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版美国文学选读-陶洁 翻译(吐血整理)

美国文学选读

第1单元自传

The autobiography Benjamin Franklin

我儿：

我一向爱好搜集有关祖上的一切珍闻轶事。你也许还记得当你跟我同住在英国的时候我曾经为了那个缘故跋涉旅途，遍访家族中的老人。目前我正在乡间休假，预料有整整一个星期的空闲，我想你也许同样地喜欢知道我一生的事迹(其中有许多你还没有听过)，因此我就坐了下来替你把这些事迹写出来。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些别的动机。我出身贫寒，幼年生长在穷苦卑贱的家庭中，后来居然生活优裕，在世界上稍有声誉，迄今为止我一生一帆风顺，遇事顺利，我的立身之道，得蒙上帝的祝福，获得巨大的成就，我的子孙或许愿意知道这些处世之道，其中一部分或许与他们的情况适合，因此他们可以仿效。

当我回顾我一生中幸运的时候，我有时候不禁这样说：如果有人提议我重新做人的话，我倒乐意把我的一生再从头重演一遍，我仅仅要求像作家那样，在再版时有改正初版某些缺陷的机会。如若可能，除了改正错误以外，我也同样地要把某些不幸的遭遇变得更顺利些。但是即使无法避免这些不幸的厄运，我还是愿意接受原议，重演生平。但是由于这种重演是不可能的，那么最接近重演的似乎就是回忆了。为了使回忆尽可能地保持久远，似乎就需要把它记下来。

因此我将顺从一种老人中常有的癖好来谈论自己和自己过去的作为。但是我这样做，将不使听者感到厌倦，他们或是因为敬老，觉得非听我的话不可，但是一经写下来，听与不听就可以悉听自便了。最后(我还是自己承认了好，因为即使我否认，别人也不会相信)，写自传，或许还会大大地满足我的自负心。说句老实话，我时常听见或在书上读到别人在刚说完了像“我可以毫不自夸地说??”这种开场白以后，接着就是一大篇自吹自擂的话。大多数人不喜欢别人的虚夸，不管他们自己是多么自负。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对这种自负心总是宽宥的。因为我相信这种心理对自己和他四周的人都有好处。所以，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如果把自负心当作生命的慰藉而感谢上帝，这也不能算是怪诞悖理的。

自传既然我提到了上帝，我愿意十分谦恭地承认，上面提到的我过去一生中的幸福当归功于上帝仁慈的旨意，上帝使我找到了处世之道，并且使这些方法获得成功。这种信仰使我希望，虽然我不应该臆断，上帝在将来会像以前一样地祝福我，不论是使我继续享受幸福，或是使我忍受命中注定的逆运(像其他人一样，我也可能有这样的遭遇)，因为我未来命运的轮廓只有上帝知道，上帝甚至能够通过苦难来祝福我们。 这事可能是我们之间这时正在开始的不和睦的原因之一。尽管他是我的哥哥，他认为他是师父，我是他的学徒，因此他认为我当然也应当像其他学徒一样地替他服务。但是因为我是他的弟弟，我认为他应当对我放纵一些，我觉得他要求我做的某些事过分地降低了我的身份。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争执带到父亲跟前。我想若不是在大多数时候我总是在对的一方面，就是我比他能说善辩，因为我父亲的判决一般总是支持我的。但是我哥哥脾气急躁，常常打我，这使我十分生气。我觉得我的学徒生活十分枯燥乏味，因此我不断地盼望有机会缩短我的学徒期限，出乎我意料之外地这种机会终于来临了。我想我哥哥对我的粗暴专横的态度也许是使我在以后一生中对独断专横的权力起强烈反感的原因之一。

在我们报上登载的一篇关于某一政治问题的文章(题目我现在记不起来了)触怒了州议会。他们发出了一张议长拘押票，逮捕了我哥哥，控告了他，并且判了他一个月的徒刑，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不愿泄露原作者姓名的缘故吧。他们也逮捕了我，在会议上审问了我，但是虽然我的回答没有使他们达到目的，他们仅仅教训了我一番，放我走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学徒，我有保守师父秘密的义务吧。

