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党政体制 - 政体改革的三种选择

中国党政体制——政体改革的三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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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中国党政体制——现行政体面临的五大问题

前述五大问题对共产党治理国家的政体提出了一个重要疑问：因执政日久，共产党官员腐化，共产党退化怎么办？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就是前述政体改革的三大类选择： （1）维持现有政体。继承定期整党的历史传统，努力清除腐败分子，改善党的质量。（2）实行西式的选举民主。党内和党外都要搞选举，依“多数决”原则自由竞争，得票多者赢得执政权。（3）党政分开，建立法治政府。执政党退出日常行政，专责制定大政方针和选派政务官，从而减少执政党腐败的机会。同时用分权制衡来规范政府公权。

本节依序讨论这三大类选择。

一．定期整党，改善现有政体

中国共产党认为，作为执政党，党本身并无私利，也不代表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或者社会集团的私利。党是精英党，是由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代表。党的利益与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利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是党派民主政治里“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的那个“党”，而是超党派全民利益的代表。这个认识符合中国儒家文官集团治国的传统。

就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而言，上述看法并没有问题。第一，关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认知可通过广泛、自由、公开的政治讨论和协商取得，无需通过各社会集团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而获取。第二，国家可由“先进分子”（中立无私之“贤能”）来领导，无需利益集团之代表为集团的私利而竞争政府权力。如何选贤任能？事实证明，集团代表的竞选并不比录用考试加日常政绩考核优越。

这种中国政治智慧之成立，取决于两个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前提条件。第一，以家庭私利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并不催生强大的经济社会利益集团。又因为“交易成本”太高，小型经济社会利益集团很难转化成政治利益集团，乃至大型政治利益集团。所以，相互竞争的政治集团不得不以族群、地域为基础，成为落后的、恶性政治利益集团。在中国，这种“集团斗争”还会退化成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无原则的混战。第二，中国缺少强权政治意识，并不必然服气和服从多数。在中国，抽签才代表公平和平等，相对多数的支持并不代表公平和平等。多数决可用于决定繁杂、但不重要的事情，是个简便但粗暴的办法，谈不上“公平”。共产党早年并没有获得多数人民的支持，却发动了武装斗争。国民党曾拥有绝大多数台湾人民支持，却不能阻止“民主进步”党发动死缠烂打的反抗运动。如果国民党加亲民党获得多数支持，别说民进党，哪怕台联党也会发动死缠烂打的不服从运动。少数服从多数在中国是个笑话。而且，“获得多数”的方式经常藏污纳垢。在当代华人政治里，数字政治基本上是笑话，民调数字，销售数字，纳税数字，政绩数字，大体都是这样。曹锟之金钱加刺刀，或陈水扁靠打自己两枪而当选，却未必被民间耻笑。

法国政治哲学家卢梭曾经下过这样明智的断言：“人民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普遍利益转移到个别利益上不是好事。没有什么事比私人利益影响公共事务更加危险了。政府滥用法律的危害之大远远比不上立法者的腐化。”[1]

然而，关于党的性质的理论还是回答不了“共产党退化怎么办”的问题。这是个自从托洛茨基到毛泽东都在考虑的问题，也是困扰了邓小平、陈云、江泽民直到胡锦涛的问题。

自建党以来，特别是自执政以来，中国共产党实行定期内部整党。党中央每隔七、八年发动一次持续时间相当长（有时长达数年之久）的整党运动。整党的目的是整顿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统一全党思想。整党的手段是通过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教育，然后通过组织措施来纯洁党的队伍。江泽民时代的“三讲”和胡锦涛时代的“保持先进性”均属整党运动。

从历史上看，定期整党是保持共产党先锋队性质的重大举措，也是继承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密切联系群众两大传统的主要手段。然而，自市场化以来，整党的效果每况愈下。自我批评成了自我评功摆好，批评上级更成为阿谀奉承。最普遍的批评是：“领导工作太拼命了，不注意身体。”整党连腐败都制止不住，遑论改善工作作风。说到组织措施，只有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实了严重犯罪才可能清除出党。只要不被查实严重犯罪，不仅党员照当，而且官也照做。于是，媚上欺下者升官晋爵，忠恳之士却难登庙堂。

