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钢事件的思考(6)

告知，跻身其间的1330名中国富豪里，已有49人“发生变故”，19人获刑入狱或等候宣判。因此，胡润排行榜也被戏称为“倒霉富豪榜”或“杀猪榜”。（8月29日《广州日报》）

广州日报评论员评论：

“如果你生财有道守法经营，胡润百富榜不是展示你的最好光荣榜吗？如果你不去巧取豪夺为富不仁，有可能成为‘靶子’吗？显然，是富豪自己‘杀’了自己。怨天尤人，只会徒添笑料。”

―― 大约是该生昧于致富了。

建龙之路并不是一条实业之路，中国的私企，很难摆脱红顶商人的命运，得也权势，失也权势。

例如，初起，以建龙的身份和规模，要取得银行的贷款很难，如果没有足够的官场机心，建龙寸步难行。后来建龙企图建设适宜于大型钢铁企业的宁波北仑深水港，又企图建设小宝钢，都是迎合宁波市政府的需求的。但是2004年3月，江苏铁本事发，殃及池鱼。铁本老板戴国芳在常州市看守所羁押四年，建龙项目完成80%时，也遭到宏观调控的重拳打击。小官之上有大官，自古官场难测。

建龙的图谋并没有在中国的南方得逞，《中国企业家》的记者们说，“2009年，建龙董事长张志祥遭遇的第一次重挫，不是在通化，而是千里之外的宁波。年初，张志祥与其他民企股东一道，彻底退出其苦心经营数年的‘样板工程’——宁波钢铁(原宁波建龙)。”前些年，宁波钢铁与南钢、杭钢等国企都有过关系，但是最后悻悻然而去。 退出宁钢后，张志祥转战东北，当然，对他搞实业的愿望已经大可怀疑。汤武张罗，祝之四方；张志祥转战东北，其心亦惶惶也。

《中国企业家》的记者们很研究了一些张志祥们的心态：

1、《中国企业家》的记者们记录：“一位知情者向本刊透露,在北京建龙集团总部有一个专门研究国企的智囊——专门看哪些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濒临破产，适合建龙收购。”建龙，如同一只窥伺国企发展的豺狼，寻找那些处于衰落状态的企业，随时猛扑过去。 2、《中国企业家》的记者们认为：“十年中，建龙积累了一套成熟的参与国企改制的方法，如尽量保留被收购方原管理层，吸引有政府背景者加盟集团”

张志祥们在挫折之后，已经深刻明白利用官僚体制的荫庇，在权力的角逐中获得利益的必要性。例如建龙收购效益颇好宽城铁矿，矿长苑占永不久后即辞去公职到北京华夏建龙矿业科技公司成为高管。建龙收购此矿花了不到一个亿，传说却出资几千万帮宽城县盖了政府大楼。

3、《中国企业家》的记者们评论：建龙的实业方式是“重金投入技术改造，输入台湾中钢的先进管理理念等等。”

从建龙自身的管理方式看，只是采用了中钢理念中的“铁的纪律”，对于“爱的教育”就言不由衷了。“铁的纪律”与“重金投入”同步，构成建龙急功近利的文化特色。 其实，对于宁波建龙，笔者并不陌生，因为《反封建论》有一个姐妹篇，就是描述南京钢铁厂改制后，《反封建论》中提到的那个企业面临相同的命运，以及工人们的反应。

直到现在，笔者还能听到这样的议论，这些企业其实并不想经营钢铁行业，他们收购南钢，先裁员，后把优质资产和不良资产分离，把企业打造成型后再拍卖。正如一句话：“空手脱白狼。”

必须承认，不管面对的是什么，建龙进入通钢的行为，是一类掠夺心态引导下的行为。现代中国舆论进步了，于是有了《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企业家》、《财经》等等刊物的记者们的采访，使得这个社会有了一个深入的思考的可能。

一种不信任、不确定的心态和捞一把就走的思维：

其实不只是铁本和建龙，现代中国的私企和台企其实都有依赖权力，又不相信权力；贿赂官方，又不信任官方承诺的的特点。这是中国从封建体制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是满清时代出现过的典型的红顶子商人的心态。

更重要的是可能形成恶劣的社会思维定式，个人财富的积累与个人的差异、利己两个特性相关，而个人的差异――智慧的差异仅仅表现为依附、捧迎权力的能力；利己的合理性也就摧毁了一切道德的堤防，有了歇斯底里的冲动，如同杭州闹市的飙车族。 其实，这种心态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纸业女首富”、亚洲最大的纸业企业玖龙纸业的女创始人张茵，在08政协中的发言已经有所申述，她说：

