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伟大成果(2)

克思指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就是说，在社会形态的更替过程中，存在新旧时代融合的过渡性形态；从微观看，也存在过渡性经济形式，并表现出“无数色层”，如资本主义形成发展过程中，就有股份制、合作工厂和英国的小土地“分成制”等新旧因素混合的过渡性经济形式。我们党在领导新中国建设实践中，认识到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支持、引导发展多种多样的股份制、合作制等经济组织，这正是对唯物史观关于过渡性经济范畴的应用。

(七)社会经济结构包括生产关系层面。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过程一般的一个历史的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独特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因为，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体，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可见，社会经济结构应包括：(1)生产承担者与自然的关系。(2)一定历史形式的所有制、分配关系意义上人们相互之间的生产关系。(3)在社会生产中的各部门、行业之间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分工协作关系等。这与西方经济学一般把社会经济结构

解释为三次产业的结构和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构，基本撇开生产关系这个重要层面，有原则区别。目前，我们党在指导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显示出力求把调整经济结构与完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是贯彻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经济结构原理的。

(八)在社会发展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影响历史过程的，还有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构成的上层建筑所起的反作用，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沿着同一方向、相反方向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起作用。在阶级社会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乃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发挥能动性作用的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矛盾和斗争，则是社会各阶级、阶层发挥各自能动性作用的表现。我们党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充分贯彻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存在辩证关系的唯物史观。

(九)人的经济行为是生产关系人格化的表现。唯物史观认为，在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人的行为中，涉及经济利益的经济行为具有决

定性意义，而个人的经济性质及其行为“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即人的经济行为是生产关系人格化的表现。《资本论》揭示出，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工人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土地所有者是土地所有权的“人格化”，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规定了他们各自的地位和行为角色。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也是人们经济行为推动的结果，我们党强调“不搞私有化”，正是坚信私有制关系的人格化，绝不会推进共同富裕；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其人格化的强大力量，才能促进全国人民形成共同理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

(十)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社会机制的主动轮。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广大劳动者是“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但是，在私有制社会，劳动者处于被统治、被支配和被强制的地位，却不是“主动轮”，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私有者剥削阶级才是支配社会运动机制的“主动轮”。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始终强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密切联系群众，使劳动者这个历史的创造者成了社会的“主动轮”。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获得成功的强大动力。

从上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观点，可以明白，我们党之所以在实践上取得一系列成功，基本原因在于坚持了唯物史观的中国化。

三、我们党具有促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高度自觉性

(一)历史证明我们党始终坚持用唯物史观指导实践。我们党自建立起，就强调自身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因而始终自觉应用唯物史观指导实践。这从建党初期，就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中充分表现出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4卷，首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终篇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标题使用唯物史观术语具有高度一致性，这充分表明应用唯物史观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是一以贯之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依据中国近代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史实，深刻地批判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他指出，是中国人民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中国才“改换了方向”，“最后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唯物史观的中国化的高度自觉性。

(三)我们党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我们党成立后，正是自觉地应用唯物史观，分析旧中国各种所有制的社会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才弄清了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极为复杂的阶级关系，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革命战略和策略，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又自觉应用唯物史观，深入分析新民主主义时期各种所有制成分的新变化和新矛盾，在促进新兴的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成长的基础上，坚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取得了伟大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迈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崭新历程。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伊始，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就把唯物史观的应用从旧中国推进到新中国。以后毛泽东又反复在全党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领袖的率先垂范，培育了我们党运用历史辩证法处理问题的高度自觉性，这体现在一系列重要指导实践的论述上，例如，关于正确处理工人

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之间的关系；关于要辩证地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关于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处理好一个中心(经济建设)和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等等。除了在这些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上自觉运用辩证法，我们党还不断地教育各级干部在观察和处理各种具体问题时，要努力掌握有轻有重的“两点论”，注意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全局性与独立性的统一、战略性与策略性的统一等辩证方法。正是这样不断地推进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才使我们党不断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使举国上下在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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