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晓：论文(3)

5.2.9 意愿地名

地名中往往还显示出当时人们的某种愿望和情感。在地名中，我们经常看到“定、和、安、平、宁”等字，如宁波市、永和县、安泽县等，表达了当时人们期盼社会安定的心理；封建社会倡导儒家思想，实施礼治、德治、人治，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包括忠、孝、礼、信、弟（悌）、廉、知、恕、勇、恭、宽、敏、惠等内容。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影响之大在地名中也可体现，如孝义、怀仁、仁和、礼义、信合、德化等等；“龙凤呈祥”、“寿比南山”、“龟”这些在中国人民观念都是美好、福寿的象征，地名中带有龙、凤、龟的很多。

6 地名的人文地理特征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同时在地球上占有一定的空间，是人类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地名是一种文化现象，不仅指代特定地理实体的空间位置，还反映了当地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特征。通过对地名的研究，还可以挖掘出该地过去的自然或人文景观，以及地理演变的过程，聚落的起源等，因而地名成了名副其实复原地理环境的“活化石”，可见地名资料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价值的。

6.1 地名反映的“人地关系”

我们生存的这片土地，是古人长期开发和经营的结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利用自然的同时还改造了自然，使得现在自然环境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一些“地名”成为最好的历史记载，展现了当地自然环境的变迁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6.1.1 表征区域自然环境的变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沧海桑田”等词句，让我们知道自然环境并不是稳固不变的，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或大或小都发生过改变。这些自然现象在地名的名称、分布等方面都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黄河在历史上多次改道，在黄河中游陕西省与山西省之间的大庆关（今在陕西省大荔东），是两省间黄河的重要渡口。大庆关之所以负有盛名是因为它曾多次从黄河西岸移动到黄河东岸，又从东岸移到西岸，成为黄河中游河道变迁的历史见证，所以便有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众所周知“山南水北谓之阳”，而今武汉三镇之一的汉阳却在汉水之南；浙江萧山北部突入钱塘江口和杭州湾中的半岛不叫“北沙”，而是叫“南沙”，这些地名至今都保留下来了，是对汉水和钱塘江改道的历史事实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我国漫长的海岸线中向外延伸最大的地区是“苏北海岸”，秦汉时期江苏和长江口之北有赣榆、朐县（今海州）、海西（今灌南县北）、盐渎（今盐城市）、海陵（今泰州市）、广陵（今扬州市）6个县，连云港的云台山、南通的狼山都属于海中的一些岛屿，从汉代到民国2 000多年间新增了十几个县，连云港的云台山和南通的狼山

已经变成了陆地的一部分，启东线的汇龙镇在乾隆年间还是海中的一个小沙洲，在近百年来和大陆也逐渐相连了。

地名还可以印证湖泊的变化，绍兴鉴湖原是面积非常广阔的狭长大湖，东汉开始在湖边建立排灌设备，宋代后成为封建官僚私有，湖水逐渐淤积，面积缩小，过去因排灌工程而得的地名现在已经距鉴湖很远，而现在的鉴湖变的更像一条长河，人们可以根据保留至今的一些地名恢复古鉴湖的轮廓。 6.1.2 表征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在各个自然要素中，受人类活动影响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地表植被，从一些地名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地的古今植被差异很大。

黄土高原是我国历史时期自然条件变化最大的地区，主体在今陕西、山西境内。现在的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落后的地区，原有的自然植被已经被破坏殆尽，但历史上并非如此。

山西省位于黄土高原东部，历史上以水命名的县名多达113个，其中以河川命名的地名88个，以泉泽为名的21个，兼山和水的地名有4个，这些地名反映出历史上山西境内河川纵横、山青土润、林丰草茂、农业丰饶，呈现一派温带草原和温带森林草原的景观。随着时代的推移，特别是从南北朝时期到民国初年，山西的水资源越来越少，以水命名的县名也越来越少（表1）。而近年的山西气候干燥、水源萎缩、植被稀少，已经变成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地名的变化，揭示了山西从水资源丰富的时期变为今日贫水的全过程，而引起这一变化的是人类过度砍伐森林、破坏草原。

表6—1 山西历史县名与水文状况 县 数 历 史 时 期 南北朝 以前 58 83 83：315 占26﹪ 隋唐五代 43 65 65:259 占25﹪ 宋辽金 7 39 39:163 占24﹪ 元明清 3 34 34:152 占22﹪ 民国初 以来 2 25 25:193 占13﹪ 各个时期设置的以水命名的县数 各个时期使用的以水命名的县数 各个时期使用的以水命名的县数 占当时全部县数的比例 资料来源：采自靳生禾《从古今县名看山西水文变迁》，载《地名知识》1983年第1期。 有人从我国陕北延安、榆林地区18个县市的地名档案整理出600多个植物地名，其中480多个以乔木命名，将近40个以灌木命名，大约100多个以草本命名。如：榆林山、杜木原、杏树梁、松树峰、槐树峁、梨树坬、枣林坪、核桃树湾、柳树滩、桐树沟等，这些地名间接的反映了命名时代不同植被在此生长繁茂，也反映出命名时代的陕北地区自然树种有榆树、山杏、山桃、杨树、柳树、柏树、木瓜、桦树、松树、椿树等，栽培的树种有枣、梨、桑、核桃等，灌木有红柳、酸刺、酸枣、柠条等，草本有白草、芦苇、艾蒿、黄草、地椒等。这些植物在此客观存在及生长，呈现出多种树木构成的森林景观，但是今天这里的森林消失殆尽，成为一片草原景象。这些保留

