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城高官住宅分布变迁之初步研究 - 图文

唐長安城高官住宅分佈變遷之初步研究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餘思彥

摘要：本文對唐長安城內三品以上高級官員的分析表明：靜態的看，高官住宅呈現近似的圈層結構；動態的看，經歷了單核心（高祖—睿宗）——擴大南移（玄宗）——去核心（肅宗—德宗）——雙核心（憲宗－文宗）——去核心（武宗以後）的發展軌跡。同居傾向、陽宅術的興盛、宅子他用等是影響高官擇宅的重要因素。 關鍵字：唐代長安高官住宅分佈變遷擇宅因素

自唐代韋述《兩京新記》以來，按街道和裏坊來組織描述住宅分佈的類型化記載不絕如縷[1]，今人的增補考訂專著亦有三種[2]，還有不少單篇論文的增補[3]和大量墓誌材料[4]可資利用。辛德勇先生的《隋唐兩京叢考》（三秦出版社1991年）對隋唐兩京裏坊的一些基本問題做了清晰的考辨。這些先行成果都為研究某類人物住宅分佈變遷及成因探討提供了很好的平臺，官員[5]、公主及王爺[6]、宦官[7]、胡人[8]等各式人物都進入了研究視野。

各類人物的住宅分佈研究可以說是一種橫向研究，對於文獻記載最多的官員住宅分佈，卻不能忽略了縱的方向，即官員品級的影響。妹尾達彥先生在研究中注意到了官品對住宅分佈之影響，但亦未將之細化分級討論。專以某一官品官員住宅分佈為旨趣的研究始於史念海先生，他最早研究了朱雀大街兩側的三品以上高官宅第分佈[9]，為進一步還原長安城的高官住宅分佈提供了啟示。官品是一個很好的切入

點，高官與律令的關係更密切，住宅形制要求也更高；又因高官地位崇高，史料記載較多，可以做到具體到人的考證。故本文以三品以上官員為主要對象，無疑能得到更為充分的討論。

官員作為國家的精英階層，與政局變動密切相關。理論上講，每次政治鬥爭中都會產生得勢者與失勢者，高官則是其中反映最靈敏者。本文試圖通過對高官宅第興替遷徙的分析，進一步探討高官擇宅的影響因素。

[1]北宋有宋敏求《長安志》，元代有駱天驤《類編長安志》，清代有徐松的集大成之作《唐兩京城坊考》。

[2]閻文儒、閻萬鈞的《兩京城坊考補》（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李健超的《增訂唐兩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楊鴻年的《隋唐兩京坊裏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3]可參見何海燕《近二十餘年來中國漢唐城市地理研究概述》一文介紹，收入辛德勇等：《中日古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58－83頁。

[4]以周紹良等主編的《唐代墓誌彙編》及《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001年）；吳鋼主編的《全唐文補遺》第一至七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2000年）為大宗。

[5]以日人妹尾達彥之研究為代表，著有《唐代長安近郊の官人別莊》（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國都市の歷史的性格》，刀水書房1988年，第125－136頁）；《唐長安城の官人居住地》（《東洋史研究》第55卷第2號，1996年，第35－74頁）；《唐長安城にぉける官人の居

住環境》（《歷史人類》第27期，築波大學1999年，第1－37頁）。另王社教的《隋唐長安城的選址及其內部結構的形成與原因》（《中國古都研究》第十三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5－244頁）和陳忠凱的《唐長安外郭城區域結構之研究》（《文博》2001年第2期，第70－76頁）對官員住宅分佈也做了討論。

[6]日人布目潮沨較早就公主王爺宅第做了研究，著有《唐代長安における王府·王宅につぃこ》（《中國聚落史の研究》，刀水書房1980年，第115－124頁），《唐代前半期長安にぉける公主宅の道觀化（《中國の都市と農村》，汲古書院1992年，第203－234頁）。雷巧玲有《從居住方式的變遷看唐王子權利的消長》（《晉陽學刊》，1996年第3期，第92－97頁）。較近研究則有蒙曼的《唐代長安的公主宅第》（《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15－234頁）和孫英剛的《隋唐長安的王府與王宅》（《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85－214頁）。 [7]杜文玉：《唐代長安的宦官住宅與墳塋分佈》，《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4期，第79－94頁。

[8]韓香：《唐代長安中亞人的聚居及漢化》，《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第63－72頁。

[9]史念海：《唐代長安外郭城街道及裏坊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1輯，第1－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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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什麼是三品？

唐代職官有職事官、散官、勳官、封爵四種序列，本文所收錄高官指三品以上官員，具體是：職事官與散官有一者或兩者其品級在三品或三品以上，不考慮勳官與封爵。唐代的官僚體制中，官品的高下對應著官員工作、生活的各個方面不同的具體規定和品級待遇，而三品又是其中相當重要的標誌品級。

三品以上官員常有機會參與皇室組織的宴會、體育活動並接受賞賜[1]，平常“遇親王於途”時可有不“降乘”的特殊待遇[2]，死後享有“錄行狀”以“佐史”、“申考功”以“擬諡”的榮耀[3]。不僅上朝時穿的朝服，手持的笏有所規定[4]，下朝後的住所也如是。 因官品的高低，官員宅第有不同的架構要求。早在唐初就有：“諸營造舍宅、車服、器物及墳塋、石獸之屬，於令有違者，杖一百”[5]。玄宗時的《唐六典》更明言“凡宮室之制，自天子至於士庶，各有等差”，並做出了非常具體的要求：“王公、諸臣三品已上”的堂舍規格是“九架”，門舍規格是“五架三間”[6]。德宗執政之初，一下子就處理了元載、馬璘、劉忠翼等高官的宅第，因其“雄侈踰制”[7]。文宗即位時又強調了三品官員的住宅形制是：“堂五間九架，門三間五架”[8]。在他即位的第五年（太和五年831），官員中必須三品以上才可有“各逐便宜”，“向街開門”[9]的特權。

文獻中常可看到用“戟門”形容權勢家族，具體來說，唐長安城門列棨戟之家大都是三品以上的高官，“戟”也可看做是高官宅第的表徵之一。《舊唐書》中說到“唐制三品以上”方能“門列棨戟”[10]，

但這種說法不甚準確，《新唐書》則更詳細的描述了立戟的數目和官階的關係，凡戟：

“一品之門十六，二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護之門十四，三品及上都督、中都督、上都護、上州之門十二，下都督、下都護、中州、下州之門各十。”[11]

中州、下州刺史為四品官階，也可門庭列戟。考察文獻所列戟門之家，所在京城長安大體為三品以上則無疑。如有兩個“三戟張家”，一是太宗時安邑坊的張延師兄弟一家，“一宅之中，棨戟齊列”兄弟三人同時三品以上[12]；一是玄宗時安業坊的張去奢，與其弟“去逸、 --------------------------------------------------------------------------------

[1]如唐太宗貞觀二年十二月乙未，“皇太子誕育，宴三品已上於臨華殿，賜帛有差”（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80《帝王部·慶賜》，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923頁上）；唐中宗景龍四年二月庚戌“令中書門下供奉官五品已上、文武三品已上並諸學士等，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球場，分朋拔河，帝與皇后、公主親往觀之。”（《舊唐書》卷7《中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49頁） [2]《唐會要》卷25《親王及朝臣行立位》。 [3]《唐會要》卷79《諡法》。

[4]朝服“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十三銙”（《唐會要》卷31《輿服上》），笏“三品已上，前屈後直；五品已上，前屈後挫，並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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