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2005最全人民日报社论精选(6)

其他的歪风，也就无处藏身了。 人民民主的政权制度，保证了我们能够充分采取这种民主的方法来进行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与改造。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早已具体而明确地给我们指示了这条道路。他说：“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而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毛主席又说：“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即根据共同纲领，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惟一正确的方法。” 既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代行代表大会职权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行使政权的机关，是人民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我们又有了在人民内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民主的方法，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那末，只要我们把这种优良的人民民主制度，和正确的自我改造的方法，紧密地结合起来，并正确地充分地加以运用，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坏习惯和坏影响，如目前在一部分政府干部工作作风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倾向，必然会逐渐地缩小地盘，以至于最后消灭。

目前我们应该把民主建政工作和整风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开好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一步普遍地整顿我们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

怎样领导区乡组织的整风

1950-11-13

在目前整风运动深入下层的时候，加强对区乡（村）组织的整风领导极为重要。这不但是因为区乡（村）组织是直接执行各种政策和直接联系广大群众的组织，这些组织和干部的工作及思想作风，与群众切身利害关系极为密切；而且因为县以上领导机关经过整风所规定的各种改进工作的办法和制度是否切合实际，还要深入下层、深入现地去考察才能断定。在县以上领导机关和干部检查与总结工作中，还可能对有些问题没有发现；或因具体材料不够而认识问题还不深刻。这些都需要在深入下层组织，继续领导整风中去解决。

检查区乡（村）组织和干部的工作，应该与县以上相同，即通过主要的工作来进行检查。但是区乡（村）干部由于水平较低，不善于分析情况，总结经验，很可能把检查工作当成算旧账，或者变成零碎的个人检查。这就需要上级领导干部作启发报告，引导区乡（村）干部找到检查主要工作的门路。在区乡（村）检查工作中，主要应检查区乡（村）干部中存在的命令主义作风。但在这个问题上，县以上的领导也要负重要的责任。过去县以上的领导，一般地说，是对下级布置任务多，具体帮助少。并且个别的领导干部对下级和群众也曾采取了命令主义方式。如济源县领导干部给下级分配任务时说道：“在一个月内要完成任务，时间一天不多，任务一点不少，完不成由区长区书负责。”这样例子还很不少。因此，在检查区乡（村）干部命令主义的错误之前，县以上领导干部，向下级干部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帮助上下之间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展开，深入地检查区乡（村）工作。

县以上领导干部对于区乡（村）干部的启发报告，首先要有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这是因为领导上对全县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了解得最清楚、最全面，也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因此，勇敢地担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才能使区乡（村）干部心悦诚服，确定是非，分清责任。其次，对于区乡（村）干部工作中正确的部分，即已经完成的任务和完成任务中一些正确的方法、经验，应予以肯定与鼓励，决不应否定一切。只有这样，才能使全体干部愉快地接受，因而深入地检查工作，认识自己工作中的正确部分和错误部分，并制定今后改进工作的计划。 在批判区乡（村）干部在完成任务时所表现的命令主义作风和其他脱离群众的倾向的时候，

不应该仅仅采取“严厉批评”了事，以致使一部分干部产生了“宁可不完成任务”的消极思想。更重要的是应该加强对区乡（村）干部的群众路线的教育，使每个干部认识到群众路线是党的路线，阶级的路线，革命的路线，是革命工作的根本方法；违背了群众路线就是违背了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和革命工作的根本方法。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自己小集团或自己个人利益出发。”“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以是否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否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些道理，除了给予理论上的说明外，必须进行具体的教育，就是要使每个干部，从自己亲身经验中认识群众路线是一切工作的根本方法。任何工作走了群众路线就能成功，任何工作采用了与此相违背的方法就一定失败。

现在已有某些地区按照一般下级干部接受的程度，从他们切身的经验出发，采用以相反的典型事实作比较的方法，来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而得到了成功。例如苏南松江地委以主要工作中的治虫工作为中心，列举了四种不同的工作方法加以比较，使每个干部从这些具体事例中明确认识了群众路线是一切工作的根本方法，采用这种方法的就能成功，否则就一定失败。这种对比，对于区乡（村）干部所以能够发生好的效果，是因为它符合于一般干部的思想规律。当着命令主义被批判之后，往往会产生一种思想，认为“强迫命令不好，可是没有别的好办法”，“别的办法不能完成任务”等等。这时候，急需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来代替错误的工作方法。因此，应抓紧一些典型事例和经验来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才能最有效地克服命令主义的思想作风。

区乡（村）干部的整风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决定全党整风运动成败的最后关键。目前时间十分短促，因此必须抓紧领导。有些地区规定了地委亲自掌握领导区级干部的整风，乡（村）级由县委直接掌握领导，省委应当经常派人参加。这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注意吸引广大群众来帮助区乡（村）的工作检查。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及其他各种会议，征求群众对区乡（村）工作和干部作风的意见，这种办法已被证明有效，各地应更多地采用，使区乡的整风运动获得良好的成绩。