至今的地名告诉我们在人类活动过程中，由于不合理的毁林开荒、滥施耕地使得黄土高原自然环境变的恶劣。从这些地名中人类也得到启示，想改变黄土高原目前的生态环境，可以根据植物地名的分布特点、分布地貌及分布范围进行植树造林。

北方地区的很多植物地名隐射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南方地区也一样。位于云南省的牯牛寨山区由于纬度低、相对海拔高，气候适宜多种乔木林和灌木丛生长，有许多地名反映了历史上该地动植物资源丰富，如：海棠沟、大松棵、黄花药瑙包、花木树梁子、竹箐、豹子洞、野牛塘等。自清代发现此处有丰富的铜矿后，人们就在此聚居开矿，很多木材成为燃料，因而山区出现了炭盆、白炭山、大窑、中窑、小窑、炼山坡、等一批伐木烧炭的地名。繁茂的森林遭到破坏后，又出现了滑脚坡、光头、旱龙潭、乱山等地名。

6.2 地名所反映的“产业活动”

6.2.1 地名反映当时的农业活动

农业生产给人们提供生活所需，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础。古代人民通过长期的生产实际，在不同的地区种植或者饲养不同的牲畜，通过一些地名，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人民的农业生产活动。

古代农业生产起源于黄河流域，人民通过不断生产实践，总结出五谷“麻、黍、稷、麦、菽”，一些地方就用谷物作地名，如：麻田、稷山等；为了让谷物研磨方便，鲁班发明了磨、碾等农业工具，一些地名中还带有磨字，说明当时那个村子里有一个大的石磨。西北地区气候干旱，降水较少，但是草原肥美，是天然放牧的最佳地区，因此当地有一些地名以所养牲畜命名，如：马儿庄、羊圈子、牛牧屯等。南方地区降水丰富，气温适宜，农作物以水稻为主，而带有“稻”字的地名在南方地区普遍存在。

我国古代一些战争往往能够持续很多年，战士们的粮食供给如果只靠征粮是维持不了的。为了使长期的战争能够有稳定的粮食供应，自汉武帝大败匈奴后，利用边境的驻守士兵、农民和商人开垦荒地，在边陲地区建立距离战区不远的粮食生产地，这样比直接给战区运输粮食要方便的多，这种方法就是屯田。《汉书·西域传下·渠犁》：“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汉以后，历代王朝都沿用此方法获取军粮。因此，现在在我们西北、东北或内蒙古边境地区有很多关于屯田的地名，如：头屯街、三屯河、王官屯、马官屯等。

有些地名与地块的划分有关，甘肃的金塔县有“上八分、中五分、西四分、东头分”等村名。西北边防地区由于气候干旱，主要发展灌溉农业，当时修建了很多水渠，在水渠经过的地区形成了一些有“渠”地名，如：刘家渠、通济渠、二道渠等。

我国在沿江、滨湖和沿海地区，适宜农业种植的土地有限，人们就将一些滩地圈筑围堤起来进行垦殖，当时围垦形成的土地在地名中留下了历史的印证，如珠江三角洲地区有很多带有“围”字的地名。

农业文献地貌区域名称与地名标引，，，，，郑氏军队屯垦及其对台湾地名的影响

6.2.2 地名反映不同地域的工业生产

我国煤、铁、石油、金属矿、非金属矿等资源都十分丰富，很早就得到了开发，在地名上也有明显的反映，同时也隐射我国矿产资源的地理分布。

中国主要煤矿和铁矿分布特点是“北多南少，东多西少”，有“煤”、“铁”字的地名北方地区也比南方地区多。“铁岭”、“铁山”、“煤山”、“煤峪口”等说明这些地区煤、铁资源丰富，而“煤窑”、“铁厂”、“铁炉”等地名说明该区进行煤、铁资源的加工、冶炼。

贵金属矿金和银在古代的时候就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因此也不乏“金”或“银”字地名。长江流域最大支流汉江上游在北朝事情就发现有大量的砂金，因而在西魏是将东梁州改名金州，赣南山区的瑞金，自唐代以来就是因淘金而得名。今河北遵化的金山峪沟、湖南平江县的黄金洞、山东青州市的金陵镇、山东烟台市牟平区的金牛山和北京市的马金山等都是因产金而得名，包括突厥语中的“阿尔泰”一词也是“金”的意思。古代产银地也很多，但是被冠以“银”字地名的却不多，今地名中带有“银”字的大多不是银矿分布地区，而是铅锌矿，宁夏的行政中心银川市附近因盐碱地呈现一片银白色而得名，并不属于金属地名。