尽管我和我哥哥有意见，我对他的被判徒刑表示十分愤慨。在他拘留期间，我主持了报务。在报上我大胆地对我们的统治者进行了冷嘲热讽，我哥哥倒很喜欢这些文章，但是另外一些人却开始对我有了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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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认为我是一个有着诽谤讥刺癖好的天才青年。当我哥哥被释放的时候，州议会发出了一道命令(一道十分奇特的命令)，“禁止詹姆士·富兰克林继续出版《新英格兰报》”。

我哥哥的友好们在我们的印刷所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商讨在这种情势下他应采取的行动。有人提议改换报纸名称就可逃避法令，但是我哥哥认为这样做有许多麻烦，最后他们决定了一个较好的办法，在将来报纸采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出版。为了避免州议会可能会非难，说他还是通过他的学徒在出版报纸，他们策划把我旧的师徒合同归还给我，在背上写明一切义务完全解除，在必要时我可以拿出来给人看。但是为了保障他对我的服役的权益起见，我得另外签订一个新的适用于未完的学徒期限的合同，这个合同将不予公开。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浅薄的计谋，但是我们马上执行了它，这样这个报纸在我的名义下继续了几个月之久。

我和我的哥哥之间终于发生了一种新的争执，我就坚决地维护我的自由，认定他不敢拿出新的合同来。

我这样趁火打劫是不公允的，因此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大错。

但是因为他的急躁脾气，常使他对我拳脚交加，而当我因此感到愤恨时，我对这一行动的不正直性无动于衷，但是在平时他倒也不是一个性情暴戾的人，可能我当时太无礼貌，太惹人生气了。

当他知道我将离开他时，他设法使我不能在镇上的任何一家印刷所里找到工作，他走遍各印刷所，关照了每一个老板，因此他们都拒绝给我工作。那时我想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有一家印刷铺，并且离开波士顿距离最近。这时我已经把我自己弄成是当地统治集团的眼中钉，我从州议会处理我哥哥案件时所表现的专横中，想到假如我呆下去，我很可能使自己陷于窘境；同时，由于我对宗教问题的有欠审慎的议论，善男信女们已经把我看作是可怕的异教徒和无神论者了。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倒宁愿离开波士顿了。我既决定了出走，但是因为这时候我父亲偏袒我哥哥，我想假如我明目张胆地离开，他们会设法来阻拦我。因此，我的朋友高令斯就替我想了一个小小的妙计。他跟一只纽约州的帆船的船长讲好了让我搭坐他的船，说我是他的一个年轻友人，由于使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怀了孕，她的朋友们又逼着我娶她，因此我无法公开地出现或上船。这样我卖掉了我一部分的书籍，拼凑了一点钱，悄悄地上了船，因为是顺风，三天后我已经到了纽约，这样一个仅仅十七岁的男孩子，既不认识当地的任何人，也没有一封介绍信，口袋里仅有少量的金钱，到了一个离家几乎三百英里之遥的地方。

我对航海的兴趣这时候已经消失了，不然现在我倒可以满足这个志愿了。但是，由于我学会了一种手艺，并且我自信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工人，我去找当地的印刷铺老板、年老的威廉·勃拉福，请他收我为伙计。他是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个印刷铺老板，在乔治·开夫的争执发生以后乔治·开夫GeorgeKeith(1639?—1716)是英国“教友会”的一个牧师。1684年，他从英国移居美洲，曾在费城当教师，后来在教义上他又与教友会的其他教友发生争执，自己创立了一个教派，叫做“基督教友会”(ChristianQuakers)，又叫做“开夫派”(Keithians)，此处所提到的争执，不知是否指此。——译者，他就从那里搬到纽约来了。他那里生意不多，人手已经够了，所以他不能雇用我。但是他说：“我在费城的儿子最近失去了他主要的助手阿克拉·罗斯，他病故了。假如你到那里去，我相信他可能雇用你。”费城离纽约有一百英里的路程。但是，我出发了，坐船到安蒲，留下我的箱子和铺盖，以后由海道运来。

