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钢事件的思考(3)

我国的GDP统计中，掩盖了一个现实：经济的阶层流向和国别流向，即大量的GDP成为为极少数利益获得者的财富，大量成为美国的国债。

李荣融先生的业绩，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例3、

李荣融先生又有一句名言，在谈到央企高管薪酬时，他说：“其实钱给少了，我也于心不忍”。

他告诉他的听众们，从2002年到2007年，他给1556个中央企业副总经理以上的领导年均增加了共计4600万元薪水。

不知道李荣融先生注意到没有，不仅是私企，在国企中一个普通工人的收入仅仅数百元或近千元。

如此巨大的差距是个效益优先问题，还是撕裂社会的问题？

李荣融先生作为国企领导人，是否还知道国企作为生产关系的存在，其中最基本的要素的生产力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即工人和管理者。为什么厚此薄彼呢？

这种分配模式合理吗？

在整个中国的工资水平根本无法与西方经济强国相比较的情况下，盲目地拔高一部分人的收入以比拟于西方经济强国的标准，合适吗？

如果管理人员存在不平，无非拔腿而去――这种人并不少见，而广大职工处于相对贫困或绝对贫困之中，社会能够稳定？

如果国企的改革导致通钢式的混乱，李先生又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又如何对自己的历史有所交代？

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系电化学工学专业毕业的李荣融与国企打了一辈子交道，作为一个企业家也许是合格的，但是作为一个执政人员却缺乏哲学与历史感。于是他自己也缺乏自己的定位。

例4、

08年8月10日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答美国侨报记者问，得意地说了，他是中央企业最合格的老板，他可以为自己打一百分。 １０万亿元国有资产“掌门人”李荣融表示对央企改革的思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办法，中国的企业面对世界仍要不断地改革发展，学别人的，干自己的。”

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对此评论：

央企改革的思路基本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思路进行的，但因为古典经济学工具本身存在缺陷，导致央企改革不尽如人意，表现好的央企都集中在垄断性强的行业。

林毅夫教授的评论有二层意思： 其一、古典经济学工具本身存在缺陷。 其二、表现好的央企都集中在垄断性强的行业。

事实上，中国国企的改革并非遵循古典经济学，而只是按照李荣融“干自己的”思路，这个思路抛弃了亚当－斯密的道德说，也抛弃了后现代派例如康德、黑格尔、罗尔斯等人的理论，甚至抛弃了主导英国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主导思想边沁主义，李荣融基本上漠视了社会人文方面的关怀。这是多么可怕的思维缺陷。

李荣融作为一个老板，合格吗？

理论的缺失构成中国现代改革的致命的缺陷。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失败的重要改革： 例如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晁错面对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的社会乱象，勇敢地提出加强集权，力主削藩。晁错是有理论的，如《削藩策》，但是晁错的理论有致命的缺陷，失于阴阳说与平衡说。

又如11世纪的王安石，他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坚持“榷法不宜太多”，大约是人类第一个实践自由经济的政治家，不过他失败了，失败在他的理论缺乏社会基础。王安石变法留下的缺陷是如此致命，后来的蔡京是王安石变法的追随者，可惜把好端端的一个北宋葬送了。

可怕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即失于阴阳说与平衡说，更失于社会基础。 无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说，欧洲启蒙时代兴起的辩证法，还是毛泽东的矛盾学说，都承认任何事物，都是以对立统一的形式存在的。可是中国古代的法家变革者们，总是企图以横扫千军的气概无视客观存在的另外一面。中国现代的一些主流经济学者与晁错、王安石们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基本上是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当成犹太人了――希特勒眼中必欲去之的犹太人。

“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以善，成之以性。”这些驾驶着独轮车的人们，如何达于“善”，又如何为中国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他们对社会的伤害是必然的，他们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这一观点的论述还见证于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本年度5月中旬，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访问中国，在经济学界激起热烈旋风。克鲁格曼如同《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孩子，他提出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们不知或故故不知的问题：

1、“中国陷入的美元陷阱非常深”，这个问题现在也常常成为一些委员、代表们揪住的那些精英经济学家们的小辫子；

2、“中国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因为被人称为“经济学的良心”克鲁格曼有无数的证据表明，“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是美国工人的4%” 。

事实上，之前，保罗－克鲁格曼不止一次地在《纽约时报》专栏中描述中国经济前景： 1、不靠先进科技和提高效率，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创新精神的经济模式，是“迟早要进行大规模调整”的；

