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干部的人情与工作(2)

情，因此在难办工作中可以调用这种感情。一旦这种感情被调用起来，工作中的不合作就会被当作不讲感情。这样，以后对方就不会再在私人性的日常生活和公共性的工作中讲感情了。

同样，贾建友凭什么认定只要将纠纷当事人“分配”给村干部，只要这样说了，双方当事人必定不会再闹，他凭什么肯定村干部能够将各自的亲戚压制住？因为他相信，村干部同样可以调用感情，只要他们愿意；而一旦他们调用了感情，他们的亲戚就必然会受制于日常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感情，就像村干部受制于他所调用起来的感情一样。这样一来，问题不可能不得以解决。两个村干部都说，自己的亲戚可以出面管，这就是感情作用的明证；至于说“听不听还弄不准”，不过是托词而已。当然，他们都说没有办法出面劝说纠纷另一方，这倒不是假话，不同的关系背后，感情压制的作用当然不一样。

乡村干部可以调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人情来往中积累起来的感情来开展工作，说明了人情来往中积累的感情可以产生某种支配作用。乡村干部平常如果与村民之间建立了感情，在需要的时候他就可以将这种感情转化为权力或支配关系。 三

人们认为人情来往能够造就支配关系，通常是从互惠原则角度思考的。村民人情来往的互惠过程中，围绕着人情的给予、亏欠，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这种给予与亏欠，“权利”和“义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明白帐。一方人情的给予会造成另一方人情的

亏欠，这种亏欠会导致下一轮人情来往时的回复。这样，处于人情来往关系中，给予的一方对亏欠的一方就有了某种支配关系。当然，人情来往中的给予与亏欠、权利与义务并不是十分精确的，但特定的村庄中，绝大多数村民根据自己的地方性知识就可以准确把握。给予的一方固然不会权利感太强，但亏欠的一方绝对不能义务感太弱。无论如何，这种权利感和义务感会在双方之间产生支配关系。

但是，这种因人情来往的互惠原则而产生的支配关系，大多仅局限在人情来往中。比如，甲在乙家里办事时送了人情，乙在甲家里办事时也应该去送人情。当然，长期的人情来往会积累感情，这种感情在一定的场合下被调动起来，也能产生某种支配力。但它是一种弱支配力，而且这种支配力并不必然会产生。在村庄里，我们见过很多家庭之间虽然保持着人情来往关系，但他们仅仅是因为血缘关系很近，实际上感情并不一定好，这种人情来往关系并不能促成他们在其它方面的合作或互助，也不一定能在合适的时候促成一方支配另一方。而且，当长期的人情来往不能产生支配力时，村民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否定性评价。

乡村干部因调用人情来往中所积累的感情而产生对村民的支配力，这与村民因人情来往的互惠原则而产生的支配力有很大不同。一个普通村民，无论他多有能耐，只要他家办红白喜事时，村干部到场送了人情，在村干部开展工作时，他就会表现出合作态度。不但村干部认为他应该如此，他自己也认为应该如此。如果这位村民表现出不合作，即使这种不合作是正确的，他的做法也会遭受质疑。举例来说，如果村干部乱收费，这位村民出来指责，一些村民可能正盼望有人“出头”，因此不会

吭声，但内心里会纳闷：“他是个不认人的人啊！人家刚刚在他儿子结婚时去了他家??”家人或其他非常亲近的人则可能直接对他说：“即使村干部乱收费不对，别人可以说，但你怎么能说呢？”

为什么会这样？乡村干部的人情为何有如此强大的支配力？在我看来，这种支配力来自村民的感激和“报恩”心理。因为乡村干部与普通村民之间的人情来往在经济上看是互惠的，但在社会文化意义上，在熟人社会内并不是平等互惠的，这种不平等使得感激和报答（弱意义上的报恩）有所必要。

