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英语2005年-2010年阅读全文翻译(3)

2007 Text 2

在过去的几年， 星期日报》的增刊《漫步》开设了一个名为“询问玛丽琳”的专栏。人们被邀请去询问玛丽琳？沃斯？萨文特，玛丽琳？沃斯？萨文特在 10 岁时测试的智力水平达到别人 23 岁时的水平，这使得她的智商高达 228---是有记录的最高水平。智商测试要求你完成口头和视觉分析，要求你在纸张被折叠、剪切后想象它的形状，要求你推论数字的顺序，还有其他类似的项目。所以，当沃斯？萨文特面对普通人（智商为 100）提出的像“热爱与喜爱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运气与巧合的特征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时，她感到有点困惑。设想物体、判断数字模式的能力如何使一个人能够回答难倒了一些最杰出的诗人和哲学家的问题，这可并不那么显而易见。

毫无疑问，智力包含的不仅仅是一次测试所得的分数。而聪明意味着什么？可以明确显示智力有多少？我们能够从神经学、遗传学、计算机科学以及其他领域了解的智力又有多少？

人类有关智力的定义性术语似乎仍然是智商分数，即使人们并不像以前那样经常进行智商测试。智商测试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斯坦福—比奈特智力衡量表和威斯勒智力衡量表（两种都包含成人和儿童测试类型）。由于这些测试一般要花费几百美元，因此通常只有心理学家才进行这些测试，尽管这些测试的变种存在于书店和环球网上。像沃斯?萨文特得到这样的超高分数也再不可能，因为现在的分数依据的是相同年龄者的统计学群体分布状况，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实足年龄乘以 100 来划分智能年龄。其他标准测试，比如学术能力检测以及研究生入学考试，包含了智商测试的主要方面。

罗伯特？杰？斯顿伯格认为，这样的标准测试不可能评估在学校和生活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所有重要因素。在其名为“智力测试如何明智？”的文章中，斯顿伯格指出，传统的测试最恰当地评估了分析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但没有测量创造性和实际知识，这些也是解决问题和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而且，一旦种群或环境发生变化，智商测试就不一定预测得那么准确。研究发现，如果在低压力状况下进行智商测试，那么这种测试就可以预测出领导才能，但是，在高压力状况下，智商测试所得的结果与领导才能的关系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它预测的结果是相反的。任何经历过学术能力检测的人都会认为，应试能力也很重要，无论是知道何时应该进行推测，还是知道应该忽略什么问题。

2007 Text 3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那些曾经可以依靠辛勤劳动和公平条件以维持其收入稳定的中产阶层家庭被经济风险和新现实改变了。如今，一份解雇通知书、一个不利的诊断结果或者配偶的去世都可能在几个月之内将一个家庭从稳定的中产阶层家庭降格成为一个新贫困家庭。

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数百万母亲出去工作，改变了基本的家庭经济状况。学者、决

策者以及各类批评人士对这些变化的社会意义争论不休，但是，很少有人关注这些变化的副作用：家庭的风险增加了。如今的家庭根据其新的双收入限度安排开支。因此，它们失去了它们在经济萧条时期曾经有过的缓解举措---一个后备挣钱者（通常是妈妈），如果家庭的主要挣钱者失业了或者病倒了，她可以出去工作。这种“额外工人效应”可以支撑失业保险或残疾保险提供的安全网，以便帮助家庭渡过难关。但现在，家庭财产的损失再也不可能通过呆在家里的其他伴侣的额外收入弥补了。

在同一时期，要求家庭在其退休收入中承担更多风险。钢铁厂的工人、航空公司的职员以及汽车产业工人加入了数百万不得不担心利率、股市波动以及可能比其退休收入存在时间更长的严酷现实家庭。在去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布什总统一直致力于将社会保险体制转变成一种储蓄存款账户模式，要求退休人员将其大多数或所有保障报酬用来交换依靠投资回报所得的报酬。对于更年轻的家庭来说，前景不容乐观。卫生保健和家庭承担份额的绝对成本都上涨了---而且，最近实施的健康储蓄计划正在从立法机关扩展到沃尔玛员工，包含大量更高的减免，并且给家庭未来的卫生保健带来许多新投资风险。甚至人口统计状况也对中产阶层家庭不利，因为有一个体弱、年迈的父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所有物资和经济援助——就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增长了 8 倍。

从中产阶层家庭的角度来看，大多数情况是可以理解的，这根本不像一种发挥更多支付能力的机会，而是像一种将经济风险大规模转向那些已经负担过重的家庭的令人恐惧的加速行为。经济副作用已经开始，政治副作用可能也将开始。