2、“我到死都看不到人民币国际化”，他看到了片面发展经济的巨大负作用，即使GDP成为世界第一，也是“建立在浮沙之上”。 克鲁格曼认识到中国发展重大的缺陷，即在经济学上，更主要的是在社会人文学上。于是他遭到了比他更伟大的中国经济学精英们的反驳，例如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等

人强力反驳。因为在后者看来，中国早已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几十年的“太平盛世”语境已深入人心，尤其是经济改革的成果不容置疑。

龙永图们洋溢的爱国主义热情令人敬佩，可是至少在方法论上他们已经丧失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能力。克鲁格曼是现代国际级的自由经济的权威，也是凯恩斯主义的修正者，他预测了美国的经济危机，也热烈地抨击了美国社会自身存在的种种缺陷。但是，他的观念在中国的经济学精英中就难以得到响应，多少也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

不过大师终究是大师，克鲁格曼已经谅解了中国精英们的心态，所以他只说用大量资金购买美国国债是“很奇怪”。为什么很奇怪？若以克鲁格曼在美国的风格，他完全有可能把此等问题提升到民生高度理论，其实，任何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的理论怎么可以脱离民生呢？

无论是陈国君们，是王喜东们，是李荣融们，还是龙永图们，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最为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民生的关怀。这一点大约就是通用汽车和通化钢铁之间的差距了，大约就是克鲁格曼和龙永图们的差距了，大约就是美国式“危机”与中国式“胜景”的差距了。

有文章描述通钢工人在国企改革中的困境：

“主人身份的失落感，工资福利的被剥夺感，收入分配的不均感，以及在改制过程中的边缘感??这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主观感受，在长达4年的时间和相对封闭的空间里相互交织、发酵，并最终汇集成通钢事件中工人群体的心理能量。” 其实不只是通钢，所谓国企职工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这样的困境。中国国企改革是以否定社会主义运动为前提，回到满清末期的洋务运动。笔者探讨“义宁陈氏”――陈寅恪家族的思想轨迹，在两次洋务运动中，并没有隔世之感，尽管前者是倒退，后者是变革。如果说俄罗斯是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难道中国是在补上封建变革这一课？后来笔者把这一观点表达于《反封建论》与《墨子情怀》中。（《壶公评论》）

面对现实，笔者时常有一个疑问，我们到底是在弥补一个缺陷，还是在制造一个缺陷？ 据说，建龙集团已经在清东陵为陈国君选了墓地。在那里，一块一平米的墓位，售价已经到了11万元。

清东陵倒是去过，一些年前，笔者参加一个专业性的会议，主办方请邀请大家参观了这一名胜，主要的是看了慈禧太后陵墓，更主要的是看了那一块著名的“凤在上，龙在下”的石版。

清东陵确实是一风水宝地，进入那一片土地，就为北方能有这么一个所在感慨，有人描述：

“北有昌瑞山做后靠如锦屏翠帐，南有金星山做朝如持芴朝揖，中间有影壁山做书案可凭可依，

东有鹰飞倒仰山如青龙盘卧，西有黄花山似白虎雄踞，东西两条大河环绕夹流似两条玉带。

群山环抱的堂局辽阔坦荡，雍容不迫，真可谓地臻全美，景物天成”。

不过，那里的农民似乎很穷，我在他们那里买了一些核桃和红枣，都很便宜，不过农

民们都衣着古朴，满脸菜色。

建龙集团或陈国君大约都有很多钱，用在这个地方，似乎也只能如此了，是比陈宝箴运气好了一些，大约是社会进步了。清末洋务运动的实践者陈宝箴――陈寅恪的祖父没有陪葬清东陵的机遇，却是被慈禧杀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壶公评论写于09－08 发表于《壶公评论》圈子

第三节：大跨越中的无奈。 主题：庸俗经济学批判

通钢工人运动一下子把笔者从思考陈寅恪的氛围中拉了出来，可以读到许多报刊杂志纷纷派出的记者撰写的考察、评说，这是一个一石激起千重浪的事件。

但是，如果深刻地看待问题，我们的面前出现的是两个大字：无奈。

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单个行动看，这个突破充满种种无奈：放弃了根据地，放弃了重武器，甚至放弃了医院和伤员。。。。 从当其时人民解放的大态势看，同样充满了种种无奈：王震南下的失败，李先念的中原突围，放弃了延安，四平战后放弃了大城市的占领。。。。 邓小平领导的现代中国的大跨越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经济领域中发生的，一切都是新的：新有无奈，新的希望。