有色金属矿如铜、锡、汞等在我国古代也有开采，如安徽铜陵市、湖北大冶市、江苏铜山县的铜矿分布较多；辰州说明该地有汞。古代对金属冶炼的知识和技术极为有限，很多金属并不能正确辨别，因此很多矿开采以后都以“宝”字命名，如万宝山、天宝山等。

我国非金属矿的储量和开发也十分悠久，特别是盐，人们生活几何离不开它，产盐的地区很多都带有一些咸味儿的地名。从地名当中可以发现，我们古代产盐地区分布在沿海、四川以及内陆地区。沿海地区产海盐，有盐官镇、余姚（越语中余是盐的意思）、余杭、盐城等；在秦汉时代人们就在四川盆地钻井采盐，这里出产的盐质量十分好，曾做过贡品，因此叫贡井，另外一井下压力高卤水能够自动喷出，叫自流井，今自贡市就是取自流井、贡井首字得名，成为著名的“盐都”；在内陆地区则主要是池盐、岩盐。今山西运城市就是因池盐畅销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专门设置了运司衙门，运城这一地名也就应“运”而生了。另外，在宁夏有个盐池县、青藏地区有一批“茶卡”（藏语中是盐滩、盐井、盐矿的意思）地名。

位于江西省浮梁县有一个地方叫“高岭村”，元代开始做瓷石中加高岭土作为瓷胎原料，使得瓷器大为改善，文明天下的瓷都景德镇流传着“没有高岭土，就没有景德镇”的说法，可见高岭土在该区大量分布才造就了今天的景德镇。

表示矿产的地名，不仅代表了过去这个地方有丰富的矿产，还能为我们今天寻找矿藏提供可参考的资料。

6.2.3 地名体现商业活动的地理分布

自从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将剩余的产品用来交换，变开始了商品贸易活动。在《中国地名通名集解》中我们可以看到场、集、市、墟、店、铺、坊、街、馆、局、堡、圩等地名通名，都意为“商店、集市”，这些地方在古代大多都是进行商品贸易活动。

北方把这种集聚地习惯称为“集”，南方地区称为“市”，西南地区多称为“场”，江浙一带习惯称“铺或店”，而华东、两广、福建等地称“墟”或“圩”。自宋代以后，我国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很多地方产生了作为商品交易集散地的“草市”，城市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北宋开封和南宋的杭州成为当时商业活动的中心，并且开始走向专业化商品经济，不同行业的商店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地段，在地名中能够再现当时的商业分布。《梦梁录》中记载了当时杭州市的如下地名：盐桥、炭桥、米市巷、糖饼巷、菜市门、卖马巷、柴市桥、官巷花市、南坊珠子市、城北米市等。明代杭州市依然保持南宋时的繁华，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中记录了很多新地名，并且注明这些地名的产生与宋代人的商业关系，如马市巷（宋代在此设马市）、柴木巷（宋代柴木场）、花市巷（宋代卖花的集聚地，今寿安坊两岸多有卖花的店铺，乃宋代遗风）、布市巷（宋代为买卖布匹之地）、孩儿巷（宋代出售泥孩儿玩具的店铺集聚地），还有肉市巷、剪刀巷、卖鱼桥等。这些地名不仅反映了南宋杭州的商业布局，对于我们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还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并且很多地名杭州至今沿用，如城南的炭桥、城北的米市巷、城东的菜市桥，这样的分布状况与南宋时“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的格局完全吻合。

自古人们除了为商品贸易提供场所，还发展了早起的服务业，如在一些交通要道上设立便于商旅来往休息的茶亭、酒店，并以此留下了地名。如河北霸州市东的煎茶铺、陕西勉县西的茶店子、山西繁峙县东的茶铺、重庆涪陵市西南部的酒店场、山东牟平之东的酒馆、云南澜沧县的酒房等等，这些店铺的形成为后来集镇或城市的形成发展打下了基础。

十二生肖是古人用来代表地支以记年月日的特征动物，是古代天文历法的一部分。在我国有很多生肖地名，特别是云贵一带自古就有赶场或赶街的生活习俗，在历史上集市大约以12天为一个周期。如果某地在子日那天赶街，就将此地叫鼠场或鼠街；如果是丑日，就叫牛场或牛街，以此类推。不过为了避讳称虎、蛇、狗、猪等生肖，出现了猫街、寅街、长虫街、小龙街、珠街、珠场、戌场等。云贵一带的生肖地名总共有166个，集中分布在黔西、黔南的布依族苗族自治区、滇东和滇中的一些地区，这些地名的分布生动的反映了历史上西南地区盛行的农村集市景观[10]。

6.3 地名反映民族的空间分布与迁移

6.3.1 地名体现我国民族的空间分布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的特点。汉族分布最广，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聚居，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居住，而上述现象在地名中也可体现。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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