“税率太高会吓跑富人”、“建议为月收入10万元者减税”。

继她之后，富裕阶层纷纷出来表态。例如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红力、娃哈哈的宗庆后等等，中国“富人们”终于成为外媒眼中的“中国两会热点新闻”。 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及其公司其他高管公开他们的高薪，中国平安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税前薪酬超过了4000万元，其中马明哲税前报酬为6616.1万元，按照一个农民工年收入2万元计算，马明哲6616万元的年薪，相当于3300多名农民工的年收入。 马明哲们为什么要挑战中国人不露富的文化传统？难道他不怕五千年间一直持续不断的盗砳们上门吗？难道他就不怕再来一个毛泽东领导穷棒子的打土豪分田地？难道他就不知道中国穷棒子尚以十多亿计？

马明哲们的坦诚就是希望赢得社会的承认，或者是在亿万口唾沫之后能够死皮赖脸地挺住了。而其帮闲则是希望能够因此有了一个“石敢当”，为还有的、或是后来的暴富们者造一扇挡风的墙。不过总感觉，这一群人只是在导演二千多年前秦朝宦官赵高“指鹿为马”的闹剧。

笔者读过巴黎公社时代工人们的诗篇，其情调与海涅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具有同样的旋律。这是一个困苦而又无奈的时代，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官僚权贵们，精英奸商们正在创造这样的一个时代。

四、人类反对剥削和压迫的行为中的共性与个性：

笔者深信，人类的历史是进步的，正义之火不灭，人类寻求自我解放的主题永恒。 海涅的诗：

亨利希－海涅，德国人，生活于1797-1856年，是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交替的时期，在《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中他写到 ：

忧郁的眼睛里没有泪痕，他们坐在织机旁切齿痛恨； 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殓布，我们织进了三重咒诅 ――我们在织，我们在织！。。。 巴黎起义：

1871年3月15日，法国人民对资产阶级的梯也尔政府的倒行逆施忍无可忍，国民自卫军251个营队的代表选出中央委员会 ，3月18日发动武装起义，3月26日巴黎进行选举，3月28日正式成立巴黎公社。

在资产阶级控制的军队的猛烈进攻之下，巴黎公社坚持斗争了72天。梯也尔政府的凡尔赛军对巴黎人民实行血腥大屠杀，共有29804人遭残杀，72941人在作战中牺牲，60971人被投入监狱或流放。

通铁工人运动：

2009年7月24日，在中国吉林省通化钢铁厂，中国工人群起反抗资本家和工贼的掠夺。。。。

工人运动即有它的共性，也有它的个性。 所谓共性：

共性存在于社会演变自身，它阐发一个个人、团体、政党都无法改变的主题：人类自身解放的寻求是永恒的。

正如马克思所言：

“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这是来自无产阶级的圣经《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强调“自然的发展阶段”的不可改变性，对于社会演变的认识，如果不能从“自然的发展阶段”的角度予以分析和理解，也就不能不陷于谬误。

马克思郑重其事地告诉读者：

“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的仍然是“自然历史过程”，它即不能被改变，更不能被制作，除了认识和抉择以避免盲目和歧途，其它的并没有意义。

不仅仅是马克思，从东方的理学到西方的哲学，整个第二轴心时代的主流思潮都基于自然法则—它的最肤浅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摆脱神权对社会思想的控制，而它最为本质的思想是关于人类寻求自我解放的主题。

于是恩格斯说：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

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页。）

——因此，通钢工人运动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切现代社会主义者关注的火花点。 所谓个性：

个性即是区域文化的，也是时代的。

任何一种冲动，无论它是否理智，都可能走到它自身的反面，笔者用大跨越来说明中国现代伟大的崛起，用“空白”、“缺陷”和“无奈”来说明崛起中的存在的问题。从现代中国的社会整体而言，通化事件是一个错误理论所引发而产生的事件，是可以克服的；从个体事件而言，却具有无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表现出的共同特性。 事实上，无论是毛泽东的大跃进模式、李荣隆的大倒退模式或者是现在正在发生的薄熙来模式，都只是一类尝试，它在寻求一种适合于中国的，在善德之下保持稳定、持续发展的模式——当然，能够高速发展就更好了。