中国几乎所有的村庄里都有这样的俗话：“人情是一路来一路去的”，意思是说，人情往来的一般原则是等值，别人送我多少，我回送多少。当然，这种等值并不是即刻的计算，要看人情来往的具体场合，在相同或类似的场合，应当是等值的。村干部与村民的人情来往，也遵循这一原则。他们在相同或类似的场合，互赠的人情是等值的，从长远来看更是如此。

然而，红白喜事的人情来往不仅仅只有经济上的意义，还有社会文化上的意义，尤其是在熟人社会内。红白喜事办理的状况，与村民在村庄中生活的面子、尊严等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办理红白喜事时，客人来得越多，主家越有面子，因为这表明他的人际关系很好，大家都很喜欢他。不过，不同的人出现在红白喜事上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一般的村民通常只有数量上的意义，而身份和地位高的人有特别的意义。他的到场会使主家感觉更有面子，因为与社会地位高的人结交，可以特别表明主家的地位不一般，可以表明主家的势力强大。这样一来，当社会地

位高、“有身份”的人与一般村民进行人情来往时，尽管经济上是互惠的，但社会文化意义没有办法做到互惠。

一般村民因人情来往出现在社会地位高、“有身份”的主家的红白喜事上时，即使能使主家感觉到有面子，往往也只是“数量”上的意义——有很多的一般村民才表明主家确实受欢迎。而且，有时也可能会有相反的意义，让主家感觉没有面子——与地位低的人结交可能会降低主家的社会身份。而社会地位高、“有身份”的人因人情来往出现在一般村民的红白喜事上时，主家感觉到有面子，不但有数量上的意义——到场的客人越多表明主家越受欢迎，更主要是有“质量”上的意义——他的来临抬高了主家的社会地位。村庄是一个分层并不明显的熟人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空间中，乡村干部的身份显得非常特殊，他很明显地高于一般村民。而且，乡村干部不仅仅代表他们的家庭，还代表着组织。因此，绝大多数村民会因红白喜事中村干部到场而感到有面子。

当人情来往在社会文化意义上无法做到互惠时，就会使得亏欠的一方产生感激心理，这种感激可以导致报答和弱意义上的“报恩”倾向。人情往来可以在经济上做到互惠，但通常无法在社会文化意义上做到互惠。因为只要人情来往双方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不改变，他们人情来往的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不平衡就无法消除。这样，红白喜事中，社会身份高的人（乡村干部）到一般村民那里去送人情，就构成了弱意义上的“施恩”。他让一般村民感到有面子，提高了他在其他村民眼中的社会地位印象。通俗地说，就是“给脸”的行为。因此，一般村民对乡村干部（或其他社会身份高的人）就有了在恰当的时候适当报答的义务，尽管他不

一定有报答的机会。这种报答义务首先就表现为对干部工作的支持，这也是一般村民报答乡村干部的有限机会。如果他不把握这个机会，就违背了熟人社会人际交往的互惠原则。

这样，乡村干部与普通村民之间的人情关系，就可以因社会文化上的不对等而构成弱意义上的恩情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施恩”的乡村干部可以成功建构对一般村民的权力关系，可以通过调动感情来支配一般村民。

四

但是，乡村干部不可能在一切场合都依靠调用事先积累的感情。尽管乡村干部的人情圈比一般村民大很多，但任何一个乡村干部没有精力和能力去同所有的村民发展人情关系，在一切需要的地方去积累感情。站在官僚制的立场上，乡村干部也无法事先预料，他应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与什么人发展人情关系、建立感情，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再去调用这种感情。不过，乡土社会的现实超出了官僚制的想象。

乡土社会是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首当其冲的一个特征是信息透明，因此，生活在乡村内部的乡村干部知道，哪些人可能构成他们工作中的障碍，他们就会与这些人发展人情关系。这些人主要是村庄精英，大致有两类。第一种是有相应的名望、地位、影响力，在村民中有一定的号召力的人，包括老干部、老党员、有公心能服众的人、有名望有知识明事理的人、热心公益事业的人、热心宗族事务的人、经济能人等。这种精英往往有某种既定的身份、品质或经历，比如党员身份，在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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