加强政权工作是国家建设工作的中心 ——祝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开幕

1951-09-20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已经开幕了。这次会议将确定今后华北全般工作的基本任务。目前为了进一步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继续镇压反革命，巩固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我们必须用大力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尤其是，华北城市工商业的恢复和某些发展，农业生产一般的达到了抗战前的水平，农村中“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已达到全体农户的百分之四十；在这种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促进城市工业的发展和城乡物资的交流，进一步组织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也必须加强政权建设工作，进一步扩大人民政府的群众基础，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充实和提高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这样才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更广泛、更密切地团结各民主阶级，形成巨大的积极力量，推进和完成国家的各项建设任务。 华北人民的民主政权，已有十余年的历史。它经过了严重的战争考验；它是在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及各种群众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起来的。过去华北人民政权的组织形式和民主制度，虽然还不够完备，但它毕竟是我国历史上最先进最民主的政权。远在抗日战争时期，华北解放区就已经建立了村的代表会、县议会及边区参议会等人民代表机关，实行了各级的民主选举工作。一九四九年华北全境解放以来，政权建设又有了新的发展。全区各省、市、县、旗都已经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其中并有二十个县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或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凡是开好人民代表会议的地方，人民的民主自觉和参加政治活动的积极性都有

了很大的提高；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的贯彻及各种工作任务的完成都有了保证。

但是过去因为处在战争的环境，各级人民政府经常要用很大的力量进行各种紧急的动员工作；对于和平建设时期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还缺乏充分的经验。因此各地人民代表会议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于新的国家建设的需要，还不能完全满足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许多地方人民代表会议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们往往和干部会议混淆起来，模糊了人民代表会议区别于干部会议的根本不同的性质。并由此产生了单纯以行政方式布置工作任务、不充分进行民主协商、不认真处理人民代表的提案以及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多数不健全等项缺点。 这些缺点是完全应该纠正的。而且只要领导思想明确认识人民代表会议是国家的根本制度，认识它具有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上述缺点也是完全能够迅速纠正的。事实证明，最近在准备华北县长会议期间，各地学习了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文件，批判了忽视人民代表会议的不正确思想倾向之后，干部思想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在这期间所召开的县人民代表会议，如河北省通县、藁城、满城、大名，山西省临汾等地，都有显著的进步。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加强政权建设，开好人民代表会议，首先是要解决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同时也要提高人民代表作为主人翁的思想自觉。干部和人民代表思想的提高是一个从实践中不断认识的过程。河北省宝坻县一个参加过六次县人民代表会议的农民代表说：第一次是“糊里糊涂”，第二次是“去听会”，第三次是“学说话，说好话”，第四次“怨恨自己不识字，说话不清楚”，第五次“敢大胆发言了”，第六次“知道准备提案，并提出批评，参加讨论”。这说明了人民代表思想提高的过程。察哈尔省宣化县的县区人民政府主要干部曾经反映：第一次召开代表会议觉得是“额外负担”，口头上说“代表是主人”，心里想会后我还是干部，他们还是老百姓。后来因为看到一些代表经过人民代表会议了解了政府的政策，回村后积极生产并带动了各村农民；有的看到“那村有代表，那村工作好”，因此，他们才重视了代表会的作用。这说明了一般干部思想提高的过程。以上事实都说明，只有提高干部和人民代表的思想觉悟，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建设才会是自觉的，而不会是形式的。 为了使人民代表会议真正如刘少奇副主席所指示的，成为“从下至上的系统的经常的巩固的制度”，各地在战争结束、土地改革完成、群众普遍有了组织等条件下，就应该依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法令，使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使它成为当地人民的最高权力机关。毛泽东主席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早已指出：“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它就应当成为当地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权力应当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目前在华北地区，各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条件，一般地都已经具备了。因此，这些地方的人民代表会议完全应该放手发动广大群众，充分发扬民主，使各界各族人民都能选出他们的领袖人物与代表人物，来代表自己管理政权，审议与计划政府的工作，审查预决算，选举县长、副县长和县人民政府委员。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才具有更多的代表人民的性质。

我们相信，目前召开的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对于各县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建设工作，必将有重大的推进。开好县的人民代表会议，改进县人民政府工作的领导，对于今后区、村政权工作的发展，更会有重大的作用。只有各级人民代表会议都普遍健全起来，我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才更加完备，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才有了更可靠的保障。

