家看到了一种按照生活和心理本身的复杂冲突去结构剧情的可能性。作家用生活化的语言对生活进行了朴实的描写，而表面的波澜不兴之下汹涌着激烈的心理潜流，戏剧冲突以心理交锋来酝酿和推动，张力十足。在艺术上，该剧最出新的地方，则在于把人物内心世界外化为舞台场面的表现手法。也就是高行健自己自觉追求的戏剧“语言直观化”，表现了戏剧虚实互转的“假定性”特征，也彰显了剧作家深刻的、创造性的舞台戏剧意识。该剧电影化的叙事手法也拓展了戏剧舞台的审美空间，丰富了观众的戏剧审美体验。 无场次多声部生活抒情喜剧《车站》，在艺术的探索方面比《绝对信号》走得更远。剧作有一个简单的情节八个人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和愿望在周末的下午来到一个车站等车进城，几次车过不停之后，其中一个“沉默的人”坚定地迈开双腿徒步进城，其余的七个人则在焦躁不安、抱怨责骂和偶尔对“沉默的人”的猜想中继续原地等待，一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车还是没来，人们这才偶然发现这个车站早被废弃了。现在看来，剧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积极行动、自我救助的现代人生主体精神的肯定。以及对因循保守、目光短浅、缺乏主见、消极被动的人生态度的善意嘲讽和警示，恰恰是剧作家敏锐把握社会观念变革并积极运用创新的艺术形式将其表现出来的探索先锋进取的特点。 在艺术形式上，《车站》明显地借鉴了贝克特《等待戈多》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文立足于本土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上，两相结合，对剧中所欲表现的主旨赋予了新的内涵。剧中人各自带着自己的生活背景而来，并满怀着对现实生活中不同目标的憧憬，家长里短的主妇、初次赴约的少女、满怀理想的青年考生、自信技艺超群的师傅、满足于现实既得利益的主任、无所事事却对现实处境愤懑不满的愣头青小伙、痴迷棋艺的大爷，还有不说一句话只有行动的“沉默的人”，戏剧台词几乎全是平直朴素的生活语言，从剧作结尾所有角色还原成普通观众“甲乙丙丁??”并对剧中人加以评论的设计可以得到体现。而人们在车站一等就是十年，这种用荒诞的手法来表现的象征性极强的行为，何尝不是一种隐喻，嘲弄了盲目、被动、保守，在无望的等待中自白耗费时间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剧作家以这样新奇独特的现代手法，打破了舞台与生活的界限，调动起观众的生活经验、思考和感受来参与“演出”，与角色一起创造出一个不可思议的艺术世界荒诞感。《车站》最重要的艺术创新。从而揭示出生活内在的矛盾性、复杂性以及还在于剧作家第一次实验了多声部的戏剧语占表达方法。在剧中，不同人物组成不同声部，同时揭示不同的心理情绪和思想活动，或者几条行动线索齐头并进，交织成复杂、丰富的合音，造成内涵饱满的综合戏剧效应。这种实验既是剧作家实践自己的现代戏剧观的有益尝试，激发了导演和演员表演的新的创作欲望和艺术手段，也开拓了中国话剧史上新的审美形式。 22．同样集中于一个场景的剧作，《天下第一楼》与《茶馆》相比有什么不同？
剧作采用了闭锁式结构，全戏三幕全都围绕着主要人物卢孟实，描写“福聚德”的兴衰和人事纠葛，笔墨非常集中，因此人物命运波涌浪翻，非常引人入胜，观赏性很强。这是何冀平戏剧创作的一个特点，也是由该剧的主题决定的。与同是集中于一个场景来写戏的《茶馆》相比，《天下第一楼》并不试图通过小场景来折射不同大时代的社会风云，它的“面”并不宽，其独到之处在于“深”，即将笔锋探向人的性格、人的内心，从而试图揭示一定社会历史文化条件
下的人物深层心理结构，并传递出剧作家对人生内涵的悲凉感悟。 23．《暗恋桃花源》讲的是两个什么样的完全不搭调的故事？作者是怎么安排的？
《暗恋桃花源》的剧情是两个完全不搭调的故事：由于剧场调度的安排失误。两个剧组被阴差阳错地安排在同一时间的同一个舞台上彩排。“暗恋”讲述的是生命垂危的江滨柳躺在病房中回忆早已失散却40年不渝的恋情，优美而感伤；“桃花源”则是改编的古典名篇，活色生香的春花与无能丈夫及偷情汉子亦古亦今纠缠不清的闹剧，世俗又戏谑。既是“戏中戏”，又是互扰、互接。正是这样一种看似完全不和谐的艺术构思，却将两组迥然相异的人物、两个完全无关的故事、悲剧与喜剧、当下与回忆、真实与虚幻、现实与历史、纯净与混乱搭接在一起，看似无序，实则暗合了当下世人的生活体验和潜意识，达到奇妙的统一，获得一种新奇、复合、多义的审美效果。互扰与互接是该剧结构的重要手段。两个剧组都要争相排演，相持不下，相互的“干扰”在所难免，但是在巧妙的结构中，这种原本应该不能容忍的“干扰”却暗自生出一种奇怪的秩序，很多时候甚至可以相互天衣无缝地互接在一起。这种手段固然是符合和满足了观众在以纷乱的干扰成为常态的社会乱象的生活中的真实体验，是剧作家敏锐地把握现实人生状态，并找到一种精妙的“在多线叙述结构里穿梭自如”的艺术结构方式。 24．“归来诗人”（或称“复出诗人”）主要指哪些诗人？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哪些共同特点？
