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反贪(2)

总而言之，杜绝贪官污吏把退赔赃款的责任转嫁或变相转嫁到地方百姓身上，使贪赃者在经济上无处遁形。

一时之间，各地大员因亏空革职、查封家产者比比皆是，计有：湖广布政使张圣弼及粮储道许大完、湖南按察使张安世、广西按察使李继谟、原直隶巡道（按察副使）宋师曾、江苏巡抚吴存礼及布政使李世仁，等等。仅雍正元年一年里，被查处的地方官即达数百之多。雍正二年，闽浙总督满保奏称：“浙闽属吏已劾多员，若再题参，恐至无人办事。”湖南巡抚魏廷珍亦奏一省属员“参劾已大半”，而直隶全省官员原任者更寥寥无几。

实际上，终雍正一朝，这样的官场风暴几乎一天都未停止过，且惩处越来越严厉。到了雍正十年（1732年），直隶总督李卫说，全省府厅州县官员，在任三年以上的屈指可数，原因之一就是被撤职的人太多了。

雍正对地方贪腐官员大范围的革职追补、籍没家产，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震动。一些对时政不满的人有“朝廷重聚敛而惩盗臣”之说，民间更议论雍正帝“好抄人家产”，连市井斗牌也流行所谓“抄家和”的打法。

面对非议，雍正帝不为所动。他说，这不过是“贪赃犯法-之徒，畏惧抄没参劾，是以造作此语传播远近，希冀因流言而停止”。

自雍正三年起，雍正帝对贪腐之官继续穷追不舍，在抄家籍没之外，又加上严刑

诛戮。规定凡侵欺钱粮白银一千两以上者，照监守自盗律处斩，贪污军饷者一律处斩，不准特赦。

当年四月，福建巡抚黄国材奏请将贪劣之乐县知县朱灿英“拟绞缓决”（也就是有机会减刑为流放等），雍正帝不许，谕令“拟绞监候”，“将其亏空之事审明，从重完结”。雍正六年（1728年），山东巡抚黄炳、按察使余甸因收受陋规，被拟绞监候。次年，山东巡抚塞楞额收取门包银2000两，部拟绞监候，后来塞楞额在限期内将所受银两如数交出，部议免死减等，雍正帝不许，称“只因塞楞额受恩最重，而负恩最深，既已巧取贪婪，又复饰辞狡诈，无耻卑污已极，故特加追罚，以示创惩”。

从雍正元年到九年（1723~1731年），对全国各省的钱粮清理行动规模之大、波及之广，在整个清代也是绝无仅有的。期间先后清理了户部和各府寺监的库存，地方府州县的钱粮，处理惩治了几千名贪官污吏。雍正四年，责令曾任淮关监督三年、贪污十七八万两银子的庆元自裁；第二年，任夔州（辖境在今重庆市奉节县一带）知府时敲诈残杀大批盐商的四川按察使程如丝论死，程的后台蔡珽（曾任四川巡抚）定为斩监候；雍正十二年（1734年），河南学政俞鸿图因“纳贿行私”处斩。以上种种，都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大案。

雍正年间声势浩大且穷根究底的惩治贪腐行动，基本清除了康熙朝后期的腐败弊病，对官场侵贪的积习，给予了沉重打击，一举刷新了大清朝的吏治。而追补亏空的直接财政效果也相当明显：至雍正末年（1735年前），户部银库积蓄多至

6000余万两，是康熙后期国库存银的八倍多。当时记载称“仓庾皆充实，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国家财政窘迫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击破三朋党

朋党是雍正帝上台后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当时对吏治影响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打击朋党，是雍正初年政治生活的重心。