准确地说，文革是对大跃进的整顿，因为毛泽东显然发现了旧官僚体制对社会变革的阻碍；而薄熙来在重庆的反腐打黑，也是对现代官匪勾结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阻遏。薄熙来模式在局部发生，即体现了执政者的意识，也体现了执政者的谨慎。人民祈盼薄熙来的成功，这个社会实在经受不了左左右右的折腾了。

个性是现实社会的意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薄熙来；无论是整体的中国，还是局部的重庆，都无法摆脱现实社会意识的约束。即使是现在，这种约束力也是巨大的，并不只是陈国君、张志祥，还有宏大的国资委，还有业已进入中枢政治层面的所谓经济学理论。 遏制官僚权贵，建立社会契约，还社会一个平和的心态，是劳资和谐，社会和谐的路径。这一点实际上涉及的是社会文化问题，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论是对张志祥们，还是对于通钢的工人们，心态的修复是文化的建设。非不可为，是今人不为也。官僚权贵们，愿意放下你们的特权吗？

笔者相信，人类自身寻求解放的意志是不可阻遏的，任何约束终将解除。 壶公评论写于09－08 发表于《壶公评论》圈子

第三节、斯隆模式的启示。

邓小平有一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注)

此言一出，扫尽笼罩在社会主义意识上的重重阴霾，因为它以自然社会的最为本质的特性为基点，所有的理论都不能不重新界定自己的取向，或者说，它指出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标准。

邓小平之说含有两层互为的意思，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是一个富裕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多元而共富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社会学意义上是从“良序”的社会进入“多元”的社会，它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政治学上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作为发展过程的指向。

现代中国面对的现实课题，重要的是如何从经济层面进入政治和文化层面，实现本质性的进步，抛弃庸俗唯物论。

研究马克思主义，应该有一个前提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两种文化的产物：犹太文化和欧洲文化。前者予以革命性，后者予以实践性。只有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传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主要地产生了欧洲式马克思主义、俄罗斯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式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理论上就是彻底抛弃落后自闭的俄罗斯式马克思主义，而返回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本身。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具有根本性对立的特性，在老子、孔子学说与基督教之间能够找到许多共同点，尤其是老子、孔子学说对启蒙时代的西方哲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理论产生过重要性的影响。这种联系是一类良性的联系，近代主流中国社会从来不拒绝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向产生了两代超级大国的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学习。如同马克思对于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兴趣，来自落后的德国的伯恩施坦看到英国的感慨，现代中国人到了美国也一样有了看到光明的感觉。

把通用汽车模式与陈国君模式相比较，即源于对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兴趣，也源于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

－、斯隆模式的社会主义属性：

通用汽车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体现于斯隆模式。

斯隆模式是美国企业家斯隆于1923年创立和实行于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模式。它直接决定了通用汽车公司指数型的成长速度、良好的盈利状况及其在产业领域里逐渐取得的主导地位。探讨斯隆模式，感受一类与良性社会保持一致性的企业文化，而这种企业文化也直接影响着社会。

比较于斯隆模式，陈国君的企业管理模式，或曰苏南模式，或曰台湾的大陆模式，是一类掠夺型的模式。内涵一种不信任、不稳定的外来者心态，是一类能捞多少就捞多少的想法。陈国君模式，即使与目前中国普遍存在的粗放型的管理模式相比较，也具有野蛮落后的性质，如果与斯隆模式相比较，却又有三代差，或者说，它几乎处于原始状态。 如果能够结束陈国君的“中钢模式”，然后完成粗放型模式的实践，也许能够和美国式19世纪的模式相衔接，也就是实现保罗－克鲁格曼的建议，进入依靠“先进科技和提高效率”，创造“核心竞争力和创新精神”的经济模式。

19世纪的30年代，西方社会，尤其是作为世界工厂的美国面临席卷所有的经济大危机，美国社会的生命力体现于，美国的观念在改变的，在实践上产生了斯隆模式，而在理论上，产生了罗尔斯的《正义论》。笔者已经进入罗尔斯的《正义论》思考，对于斯隆模式的认识也就乐在其中了。

美国的观念在改变表现于： 1、从知识型向专业型转变：

1895年，当斯隆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他们赋于时代一个理念：“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有运营公司的头脑”（《里程碑》）。但是，到了20世纪初页，整个汽车产业，尤其是通用汽车公司，公司首脑们认为，只有那些真正和汽车底盘、刹车打过交道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汽车人，例如创建凯迪拉克的亨利－莱兰、创建道奇公司的道奇兄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综合文库关于通钢事件的思考(6)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