放弃寻求于获得，无奈寄托于希望。这其中饱含义利之辩，辩证之法，阴阳之说。重要的在于，人们是否能够从无奈中走出来，例如，吴经琏意识到只能摆脱经济学，重说政治经济学了；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大员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了；薄熙来在重庆大唱红歌。。。。 其实，全世界智慧的人们都在思考，中国人啊，请不要放弃我们的思考――思考的放弃才是真正的放弃。

一、理论上的无奈：

李荣融是下岗必须论者，以09年的一句“如果没有当时的下岗，哪有后面的效益？”（09-08-06 华商网）闻名于世。李荣融的这一观点是一贯的，不过以前不如现在如此裸露。

有文章中介绍李荣融对下岗职工的态度：

他对国企下岗工人们表示，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个相互理解的过程，改革需要大家的支持，而改革也要关心下岗职工，并表示政府积极鼓励民营企业解决失业问题。

02年3月8日，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李荣融谈到下岗时说，“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有所预期的。。。这个影响还是在可以承受的范围。”认为“社区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照，这是政府要做的。”

李荣融透露着一种无奈，只能把困难推托于民营企业，又推托于社区。但是他的09

名言却在质疑他本人，是否真正认识无奈？是否能够走出无奈？

厉以宁教授的观点则更深刻却也微妙一些，08年11月13日做客强国论坛，他提出“待富者”理论。他说，有一次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演讲的时候说，很多穷人可以作为待富者，现在还在市场经济中，他今天没有富，只要有更多的机会，机会的均等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大家对都在改革中受益要有正确的理解。

另外一个专家型的人物何祚庥并没有厉以宁教授的虚伪――因为现代中国社会，何来“机会的均等”，又何来“都在改革中受益”？谈到矿难，有采访者询问何祚庥：“他们（矿工）就该接受这样的命运吗？”何祚庥答曰：“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是一类悲壮的无奈。

对于中国工人的命运，精英经济学家茅于轼则说：“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是不是劳动就可以创造财富呢？”这个精英自问自答：“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有一个最简单的经济学道理，那就是交换创造财富。”（《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 厉以宁教授优裕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精英思想家，而不是李荣融类的执行者。他作为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基本上就是一个决定政策的参与者，他当然有权力嘲弄无奈，要不就显示不了他的学识。

有网友评论，“厉教授面对中国的穷人阶层时有一种凌迟的快感，他比任何一个富商更恣意更痛快地强奸着中国穷人。”

厉教授的态度确实是很惊人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历史中来看，似乎也符合封建地主知识分子的感觉，例如曾国藩对太平天国起义的评论，或者是明末、清代部份仕大夫对李自成起义的评论。这是一种仇恨――一种渲泻性的仇恨。因为你看不到他的无奈之感，更多的则是一种意滿志得的潇洒。

厉教授居于摇动羽毛扇、语带戏弄的位置，何祚庥就直面无奈了，而大有国际政治背景的茅于栻就直率多了――他想化无奈于合理。

真正能够道出这一群人心态的是茅于栻。茅于栻揭开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种种伪装，点出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抛弃劳动价值理论，强调需求和效用。也就是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返回重商主义。

庸俗政治经济学是现代中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基点，所谓反“大锅饭”、“国退民进”、“下岗”等理论都是它的延伸；所谓欠薪、低薪、反《劳动法》等等，都是它的产物。

试问，当劳动失去价值，给你的职业难道不是一种恩赐？你又何必说三道四？ 其实，庸俗政治经济学在现代中国很有市场，例如关于通钢事件的大量报道中就很难看到关于劳动价值的评说。在人口众多的现代中国，劳动力的低廉，劳动力的买方市场确实为劳动价值的否定提供了客观的环境；而长期落后的中国，在社会大众中激发的强烈的强国热情，又为种种自我牺牲的倡导提供了思想基础。于是一种缺乏社会人文特性的，掩盖掠夺与剥削的理论以数理的――科学的的形态在社会出现，人们在承受它的种种伤害的时候，却不能意识到自己为什么应该经历这些磨难――好象一切本来就是如此。 虽然这是一种根本性的无奈，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一类假象。一个合理的社会必须承认劳动价值说，也就是承认个人的劳动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根本。社会是由人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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