在横渡海湾时，我们遇到了狂风，把我们破烂的帆撕成碎片，因此我们无法驶入小河，狂风却把我们吹到长岛去了。在途中，一个喝得烂醉的荷兰乘客失足坠入海中，当他正往下沉的时候，我伸手入海抓住了他乱蓬蓬的头发，把他拉了起来，这样我们总算又把他放在船上了。掉入水中以后，他清醒了不少，他先从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要我替他去弄干，然后他睡觉去了。我一看原来是我多年来最心爱的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荷兰文版，用上等纸精印，附有铜版插图，它的印刷装订超过我曾经看过的用它本国语印的版本。后来我发现《天路历程》已经译成了欧洲大多数的语言，我想除了《圣经》以外，它比任何其他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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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更广泛的读者。据我所知“诚实的约翰”指约翰·班扬(JohnBunyan)。——译者是把对话混进叙述中的第一个人。这种写法很使读者感到兴趣，在最动人的部分，读者宛如身历其境，亲自参加讨论。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和《摩尔·富兰德尔》、《宗教求爱》、《家庭教师》等都成功地模仿了这种写法。理查孙在他的《帕米拉》等书中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在靠近长岛时，我们发现无法在该地登陆，因为那里的海滩海浪澎湃，乱石丛生。这样，虽然船抛了锚，但是船身向着海岸摇摆着。岸上有人来了，对着我们大声呼喊，我们也向他们呼叫，但是风太大了，浪太响了，我们听不清对方所说的话，因而无法相互表达自己的意思，岸上有划子，我们做了手势，呼喊他们用船来接我们，但是他们或者是不懂我们的意思，或者是认为这事根本做不到，他们就走开了。天黑了，我们除了等着风势减弱以外，别无他法，在这个时候，我和船老板决定去睡一忽儿，假如还睡得着的话。我们就这样跟全身还是湿透的荷兰人一同挤在小小的船舱里。外面浪花打在船头上，漏进舱来打在我们身上，结果是没多时我们身上几乎是跟那个荷兰人一样地湿透了。这样，我们躺了一夜，根本就没有睡着。但是，第二天风渐渐小了，我们努力想要在天黑前到达安蒲，因为我们已经在水上过了三十小时，既无食物，又无饮水，我们只有一瓶混浊的糖酒，外面的海水是咸的。

当天晚上，我发了高烧，上床睡了，但是我记得曾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多喝凉水能治疗发烧，所以我就这样做了，出了大半夜的汗，这样烧就退了。第二天上午，过了渡，向着五十英里以外的柏林敦徒步前进，在那里，据说有船可以送我直达费城。

这一天整天下大雨，我全身湿透了，到了中午我感到很疲劳。所以就在一家小客店里耽搁了一夜，这时我开始有点懊悔当初不该离家出走了。同时我的外表显出十分穷酸，甚至从人家对我的问话中我发现他们疑心我是谁家的一个私逃的仆役，而且很有可能因这种嫌疑而遭逮捕。尽管如此，第二天我还是继续赶路，到了傍晚在离开柏林敦八英里或十英里的地方宿在一个勃朗大夫开的客店里。我一面进食，店主一面跟我搭讪，当他发现了我读过一些书的时候，他显得十分和气和友好了。我们的相识一直继续到他死为止。我猜想他以前是一个走方郎中，因为没有一个英国的或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城镇，他不能详细地描述的。他有一些学问，人也聪明，但是不大信仰宗教，几年以后他淘气地把《圣经》加以滑稽化，改写成为拙劣的诗体，正像可顿以前改写维吉尔的诗那样。这样他使《圣经》中的许多故事显得十分荒谬，假如他的作品出版的话，可能会使信心浅薄的人受到不良的影响。但是它从未出版。

那天夜里我就在他店里宿了一宵，第二天到了柏林敦，但是我很懊丧地发现在我到达以前不久，去费城的定期航船已经开走了。那天是星期六，要等到下星期二才有开往费城的航船。因此我回到城里一个老妇人那里，我曾经向她买了一些准备在船上吃的姜饼，我向她请教应当怎么办。她邀我住在她家，等候船只。因为我徒步旅行得累了，我就接受了她的邀请。当她听到我是一个印刷匠的时候，她就劝我在柏林敦安顿下来，开设一家印刷铺，但是她不了解开设印刷铺是需要资本的。她很殷勤地招待我，她非常善意地请我吃了一顿牛腮肉饭，只肯接受一壶啤酒作为代价。这样我满以为我是确定要等到星期二的了。但是，傍晚在河边散步的时候，来了一只船，后来我发现它是到费城去的，船上载着几个人，他们让我上了船，因为没有风，所以一路上我们划了船，到了午夜左右，因为还看不到费城，有人就确信我们一定已经过了费城，不愿再划下去了。其余的人也不知道我们究竟到了哪里。因此我们向河岸驶去，进入了一条小河浜，在一道旧木栅旁边登了岸，因为夜晚很冷(是十月的天气)，我们就用木栅生了火，在那里我们呆到天明。当时船上有一个人认出这地方叫做库柏河，在费城的北面一点。我们一驶出这条河费城就在望了。大约在星期日早晨八九点钟就到达该城，我们在市场街码头上了岸。

