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都不读了,你为什么还怀念草婴? 陈村
导语:曾经以一己之力翻译托尔斯泰全集的草婴先生之故去,又引发了铺天盖地的悼念之声。评论人唐山认为,对于读着草婴本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开始自觉的一代人来说,草婴是普通人触碰到自我灵魂的接引者,他的译笔唤醒了人们超凡脱俗的渴望,相比而言,接引者是谁、是否被铭记便显得没那么重要了。然而,在这个粗鄙主义彻底压倒精英文化的时代中,还有多少人在读托尔斯泰,又有多少人只读过托尔斯泰小说的梗概或者干脆闻所未闻,便宣称自己得到了草婴先生的恩惠?纪念接引者草婴先生,莫过于坚守他走过的道路,千万别让这条路被荒草所湮没,以至于再看不到曾经的路标。
刚听到草婴先生去世的消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草婴是谁?然后便是铺天盖地的各种悼念之声,好像大家跟他都挺熟。
仔细算来,读过草婴先生翻译的5种书,分别是《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当代英雄》《静静的顿河》,但只记住了列夫·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和肖洛霍夫,没怎么注意草婴。
我是没资格评价翻译质量之类的,当年上中文系时,老托的书是必读,可拿起《安娜·卡列尼娜》,翻了几次又放下了——句子太长,人名太复杂,此外劣纸恶墨,看不了几页便头晕。那时出版社还会在书中夹张纸片,把书中人名各种变化开列在上面,往往读几行书,就要和纸片对一下,看究竟说的是谁。
后来功课催得急了,只好找相对薄一点的《复活》来看,没想到整整看了三遍,在相当时期,它都是我的枕边书,闲暇了,便翻几段出来读。
《复活》的句子仍然很长,人名仍然很怪。但读小说,这是第一次体会到,
在休闲、有趣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作为人,还要思考该怎样活着,该怎样超越尘世给予的种种羁绊,因为还有一种精神生活值得追寻。
我曾以为,生活就是讨价还价、互相抱怨、锅碗瓢盆,就是每天必有的夫妻吵架和对孩子怒吼,就是无穷无尽的闲话与装蒜,而《复活》却给出了另外的可能,良知与责任仍然是重要的,我们无法逃过它的责罚,因为那些似乎沉睡的,终将醒来。
像我这样的一代人,基本在“圈”(juàn)中长大,从学校到家庭,再无其他世界,对于成人们说的所谓理想、伟大、永恒,只有被动地接受下来,可每次去扮演,都会以出丑、吃亏为结局。
确实也在反抗,但这反抗所依据的,是一个抄袭来的、虚假的理由。至少对于我,那时还想不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已被别人涂改,我以为那些是自己的想法,其实却是被人悄悄植入我头脑中的。
《复活》对于我,是迈入成人的一个台阶。
由《复活》而《安娜·卡列尼娜》,再到《战争与和平》,渐渐明白了列夫·托尔斯泰,明白了为什么说他是写实主义小说的巅峰。也正是从老托开始,渐渐对武侠小说有了厌倦,厌倦了那种只为表演而不为人生的花拳绣腿。
在没有体会到点心的精美时,窝头也是很可以吃的,但吃过了点心后,便觉得窝头太粗糙。精致有什么错呢?但我不幸生在一个粗鄙主义彻底压倒精英文化的时代中,嘲笑与恶骂成了最通行的艺术,被人人践行着,通过集体性的毁坏,人们获得了弑父般的快感。大家在反复宣称:哪有什么精神,那是吃多了撑的之后产生的幻觉;哪有什么文化,那是对大众的压迫;哪有什么高尚,那只是你装得更好而已;哪有什么爱情,那只是性冲动后被套牢??
周作人先生曾说,自己身上总被一种“流氓鬼”所缠绕,其实,我们哪个人又不被“流氓鬼”所缠绕?可更多的人愿意称它为激情、勇气、真诚,或者革命。也许,再过一百年,我们才会明白列夫·托尔斯泰为何如此沉痛吧,当上帝不存在时,人本身也就不存在了。
老托指出的路也许是错的,但老托的挣扎却是对的。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老托式的纠结中生存,也想过放下,可每次远离了这些挣扎,便发现自己无法再获得真实感。
如果说感恩于草婴先生,那就是他给了我这样的普通人以接引,让我明白了,这世界还有另一种存在,还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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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灵魂。对于不断追寻着的内心,永恒就不再是一句谎言,就算所有人都不肯站出来作证,它也依然存在,也依然闪烁着光芒。
月光之明,需要眼睛的接引,远方之美,需要道路的接引,天地之大,需要向往的接引,思想之宏阔,需要智者的接引。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引者是谁,记住或忘却,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你还渴望着超越凡俗,渴望着不被这琐碎的生活所埋没。
但,当你还沉浸在《神秘花园》的涂抹之乐中,为《小时代》的俊男靓女而尖叫,一边心灵鸡汤一边热泪盈眶,用小清新的名义贩卖浅薄时,纪念又有什么意义呢?就算说上一万遍草婴先生伟大,又有什么意义?