2007 Text 4

不鸣则易，一鸣惊人（本来从不下雨的,却下起了倾盆大雨）。就在老板和董事会用最终挑选出其最严重的清算帐目和顺从问题以及改善其无效的公司管理之际，一个新的问题预示着让他们---特别是在美国——赢得那种令人不愉快的头条新闻的危险，这些头条新闻不可避免地给这些领导者带来管理方面的附属效应：信息的不安全性。迄今为止，信息保护工作一直被留给临时的、低层次的信息技术人员承担，并且只被看成是信息资源丰富产业所关切的一个方面，比如银行业、电信业以及航空旅行业，如今，信息保护则成为各类商业老板议事日程中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今年，好几次消费者和员工信息的重大泄密事件使得管理人员匆忙检查其复杂的信息系统和商业程序，以便寻找潜在的弱点——这些泄密事件发生在像时代华纳、美国国防部承包的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的不同机构。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海姆?门德尔森认为“信息正在成为一种需要像保护其他财产一样而保护的财产”。“保护消费者信息的能力是市场价值的关键因素，这是董事会应该为了股东的利益而承担的责任”。纽约哥伦比亚商学院的埃尼?诺姆暗示，事实上，正如存在公认会计原则的观念一样，或许可能应该是采取公认安全措施的时候了。他表示“为安全、备份

以及恢复确定适当的投资标准是一个管理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其神秘在于，对任何老板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意外。然而，对于最迟钝的管理人员来说，显而易见的应该是，作为最珍贵经济财产的诚信被轻易破坏，而要恢复诚信却代价高昂，而且，很少有什么比一个公司让敏感的个人信息落入不妥当人之手更可能破坏诚信的了。这类事情的现状可能受到缺乏有关信息泄露的法律处罚（在美国，不是在欧洲）的激励，尽管还没有的到证实。直到加利福尼亚最近通过了一项法律，美国的公司不必告知任何人信息何时泄露，甚至包括受害人。这种情况可能迅速改变：如今，许多被提议的信息保护立法正在华盛顿特区讨论。同时，6 月 17 日有关偷窃大约 4000 万信用卡账户信息事件的披露给得此前一天美国商务委员会的一个重要决定蒙上阴影，该决定请全美国注意，如果公司没有提供适当的信息安全保护措施，那么监管人员就会采取行动。

2006 Text 1

不管我们如何喋喋不休地谈论差别，美国社会实际上是一台同化人们的神奇的机器。这就是民主化的着装和言谈，并且还有种随意和缺乏尊重感，这些构成了通俗文化的特性。人们被一种消费文化所吸引了，这种文化是由十九世纪在高雅的氛围中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商品的百货商店所开始的。 他们不是为了迎合有知识的精英们而开设的专门商店，而是创建了“不分阶层和背景人人都可以进入”的大众商店。这使得购物成为一种大众的、民主的行为。大众传媒、广告和体育也是协助人们均质化的推动力。

尽管这种文化并不算高雅，但也算不上有害，移民们很快就融入了这种共同文化。Gregory Rodriguez 为美国移民研讨会撰文指出，今天的移民既不是处于空前的水平，也不抵制同化。在 1998 年，移民占全国人口的 9.8%；在 1900年为 13.6%。在 1990 年以前的十年之中，在每千位居民当中，有千分之 3.1 的新来的移民；而在 1890 年以前的十年之中，每千位居民当中就有千分之 9.2 的移民。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三个同化指标——语言、拥有产权住房和异族结婚情况。

1990 年的人口普查透露：“来自十五个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的移民在到美国十年后英语说得‘好’或‘很好’。”移民的子女几乎都说两种语言，且精通英语。“到了第三代，在大多数移民家庭，他们的母语就消失了。”因此，有人就把美国描述成了“语言的坟场”。到了 1996 年，出生于国外的、在 1970 年以前到达美国的移民有 75.6%购置了自己的住房，这个数字高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的拥有自己所有权住房的百分比---69.8%。

在国外出生的亚裔和西班牙裔移民“与美国本土白人和黑人相比，与异族通婚的比率要高。”到了第三代，有三分之一的西班牙裔女性与非西班牙裔男性结婚，而有 41%亚裔美国妇女与非亚裔男性结婚。罗得里格斯写道，即使那些住在世界各地偏僻村庄的的孩子们都是诸如阿诺.施瓦辛格和加思.布鲁克斯等明星的星迷，然而“一些美国人却害怕住在美国的移民不知为何能不受这个国家的同化力量的影响”。

在美国是否存在不和以及潜在的不安？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个国家足够大以至于什么现象都存在。但是与美国动荡狂暴的过去相比，如今的社会基本不能说明美国的社会环境正变得黑暗，且正在恶化。

2006 Text 2

众所周知 Stratford-on-Avon 只有一个特色,那就是威廉?莎士比亚,但这儿却有两个相互独立的部门,他们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日益变得敌对。这儿有皇家莎士比亚公司（RSC）， 它在 Avon 的莎士比亚纪念剧院里将很多优秀的戏剧作品呈现给大家 。这儿的居民大部分是靠挣来游玩的游客的钱来维持生计，这些游客并不是来看戏剧的，而是来看 Anne Hathaway 的庄园，莎士比亚的出生地和其他的景色。

Stratford 的当地乡绅们都质疑剧院有没有为当地的税收收入做一点贡献。他们直言讨厌 RSC 的演员，这些演员留着长头发，长胡须，拖着凉鞋，吵吵嚷嚷。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当你想到作为他们摇钱树的莎士比亚,自己也是个演员，留着胡子，一起大吵大闹。

