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中国哲学中的非实体主义思想

　　孔子作为中国哲学最重要的奠基人及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与代表，1他不同于西方与印度的非实体主义2思想，从一开始就为儒学的主流乃至中国哲学的主流，规定了发展方向。而牟宗三对孔子的诠释不仅是其哲学建构历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孔子思想在当代仍有活力的证明。通过牟宗三的孔子思想诠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代新儒学与孔子的儒学之间的承接与呼应，而且可以看到，孔子思想以及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的历史发展中的特殊表现形态与重要地位。孔子的非实体主义不同于西方的实体主义1，至今仍具有生命活力，在儒学复兴的潮流中，必然对未来的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发生深远影响。

　　一、孔子与中国哲学：从正统的中国哲学史观与非正统的中国哲学史观说起

　　自近代以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不仅创办了西式的学堂，而且演变为中国的大学，还假道日本引入哲学（学科门类）的建制，例如北京大学创立后就开设了哲学门，标志着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这一学科门类在中国的正式确立。进入现代大学教育中的中国哲学，也随着中国传统学术完成了向现代学术的转型。在这一背景下，胡适写出了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继胡著之后，冯友兰完成了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后来居上，成为中国哲学通史著作的里程碑。在20世纪上半叶，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独领风骚。但是，这两部中国哲学史著作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观是“非正统”的，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观则是“正统”的。所谓“正统”的中国哲学史观，是以儒家哲学为中国哲学之正宗和主流的哲学史观；“非正统”的中国哲学史观，是不以儒家哲学为中国哲学的正宗和主流的哲学史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是以老子为开端而从老子哲学讲起的，但是却有头无尾。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以孔子为始点，从孔子哲学讲起，一直讲到清代的廖平为止。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以儒家哲学开始的，最后也以儒家哲学结终。胡适基于他自己的考证立场，认为老子在时间上应该早于孔子而生，老子的哲学早于孔子的哲学，所以中国哲学理应从老子而不是孔子开始。胡适自认为，他的哲学史充分地尊重“历史”，而冯友兰的哲学史只是尊重和维护儒家的“正统”，所以才从孔子讲起，而不是以老子为肇端。胡适将他自己在中国哲学史上与冯友兰的这一重大分歧，归结为“非正统”的哲学史观与“正统”的哲学史观所造成的区别。这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上的一桩公案。

　　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史观像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观一样，是“正统”的。牟宗三认为，晚周诸子是中国学术源流的原始典型，但以儒家为正宗。为什么中国哲学史只能从孔子讲起而不能从老子讲起呢？牟宗三认为，正式地讲中国哲学，不能顺着尧、舜、夏、商、周一代一代具体地讲，因为这些古老时代的历史文献不足征，而且它们没有形成一个确定的概念。如果讲中国文化史，那是可以从这里讲起的。但是，讲中国哲学就只能以它们作为文化背景，可以通上去，贯通起来。讲中国哲学史，只能从孔子讲起，原因在于从孔子开始对于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才有一个系统的总结性的反省和反思。正因为有了这种反省和反思，才自觉地提出了一个观念，建立起一个原则。有了观念和原则，我们民族的生命才有了明确的方向。[1]（P50）

　　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根源，就在于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国人对于“生命”原理的把握。这是中国文化生命的最初表现，也是它与西方文化生命源泉之一的古希腊不同的地方。中国文化首先把握“生命”，古希腊则首先把握“自然”。《尚书？大禹谟》说：“正德、利用、厚生。”这是中国文化生命里最根源的观念形态。这一观念形态即表示中华民族首先是向生命处用心，即对自己是正德，对人民是利用、厚生。“正德、利用、厚生”，其实就是修己与安百姓这两件事（中国古代政治学的内

　　容）。在中国文化里，对生命的注重与把握不是生物学或生理学的把握或了解，而是一个道德、政治的把握。“正德”是道德的，“利用、厚生”是政治的。这一观念形态开启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正德”是“内圣”事，律己要严；“利用、厚生”是“外王”事，对人要宽。中国古代的二帝三王等作为政治领袖的圣哲，无不代表了这种观念。[2]（P189-190）但是，这一观念要经过孔子的反省和反思，才能提升为中国文化的“普遍的精神生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牟宗三视孔子为中国哲学思想之父。因此，对牟宗三来说，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只能从孔子讲起。1

　　牟宗三强调，中国哲学史虽然从孔子讲起，但应把孔子的思想和孔子以前的文化背景贯通起来。牟宗三不赞同胡适讲中国哲学史直接从老子讲起，而且批评了黑格尔讲中国文化或哲学时对孔子的忽视，认为黑格尔“不了解中国文化生命的本（本根）与全（全体）”。牟宗三认为老子的思想是后起的，相对于儒家来说，老子所代表的道家的思想是一个反面的思想。2只有先从正面了解了儒家的思想，才能了解反面的道家思想。正面的思想还没有了解，就直接从代表反面的老子的思想讲起，这样讲中国哲学是不行的。胡适的哲学史之所以被人称为“无头的哲学史”，就是因为它和以前的夏商周的文化背景连接不起来，这就等于把自己的头割掉了！所以说，“无头的哲学史”是不行的[1]（P50-51），这也同样是“不了解中国文化生命的本（本根）与全（全体）”。关于孔子与中国哲学史书写的问题，我们可以将牟宗三的观点归纳如下：首先，孔子是夏商周以来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与反省者，孔子由此把握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根源，即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国人基于对生命原理的了解与把握所形成的观念。因此，孔子成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根源的最大的代表。其次，孔子通过对这些观念的反省，将其提升为一个“普遍的精神生命”、一个生生不已地活动的非实体主义的“道德实体”。正因为有了这一哲学的或具有哲学意味的观念，中国哲学的开展才成为历史的可能。复次，孔子是中国文化道统的开创者，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因此，中国哲学史从孔子开始不仅是开出了新的内容与文化，而且与孔子以前的文化连接和贯通起来，使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源流俱现于历史之中，因此我们可以得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根源与全体。再次，孔儒与老道在哲学思想上为一正一反之运动。虽然在逻辑上可以有正序开端的成文的哲学史与反序开端的成文的哲学史，但是正序开端的成文的哲学史符合逻辑的与历史的自然演化秩序，较之于反序开端的成文的哲学史为优越。最后，基于上述四点理由，以孔子为开端的中国哲学史，从根源上讲，不仅易于与由古希腊发端出来的西方哲学史（也包括印度哲学史或其他传统的哲学史）相区别，而且最具有代表性和典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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