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牟宗三的这一看法与张岱年关于“中国哲学之创始者,当推孔子”(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编为《张岱年文集》第二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的论断,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他们都重视孔子为集过去学问思想文化的大成者,但牟强调孔子把握与表现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的一个具有决定性、笼罩性的普遍原理,即“普遍的精神生命”,并开启了将这一作为普遍原理的“主体的自由”精神分别应用和贯彻于尽心、尽性、尽理、尽伦、尽制和尽才、尽情、尽气的两系文化形态之门,终于把中国社会造就为一个人格世界,张则强调和高扬孔子对于过去文化成绩的系统化,并独创一个一贯的原则即“仁,亦即忠恕”(《张岱年文集》第二卷,第10页)以统摄之的贡献和意义,颇值得注意。
2有趣而值得注意的是,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以及中国文明而著称于世的英国科学家和科学史家李约瑟与牟宗三有一个相同的观点,即认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家是儒家的“伟大的反叛者”(见潘吉星主编:《李约瑟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1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周易》中,有《二三子》、《要》、《缪和》、《昭力》等,尤其是《要》载: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证明《史记?孔子世家》关于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之说是完全有根据的,与《论语?述而》所记载的孔子自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以互相印证。值得注意的是,在《缪和》中保留了孔子回答弟子缪和、吕昌、吴孟、张射和李平等问《易》的记录以及讨论卦爻辞的情况。
2在帛书《周易》的《要》中,记载了孔子对于“天道”的论述,见于其中最后一段,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原文十九行上)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原文十九行下)《益》。授(《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勿(物)之所老衰也,长夜之所至也,故曰(《损》)。产道穷焉,而产(衰)道〔通〕焉。《益》之始也吉,其终也凶。《损》之始(也)凶,其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原文二十行下)是以察于损益之变者,不可动以忧喜。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原文二十一行上)地之心。此胃(谓)《易》道。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原文二十一行下)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原文二十二行上)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极)(原文二十二行下)之,变以被其请(情)者也,故谓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产之,而《诗》、《书》、《礼》(原文二十三行上)、《乐》不〔读〕百扁(遍),难以致之。不问于古法,不可顺以辞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胃(谓)(原文二十三行下)得一而君(群)毕者,此之胃(谓)也。《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矣。”(参见丁四新:《楚竹简与汉帛书〈周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29~530页。)此外,刘述先先生在对《论语》的研究中指出,“可以看到孔子一生对天敬畏,保持了天的超越的性格”(刘述先:《刘述先自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8页),并肯定在孔子的思想中蕴含着“天人合一”的一贯之道(《刘述先自选集》,第244页)。
3《中国哲学的特质》成书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虽然是一部讲演录,可能在论述上不尽完整与足够严谨,但是其思想十分深刻而透辟,“性与天道”的“遥契”说正由此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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