真的怀疑,今天还有多少人在读老托,为老托而感动,而不是只看看故事梗概,便宣称自己得到了草婴先生的恩惠。如果老托真的被遗忘,真的被埋在那些悬疑、耽美、穿越的故事堆中,再也找不出来,那么,草婴先生一辈子的功业,也就被彻底抹去,除了名字之外,我们甚至无法搞清,先生是否曾在这个世界上活过。
纪念一位长者,就应坚守他曾走过的道路,千万别让这条路被荒草所湮没,以至于再看不到曾经的路标。更何况,这条路如此优美、如此深刻,它是通向人类文明深处的正途。
爱草婴先生,就去读他的书,纪念草婴先生,就去读他的书。
草婴先生瘦小的重(冯骥才)
几年前的春天里,意外接到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一个沙哑的嗓音带着激动时的震颤在话筒里响着:“我刚读了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叫我感动了好几天。”我问道:“您是哪一位?”他说:“我是草婴。”我颇为惊愕:“是大翻译家草婴先生?”话筒里说:“是草婴。”我情不自禁地说:“我才感动您一两天,可我被您感动了几十年。”
我自诩为草婴先生的最忠实的读者之一。从《顿河的故事》、《一个人的遭遇》到《复活》,我读过不止两三遍,甚至能背诵那些名著里一些精彩的段落。对翻译家的崇拜是异样的,你无法分出他们与原作者。比如傅雷和巴尔扎克,汝龙和契诃夫,李丹和雨果,草婴和托尔斯泰,还有肖洛霍夫。他们好像是一个人。你会深信不疑他们的译笔就是原文,这些译本就是那些异国的大师用中文写的!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写长篇小说时,刚刚开禁了世界名著。出版社打算出一本契诃夫的小说选,但不知出于何故,没有去找专门翻译契诃夫的翻译家汝龙,而是想另请他人重译。为了确保译本质量,便从契诃夫的小说中选了《套中人》和《一个小公务员之死》两个短篇,分别交给几位俄文翻译家重译。这些译者皆是高手。谁知交稿后都不如汝龙那么传神,虽然译得像照片那样准确无误,但契诃夫本人好像从这些译文里跑走了。文学翻译就是这样——如果请汝龙来翻译肖洛霍夫或托尔斯泰,肯定很难达到草婴笔下的豪迈与深邃。甚至无法在稿纸上铺展出托尔斯泰像江河那样弯弯曲曲又流畅的长句子。然而契诃夫的精短、灵透与伤感,汝龙凭着标点就可以表达出来。究竟是什么可以使翻译家与原作者这样灵魂相通?是一种天性的契合吗?他们在外貌上也会有某些相似吗?这使我特别想见一见草婴先生。
几个月后去南通考察蓝印花布,途经上海。李小林说要宴请我。我说烦你请草婴先生来一起坐坐吧。谁想见面一怔:草婴竟是如此一位瘦小的老人。年已八旬的他虽然很健朗,腰板挺直,看上去却是那种典型的骨骼纤巧的南方文人。和他握手时,感觉他的手很细小。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举止动作很小,说话的口气十分随和,无论如何与托尔斯泰的浓重与恢宏以及肖洛霍夫的野性联系不到一起。
朋友间伴随美酒佳肴的话题总是漫无边际。但我还是抓空儿不断地把心中的问题提给草婴先生。
从断续的交谈里,我知道他的俄语是十几岁时从客居上海的俄国女侨民那里学到的。那时进步的思想源头在北边的苏联,许多年轻人学习俄语为了直接去读俄文书,为了打开思想视野和寻找国家的出路。等到后来——可能是1941年吧,他为地下党和塔斯社合作的《时代》周刊翻译电讯与文稿,就自觉地把翻译作为一种思想武器了。当时许多大作家也兼做翻译,都是出于一个目的:把进步的思想引进中国。比如鲁迅、巴金、郭沫若、冰心等等。我读过徐迟先生四十年代初在重庆出版的《托尔斯泰传》,书挺薄,纸张很黑,很糙。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纸张奇缺,《托尔斯泰传》总共有五百页,无法全部出版,最多只能印其中的一百多页。他之所以把这部分译稿印出来,是为了向国人介绍一种“深刻的思想”。
这恐怕就是那一代翻译家的想法了。翻译对于他们是文学事业的一部分,也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和思想的方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革”后文艺的复苏时期,出版部门曾想聘请草婴先生主持翻译出版工作,被他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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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持做翻译家,立志要翻译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
“我们确实需要一套经典的托尔斯泰全集。”我说。
他接下来讲出的理由是我没想到的。他说:“在十年动乱的煎熬中,我深刻认识到缺乏人道主义的社会会变得多么可怕。没有经过人文主义时期的中国非常需要人道主义的启蒙和滋育。托尔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义!”是啊,巴金不是称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吗?