“归来”的诗人主要指由于政治等原因自50年代以来陆续离开诗坛，现在又重新回来的诗人，故又称“复出”的诗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是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受到牵连的“七月派”诗人，如鲁藜、绿原、牛汉、曾卓、罗洛等；二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诗人，其中，既有在50年代以前成名的艾青等，也有50年代崭露头角的公刘、邵燕祥、白桦、流沙河、昌耀等；三是在40年代后期与“左翼”诗歌保持批判性距离、在诗歌观念和艺术方法上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九叶派”诗人，如辛笛、穆旦、唐湜、杜运燮、郑敏、陈敬容等。此外，还有自50年代以来屡受批判，不能公开发表作品的蔡其矫等。 “归来”的诗人大多以个人的坎坷经历来印证历史的“曲折”，在创作上呈现出某些共同特点：普遍具有凝聚着历史沧桑感的“归来”主题，带有“自叙传”性质。艾青把自己复出后出版的第一部新诗集命名为《归来的歌》，流沙河和石天河有同题诗作《归来》，梁南也有《归来的时刻》等，这些诗无疑都带有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倾向。20余年的痛苦历程，使诗人们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有了更为真切的观察、体验和思考，因而其创作也变得深沉和诚挚，更富于理性色彩。梁南的《我不怨恨》中有这样一组引人注目的形象：“马蹄踏倒鲜花，／鲜花，／依然抱住马蹄狂吻；／就像我被抛弃，／却始终爱着抛弃我的人。”这是一种执著，一种痛楚与挚爱、冷酷与热情的复杂情绪组合。离乱和践踏并不能摧毁诗人对于人民和土地的热爱。这一主题在许多归来诗人的创作中，又常常表现为一股感伤情绪。老年人悲哀于不可复得的《失去的岁月》(艾青)；中年人悲哀于失去了的宝贵青春与爱情，如林希的《你曾经是我的舞伴》、周良沛的《要求》、流沙河的《归来》等。然而，比感伤的诗情更有价值的是，诗人们重新开始了对艺术独创性的肯定和追求，使诗歌重新呈现出多样的风格和色彩：艾青的淡泊、机智、富于哲理；绿原、牛汉、曾卓的冷峻与苦涩；昌耀、流沙河的浓重忧伤；公刘的火焰般的激情??无不闪耀着个性的炫目光彩。他们的努力．对20世纪80年代诗歌面貌的变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5．“崛起的一代”主要指哪些诗人？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哪些共同特点？他们与“朦胧诗”是什么关系？
“崛起的一代”主要指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涌现的青年诗人，特别是以食指、北岛、舒婷、顾城为代表的在“文革”中成长的具有反叛和变革意味的“朦胧诗人”。他们一开始就被当做一个“群体”看待，主要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存在某种共性，即对图解政治概念的厌烦，敢于直面当代人复杂与丰富的思想情感。在这些所谓的青年诗人中，还包括一批在延续“十七年”时期诗歌主流传统的同时又重新高扬五四启蒙精神的诗人，如雷抒雁、张学梦、叶延滨、杨牧等。
在新时期诗歌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朦胧诗”的出现。朦胧诗人的集结，以及他们向传统诗艺的冲击和对现代诗艺的追求，使新时期诗歌出现了第一次最有革命意义的浪潮。因此，以谢冕为代表的诗评家把这股应运而生的现代诗潮称为“新诗潮”。
26．北岛为什么会被诗意地比喻为“北方的孤岛”？
北岛的诗歌常常表现一个清醒的、孤独的觉醒者的自我描绘与内心表达，描绘孤独落寞形影相吊的情境，被诗意地比喻为“北方的孤岛”。北岛的孤独感以一种整体情绪意识充满、浸透在诗里。《和弦》描绘了一位孤独者的形象，在孤零零的风、岛、梦、野猫的烘托下，呈现出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感；《界限》以一只孤独的野鹤表达孤独的意绪；《岛》开头的几句诗也许正是北岛自身形象的写照：在茫茫的雾海里，似在前行，在晴朗的月色里，又在滞留，诗的结穴点不在“航行”和“开始”，而在“停泊”和“消失”，这种独立不倚的精神品格，显然已经超越这个“岛”可感的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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