放手发动群众控诉与检举反革命分子

1951-05-21放手发动群众控诉与检举反革命分子，是正确引导人民群众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高度发扬群众防奸细反特务积极性的主要方法，是保证彻底肃清反革命活动的必要条件。这种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群众路线，各地人民政府认真执行的结果，获得了极大的成效。最近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乃至乡村集镇，各民族各界人民纷纷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对反革命罪犯的控诉会，直接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家属，均在血泪控诉中倾吐了积压多年的冤恨，充分揭发了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无边愤怒，使他们的政治觉悟大为提高，划清了敌我界线；并在这种基础上，展开了检举、密告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有些城市的人民，并已将“检举反革命分子”列为爱国公约的内容之一。因而许多城市的人民公安机关，在运动展开之后，每天都要收到几十封这类的信件。仅仅上海常熟区八十八个里弄冬防服务队，就检举了近七百名反革命分子。不少地方还出现了子女检举特务父亲等等的动人事例。事实证明，只要人民政府能够接受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广大人民就敢于起来控诉与检举反革命分子。而且根据各地人民政府的调查，群众的检举、密告，一般都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这给公安机关提供了充实的材料和可靠的线索，甚至帮助公安机关破获了难于破获的案件。人民群众的这种为保卫自己革命成果与生命财产安全的自觉行动，已使反革命分子更加孤立起来，使他们在人民的巨掌中战栗失色，深感无处藏匿，而日益暴露于人民面前。过去，有些人害怕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会引起“社会震动”，现在，面对着群众的伟大革命行动，那种多余的顾虑完全打消了。

群众积极参加控诉与检举运动的结果，使人民政府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公安机关，获得了千千万万的有力助手。人民公安机关乃是人民政府对于反革命实行惩罚的机关，负有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神圣职责，它们已经并且要继续为人民作出更多的事情；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伟大作用，以致把人民公安机关的工作，束缚在狭小的圈子里面，而不去放手发动群众，因为为了群众而又依靠群众，乃是人民政府进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目前正在开展着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更不能例外。事实证明，正是群众性的控诉与检举的这种群众路线，与人民公安机关的调查研究工作相结合，才最能够保证正确地处理反革命案件，而不牵连一个好人。群众性的控诉、检举与人民公安、司法机关的调查研究工作相结合，已使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并已获得很大成就。但是，对于这样的成就，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已经认识得清清楚楚。直到现在，还有些人不大放心，恐怕群众的控诉，特别是检举与密告，会发生“挟嫌诬告”的现象，以致“冤枉了好人”。这种关心虽然是善意的，但确实是没有必要的。事实上，各地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结果，人民群众的一致反应是“该捕该杀”，“宽严分明”，“有法有天”，而没有说“冤枉了好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因为：第一，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九条上，不但规定了“对反革命罪犯，任何人均有向人民政府揭发、密告之权”，同时，还规定了“不得挟嫌诬告”。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一法令，广大人民是严格遵守了的，因而他们的检举、密告，一般地是十分准确的。第二，人民政府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公安、司法机关，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可能的阴谋陷害，有着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决不让敌人诬陷了善良的人民，因为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的目的，就在于保护人民。第三，人民政府处理反革命案件是谨慎而严肃的，这表现在一方面十分重视来自人民群众的检举、密告材料，一方面又不是单凭一两封密告信就去捕人和处理任何案件。人民政府的处理反革命案件，是依靠反复的调查研究和不容置疑的人证物证。在上述这三方面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的控诉、检举与密告，就成为有坚强

领导的群众运动，决不是自流的；因此，它完全有助于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决不会有什么坏处。这样看来，某些人对于发动群众检举、密告反革命分子所持的怀疑态度，显然是不应有的。

现在，反革命分子虽已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但是他们并没有死心，也不会死心，一部分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怙恶不悛的分子，仍然力图报复，其活动方式更趋隐蔽，其破坏手段也更加毒辣。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人民政府必须继续充分发动群众，更好地开展人民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控诉与检举运动，才能扑灭反革命分子报复的凶焰，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不致遭受损害。 根据过去的经验，开展群众控诉、检举运动的中心环节，是大规模地组织宣传工作，揭露反革命首恶的罪行，解释人民政府的政策；并以实际行动为人民撑腰，即坚决处决那些血债累累的要犯。各地人民政府应该充分地信任群众，继续采用各种方法，如人民代表会议，协商会议，各种职业团体会议，街道、工厂的代表会议，以至居民的小组会议，引导这个运动走向深入。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1951-05-20

在发表杨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一文时，我们说希望因此引起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进一步的讨论。为什么应当重视这个讨论呢？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试看下面自从电影《武训传》放映以来，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中报纸和刊物上所登载的歌颂《武训传》、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的一个不完全的目录：

题目 作者 报刊 日期 编导《武训传》记 孙瑜 光明日报 二·二六 武训传电影和武训画传 长之 光明日报 二·二六 我看《武训传》电影 李士钊 光明日报 二·二六 我看了《武训传》电影 陶宏 光明日报 二·二六 武训传—电影故事 罗维 工人日报 二·二六 介绍武训画传 管大同 光明日报 二·二七 武训传 紫光 新民报 二·二七

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看电影《武训传》有感 谷风 新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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