整党流于形式，难以阻止共产党退化，无法恢复精英党的性质，有两大原因。

（1）党的政治先锋队性质与党的组织规模相矛盾。目前，中国共产党已有将近七千万党员，党员早已不是“百里挑一”的精英。在十三亿人口中，连婴儿都算上，不到二十人就有一个共产党员，平均十来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党员[2]。在党员占人口比例上，中国共产党接近了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前夕的“全民党”。很显然，共产党已经发展为一个大型群众组织，绝无可能维持党组织公开坚持的共产主义道德。“大公无私”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与市场逻辑相悖，大大高出一般群众遵行的道德行为准则。而且，党的领导机构掌握行政权，负责行政事务，是广大党员群众的父母官，党的权力机构自然与普通党员脱勾。由此，整党就与一般党员群众脱离了干系。整党由党的干部领导，要求大量的普通党员自己整自己，就更没道理了。

（2）党的政治先锋队性质与党的官僚化趋势相矛盾。目前党的领导机构承担具体行政管理职能，党的系统呈现明显的官僚化趋势。官僚机构不可能靠整党，而只能靠法治来纯洁队伍。在官僚化的条件下，整党效果江河日下有四大原因。

第一，在官僚体制中，因为党政合一，党的领导掌握本机构人、财、物、事的最终决定权，惟命是从才是党政官员们晋升的真谛，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几乎等同于政治自杀。因此，党内当然盛行“领导工作太努力，不注意身体”之类的阿谀式“批评”。

第二，在官僚体制里，因为党政合一，腐化的掌权者既是整党的对象，却也是整党运动的领导者。如此整党，在党员群众和党外群众中没有公信力。当前党政官员的腐败，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充斥部门机构的整体腐败。这个时期也自然是党员意志消沉，信念动摇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整党只有与坚决清除腐败分子的群众运动

结合起来才能唤起普通党员的使命感、荣誉感、和自律意识。为维持行政稳定而对腐败分子网开一面，代价就是共产党公信力的进一步下降。然而，若如此整党，极可能演化成党员和党外群众的“造反”，重蹈毛泽东“文革内战”的覆辙，应了他晚年“文革”应当每隔七、八年搞一次的建议。既要清除腐败分子，又要维持政府行政稳定，这是法治的任务，并不能通过整党来完成。

第三，在官僚体制里，因为党政合一，党的领导机构囿于行政，出现了官僚化和非政治化倾向，丧失了与庞大的普通党员队伍和党外群众直接交流的政治话语能力。党的文件出现官僚化的话语套路，只对上不对下，充斥着“全面、深入”字样的“党八股”。没有若干年文件起草经验，几乎不可能读懂党的文件。党在各地和各行各业的领导，即便“深入领会”，也只能猜出个大概。他们轻易不敢脱稿讲话，也讲不出党员和群众能听懂，而且喜欢听的话。当党中央本身缺乏与普通党员和群众进行政治交流的话语能力，其政治口号味同嚼蜡，主导政治的能力就变得虚弱。党员们不知所云，不明所以，还要被迫去“政治学习”，要写出“深入体会”，当然就离心离德。

第四，在官僚体制里，因为党政合一，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把精力集中在行政事务上，职业党务机构的重要性相对下降，由此导致专业党务工作者素质严重下滑。无行政权力的职业党工已经成为向党员传达八股文件的传声筒，或者是单位的后勤部甚至家庭纠纷调解员，是可有可无的“鸡肋”。权责不清晰，吸引不来高质量的党务人才，党工质量必然大幅下降。整党工作由其督办，结果可想而知。

综上所述，整党已经成为悖论，越整党，整党的效果越差，整党本身就越丧失存在的意义，其成就只存在于“新闻联播”之中。

自孙中山效法苏联提出“党国”，中国革命就有了重大进展。在计划经济体制里，党政不分仍有相当的合理性，党依旧是先锋队，定期整党仍有明显效果，因为腐败的机会不多。但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党直接管理日常行政事务，并决定所有公务人员的升调奖惩，腐败机会非常多，涉及的金额也日渐庞大。党政不分导致共产党迅速退化。

行政会违法，而且必然会出现违法行政。纠正行政违法的根本手段是向法院起诉政府，并使官员们因执法犯法而下台。我国行政第一把手均是共产党的书记，但党本身却不能成为被起诉对象。执政党在法院丢掉执政权会造就“法官专制”，制造世界奇闻。这在任何政治体制下都不应发生。如果党政不分，这种奇闻就理应发生。共产党不能让这种奇闻发生，也就不允许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党是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就全凭党政领导人自己判断了。

皇位继承人在法律之上。他们的退化引发政府质量退化，是两千多年中国政治史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党政不分，是国民党执政后急速退化的原因。党政不分，也导致了苏联共产党退化，乃至亡党亡国。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必然退化。党严重退化，党官就会乱政，乱法，乱国。只要共产党是非精英化的，官僚化的，定期整党就不可能制止党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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