我对于我的旅程叙述得特别详细，我的初次进城我也将详细交代，为的是使你在想象中能够把这种不大有希望的开端跟我日后在该城成为要人这一情况作一对比。我穿了工作服，因为我最好的衣服要从海道运来。我风尘仆仆，口袋里装满了衬衫和袜子。我一个熟人也没有，也不知何处去找住宿。我因为旅行、划船和缺乏休息，感到很累了。我又十分饿，但是我的全部现金是一元荷兰币和约值一先令的铜币。我把铜币付给船上的人作为舟金，他们起初不肯收，因为我出力划了船，但是我坚持要他们收下来，因为当一个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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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量钱财的时候，有时候他反而比他钱多时来得慷慨，也许是由于怕人家把他当做穷酸的缘故吧。

接着我上了街，四处浏览，当我走到市场时，我遇见了一个手拿着面包的男孩子。以前我曾经好几次把面包当饭吃过。我问过他面包是从哪儿买来的以后，我立即跑到他指点给我的在第二街的一家面包铺那里，我要像我们在波士顿买的那种硬面包，但是好像在费城他们不做这种面包。接着我就要三便士一只的面包，他们也说没有，这样，由于我没有考虑到或不知道货币价值的不同，在费城物价较低，我也不知道究竟他铺子里有什么面包，我就请他给我三便士任何种类的面包，于是，他给了我三个又大又肥的面包卷。这个数量使我感到惊异，但是我收了下来。因为我口袋里装不下，我就两胁下各夹着一个，一边走，一边嘴里吃着另外的一个，我就这样沿着市场街走去一直走到第四街，经过后来成为我岳丈的李得先生门口。我未来的爱人这时恰巧站在门口，看见了我，觉得我的样子十分尴尬可笑，事实也真是这样。接着，我转了一个弯，到了板栗街和胡桃街的一段，一路上我仍然吃着面包卷，又转了一个弯以后，发现我又回到了市场街码头，我刚在坐着来的那只船的附近。我跑到码头上去喝了一口河水。我既吃了一个面包卷，肚子已经饱了，就把其余的两个给了跟我们一同从上江坐船来的妇人和她的孩子，她们正等着开船继续前进。

饭后，我又跑到街上去了。这时街上有许多衣冠楚楚的人都在向着同一个方向走着，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样我被带到市场附近的一个巨大的教友会的会所。我在他们中间坐了下来，我四面看了一忽儿，听不见有谁讲话，由于第一天晚上的劳动和缺乏睡眠，我感到十分困倦，接着就睡着了，一直睡到散会时为止。这时，有一个人善意地叫醒了我。因此，这个会所是我在费城踏进过的或是睡眠过的第一所房屋 。

第二单元 阿芒提拉多的酒桶 爱伦 坡 Edgar Allan Poe

福吐纳托对我百般迫害，我都尽量忍在心头，可是一旦他胆敢侮辱我，我就发誓要报仇了，您早就摸熟我生性脾气，总不见得当我说说吓唬人。总有一天我要报仇雪恨；这个注意坚定不移，既然拿定主意不改，就没想到会出危险。我不仅要给他吃吃苦头，还要干得绝了后患。报仇的自己得到报应，这笔仇就没了清。复仇的不让冤家知道是谁害他，这笔仇也没了清。 不消说，我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没引起福吐纳托怀疑是存心不良。还是照常对他笑脸相迎，可他没看出如今我是想到要送他命才笑呢。