那时候，有三股危及雍正专制皇权统治的朋党势力存在。一是以廉亲王允禩为首的所谓“皇八子党”，对雍正威胁最大，其党羽布满朝廷内外，得到许多重要的皇亲国戚和权贵大臣的支持；一是因拥戴有功而迅速强势起来的，以年羹尧、隆科多为代表的权臣集团；还有一种与前两者性质不同，但却更为普遍的朋党现象，通称科甲党援，即庞大的官僚队伍中因师生、同门、同年、乡邻、故旧等关系而形成的夤缘（即攀附巴结）、请托、朋比之风。

雍正帝先后发动三次大规模的打击朋党运动，每一次打击朋党，都与整顿吏治互相呼应、彼此联动。

雍正元年四月，雍正帝刚开始亲临乾清门御政，即谕令诸王大臣以朋党为戒，明白指出诸大臣和宗室内都有“立党营私者”。为此，他不惜施以威胁利诱两面手法，警告说若怙恶不悛，定将“执法诛戮”，若“惟知有君”“改过迁善”，则“亦有令名”。可见，他把反对朋党与强调忠君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年七月，他又颁布《御制朋党论》，一反其父康熙帝对欧阳修“君子同道为朋”之说的赞成态度，反而将之斥为“异说”，特别声明“朝廷公事，则宜秉公持正，不可稍涉党援之私”。言下之意，他绝不给人臣结党提供任何可乘之机。

《御制朋党论》出台后，雍正帝加快了打击朋党、整饬吏治的步伐，允禩、年羹尧、隆科多等是首当其冲必须彻底铲除的势力，他们的众多羽翼，也要一并剪除，以消弭可与皇权抗衡的任何潜在力量。

当时，各朋党集团都在加紧扩张，尤以年、隆势力膨胀最快。年羹尧的地盘主要在陕甘川三省，他历任四川巡抚、川陕总督十余年，后又继任抚远大将军，长期坐拥重兵，手握西北军政大权，俨然割据一方。他还与隆科多联手，视吏、兵两部为虚设，每遇文武员缺，随意任用私人，时称“年选”和“佟选”（隆科多出自满族大姓佟佳氏）。

雍正帝当然不能坐视朋党势力壮大，乃作断然处置。允禩与年、隆诸人招兵买马之时，免不了擅权纳贿、贪赃营私，雍正多次借故谴责允禩失职，最终革退其象征宗室的黄带子，将之囚禁至死；又从惩治“贪婪之罪”入手，公布年羹尧贪墨（即贪污）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隆科多贪婪之罪十六，名正言顺地相继将二人拿下。从中央部院大臣到地方督抚、布按二司及中高级武官等，凡与朋党有牵连的均被更调，乃至落入法网。雍正三年六月，在严厉清算年羹尧之罪行时，雍正帝又趁机对川陕两省吏治进行大清理。

雍正一向认为，“惩其吏之小者，不若惩其吏之大者”、“以待有司之法，施之于大臣”，这与如今流行的反腐不仅要“打苍蝇”，更重要的是“打大老虎”之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举铲除了年、隆两大朋党势力之余，雍正帝还着力打破科甲党援之风。他之所以痛恨后者，是因为许多科甲官僚“只知有科甲，而不知有皇帝之谕旨，只知有科甲，而不知有上司之宪檄”，这些官僚之间朋比为奸，已成为贪赃枉法、亏空财政的直接诱因。

到了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雍正帝特许开捐纳为官，拓宽仕途，以此杜绝科甲之弊。有现代史家评论道：雍正为了杜绝官场偏弊，宁要捐官而不用士大夫，他认为士大夫易于结成朋党，朋党既被取缔，官僚从此对皇帝忠诚不贰，这就使雍正朝不同于前朝，实施的是一种一元化的官僚政治。

在中国历史上，朋党之争几乎史不绝书，也往往是造成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对于康熙朝后期而言，雍正帝通过整治官风、清除朋党的举措，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吏治的“弊绝风清”。

所以，乾隆年间的大学问家章学诚（1738~1801年）曾赞许说：雍正帝正官风、清吏治、惩贪墨，使居官望风革面，“实为千载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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