游客群并不是完全分开的。游览者乘公车来,，经常会去游览 Warwick 城堡和 Blenheim 宫殿，通常不会去看戏，并且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会对在 Stratford 能找到剧院感到惊讶。然而，看戏者只花少量的时间在观光上，也就是在戏剧演出时顺便看看。RSC 主张，是看戏者给城镇带来大量的税收，因为他们通常花整晚上时间（有些是四到五个晚上）在旅馆或饭店里大量消费。然而游览者在当天的黄昏前就能把所有事情做完了，然后离开小镇。

当地居民并不这么认为，地方政府也直接没有给予 RSC 补贴。Stratford 一向都会哭穷。然而城镇上每一家旅馆似乎都增加了新的部门或是鸡尾酒酒吧。希尔顿也在这儿建了一座自己的酒店，这里肯定可以能看到被装饰一新的哈姆雷特汉堡酒吧，Lear 休息室，宴会厅等等。进一步说，这里消费将很贵。

总之，居民不明白为什么 RSC 需要补贴。（剧院已经打破了连续三年以来的就座率纪录。去年整年的 1431 个座位的就坐率达到了 94%，今年将会更高。）当然，原因是，演戏的花费高了，然而票价仍然很低。

大幅增加票价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情，因为这样会把 Stratford 的最有魅力的顾客－年轻人赶走。他们完全是为了戏而来，不是为风景。他们看起来都一个样（虽然他们从各个地方而来）---消瘦、率直、专注的脸庞，穿着牛仔裤和便鞋，吃着小圆面包，在剧场外的石板上过夜，以便能买得到 20 张座票和 80 张站票，这些票都是为那些睡觉的人准备的，并且在票房第二天上午 10 点半开始售票时就卖给他们。

2006 Text 3

当史前的人到达世界的一个新的地方时，那里的大部分动物就会发生奇怪的事情。它们突然灭绝了。小部分动物种族存活了下来，但大部分的，成长缓慢的动物则成了狩猎的目标，

并且很快被狩猎到灭绝。现在相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大海中。

这些年在海中的捕捞活动太过频繁，就像 Ransom Myers 和 Boris Worm 这些年所研究的，事物在迅速地变化着。他们研究了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所有的鱼场。他们的方法不是为了试图估算特定区域的海洋中实际动物总数（活着生物的总数），而是研究单位面积中海洋生物数量的变化。根据他们最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大型食肉的海洋生物（一种杀死和吃其它动物的生物）的总量在 15 年的时间里已经减少了平均 80%。在一些大型的捕鱼场，这个数量已经减半。

Worm 博士承认这些数字还只是保守数字 ，一个原因是今天的捕鱼技术已经大大改善，可以通过卫星和声波这些在 50 年前不可能有的东西来发现猎物，这同 50 年前相比意味着可以捕获更多的海洋生物，所以现在和过去的真正差距可能会比之前在捕获区记录的数据所体现出的更糟糕。在早期的时候，多勾的鱼杆线已经对鱼不起作用了。因此有一些鱼种没被抓到，往后没有鱼饵的鱼钩根本捕不到鱼，导致过去的捕鱼业受到轻视。而且，早期用鱼钩捕鱼的日子，有许多鱼在它们上钩后被鲨鱼给吃了。那不再是个问题，因为现在鲨鱼已经很少了。

Dr. Myers 和 Dr. worm 声称说，他们的工作已经确定了一个正确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是未来管理中必须要使用的。他们认为数据恰恰体现了一个海洋生物学家都支持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改变基线”。这个概念就是说人们已经很难观察得到大范围海洋中发生的变化，因为他们只是回顾从过去以来相对短的时间。这确有其事，因为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渔场的总储量如果连起初的最大可承受的捕鱼量的 50％都不到，就应该降低捕鱼数量了。大多数渔场远远低于这个数，这是对以后的捕鱼业非常不利的。

2006 Text 4

许多事情让人们觉得艺术家很古怪。最古怪可能是：艺术家的唯一工作就是寻找情感，然而他们所关注的对象大多是那些不幸的人。

当然不总是那样。艺术的最早形式，像绘画和音乐，都是最适合表达快乐的。但在 19 世纪的某个时期，更多的艺术家开始把快乐看成无意义的，假冒的，甚至是最糟的。我们可以从 Wordsworth 的黄水仙到 Baudelaire 的罪恶之花看出这种变化。

你可能会争论艺术变得对幸福如此怀疑是因为在现代看到了这样的苦难。但这并不是因为在早期不了解持久的战争,灾难和大规模的屠杀无辜。事实上，原因可能与之相反：现在世界上有太多快乐要去谴责。

归根结底，几乎完全致力于描写快乐的那种现代表现方式是什么呢？广告。反快乐艺术的兴起几乎完全与大众传媒同步出现，而随之兴起了一种商业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快乐不仅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种意识形态。

早期的人们被悲痛之使者所萦绕。他们工作到筋疲力尽，生活几无保障，年纪轻轻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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