福吐纳托这人在某些方面虽令人尊重，甚至令人敬畏，可就是有个弱点。他自夸是品酒老手。意大利人没几个具有真正行家的气质。他们的热诚，多半都用来随机应变，看风使舵，好让英国和奥地利的大财主上当。谈到古画和珠宝方面，福吐纳托跟他同胞一样，夸夸其谈，不过谈到陈酒方面，倒是真正识货。这点我跟他大致相同——对意大利葡萄酒，我也算内行，只要办得到的话，就大量买进。

在热闹的狂欢节里，有天傍晚，正当暮色苍茫，我碰到了这位朋友。他亲热的招呼我，因为他肚里灌饱了酒。这家伙扮成小丑，身穿杂色条纹紧身衣，头戴圆尖帽，上面系着铃铛。我看见他真是高兴极了，不由想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

我对他说：“老兄啊，幸会，幸会。你今天气色真是好到极点。我弄到一大桶所谓白葡萄酒（西班牙蒙蒂利亚生产的一种甜酒），可我不放心。”

“怎的？”他说，“白葡萄酒？一大桶？不见得吧！在狂欢节期间哪弄得到？”

“我不放心，”我答道，“我真笨透了，居然没跟你商量，就照白葡萄酒的价钱全付清了。找又找不到你，可又生怕错过这笔买卖。” “白葡萄酒！” “我不放心。” “白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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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得放下这条心！” “白葡萄酒！”

“瞧你有事，我正想去找卢克雷西呢。只有他才能品酒。他会告诉我——” “可有些傻瓜硬说他眼力跟你不相上下呢。” “快，咱们走吧。” “上哪儿？”

“上你地窖去。”

“老兄，这不行；我不愿欺你心好就麻烦你啊。我看出你有事。卢克雷西——” “我没事，来吧。”

“老兄，这不行。有事没事倒没什么，就是冷得够呛，我看你受不了。地窖里潮得不得了。四壁都是硝。”

“咱们还是走吧，冷算不了什么。白葡萄酒！你可上当啦。说到卢克雷西，他连雪梨酒跟白葡萄酒都分不清。”

说着福吐纳托就架住我胳膊；我戴上黑绸面具，把短披风紧紧裹住身子，就由他催着我上公馆去了。

家里听差一个也不见，都趁机溜出去过节了。我对他们说过我要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家，还跟他们讲明，不准出门。我心里有数，这么一吩咐，包管我刚转身，马上就一个个都跑光了。 我从烛台上拿了两个火把，一个给福吐纳托，领他穿过几套房间，走进拱廊，通往地窖，走下长长一座回旋楼梯，请他一路跟着，随加小心。我们终于到了楼梯脚下，一块站在蒙特里梭府墓窖的湿地上。

我朋友的脚步摇摇晃晃，跨一步，帽上铃铛就丁零当啷响。 “那桶酒呢？”他说。

“在前面，”我说，“可得留神墙上雪白的蛛网在发光。” 他朝我回过身来，两只醉意朦胧的眼睛水汪汪的盯着我。 “硝？”他终于问道。

“硝，”我答道，“你害上那种咳嗽有多久了？”

“呃嘿！呃嘿！——呃嘿！呃嘿！呃嘿！——呃嘿！呃嘿！呃嘿！——呃嘿！呃嘿！呃嘿！——呃嘿！呃嘿！呃嘿！”

我那可怜的朋友老半天答不上口。 “没什么，”最后他说道。

“喏，”我依然答道，“咱们回去吧，你的身体要紧。你有钱有势，人人敬慕，又得人心；你象我从前一样幸福。要有个三长两短，那真是非同小可。我倒无所谓，咱们回去吧，你害病，我可担待不起。再说，还有卢克雷西——”

“别说了，”他说，“咳嗽可不算什么，咳不死的。我不会咳死。”

“对——对，”我答，“说真的的，我可不是存心吓唬你——可总得好好预防才是。喝一口美道克酒去去潮气吧。”

说着我就从泥地上的一长溜酒瓶里，拿起一瓶酒，砸了瓶颈。 “喝吧，”我把酒递给他。

他瞟了我一眼，就将酒瓶举到唇边。他歇下手，亲热的向我点点头，帽上铃铛就丁零当啷响了。

“我为周围那些长眠地下的干杯。”他说。 “我为你万寿无疆干杯。”

他又搀着我胳膊，我们就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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