他选择做翻译的出发点基于国人的需要。当然是一个有见地的知识分子眼中的国人的需要。
原来翻译家的工作不是“搬运”别人的作品,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或技术性很强的职业。它可以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开启灵魂、建设心灵的事业。近百年来,翻译家们不常常是中国思想史的主角吗?
在自己敬重的人身上发现新的值得敬重的东西,是一种收获,也是满足。我感到,我眼前这个瘦小的南方文人竟可以举起一个时代不能承受之重。在我和他道别握手时,他的手好似也变得坚实有力了。
我感谢他。他让我看到翻译事业这座大山令人敬仰的高处。
蛋白质的屠呦呦和粗纤维的黄晓明
邹振东
如果没有意外,你的人生注定和另一拨人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相交。但谁能想到,互不搭界的各自喜事,却能够让八辈子不会打交道的人,不仅交集,而且冲突。这样的戏剧主角,前一段日子是晒娃晒得幸福难掩的范玮琪Vs.看阅兵看得兴奋难抑的一群人,这一次是获大奖的屠呦呦Vs.办大婚的黄晓明。
据说,屠呦呦的性格特点是只证明自己做了什么,不攻击别人没做什么。不幸的是,屠呦呦的这种个人偏好仍然挡不住好事者把她变成攻击符号。忽然间,屠呦呦此前受到的所有委屈、不公,似乎找到了发泄的对象。罪魁祸首原来是黄晓明,是捧红黄晓明们的媒体和看《中国好声音》的人们。
在一篇《黄晓明PK屠呦呦,一生努力不敌一场秀?》热文中,有许多惊世骇俗的观点,比如:“当欧美的孩子,在假期去博物馆、去参加科普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却在看《中国好声音》,去听各种演唱会,去机场追星!”又比如:“让我不禁以为难道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靠演艺圈推动的吗?”但真正亮瞎我眼的是这样一句话:“让我不禁以为难道中国梦要落到‘戏子’身上吗?”——没错,刺痛我的是这样一个称呼:“戏子”!
请不要称黄晓明(电影演员)为“戏子”!
首先要声明的是,本人家族没有演艺基因,祖宗八代没有从事表演职业的人。我不是为自己喊冤,也不是为自己洗白。
表演,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职业。职业平等,当总统的,并不比当园丁的高贵一点!搞艺术的,也不比搞科学的轻贱一分!都是劳动,都有付出,都在服务。
世界上没有“戏子”这个职业,只有“戏子”这种侮辱。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职业歧视和侮辱,居然整个演艺界和所有从事表演职业的人一笑而过,是演艺界天然的不敏感?还是巨大的承受力?在这个调侃一下包公或花木兰,都有后人以“伤害了他们感情”站出来讨说法的年代,你歧视一下教师、医师甚至运动员这些职业试一试?
为什么演员就可以呢?因为,没有人为表演职业站出来说话。不仅因为旁人为“戏子”说话似乎掉身份,也因为被骂“戏子”的群体自己也不站出来说话。
但总要有人开始。现在请允许我郑重呼吁:请不要称黄晓明为“戏子”!不要称电影演员为“戏子”!不要称所有从事演艺职业和表演事业的人为“戏子”!
所有受到过平等教育的人,所有希望自己的职业被别人尊重的人,所有自诩为代表道德、正义和良知的人,请从一个最基本的职业平等精神出发,尊重另一个职业群体!
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瞧不起“戏子”
古往今来,从事表演的人,无论现实生活多么风光,比如过去最接近皇帝,比如现在赚得钵满盆盈,但似乎都在舆论场被看轻,被许多人骨子里瞧不起。
脑力劳动者有时瞧不起体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有时也瞧不起脑力劳动者,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却往往一致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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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所谓的“戏子”,尽管他们也花钱看戏,也被演员逗乐;尽管他们用票房捧红明星,用遥控器提高节目的收视率。这样的双重否定,同样出现在官方和民间两大语系。官方和民间两大语系交集点不多,但在对艺人特别是娱乐明星的评价上却出奇的一致。当官方批评娱乐明星三俗时,民间也常常骂他们无聊。
演艺界是最可以歧视却不必付出代价的职业群体,是最容易抬高自己身份且无需证明的群体,是最方便唤起同仇敌忾从而转移注意力的群体,这么好用的群体,到哪里找?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势利,我们看到,仍然有独立思考的人站出来为黄晓明说话。说话的人,基本上是认为不能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混为一谈。有两种观点特别有代表性:一种观点认为黄晓明收入高是人性的缺陷,另一种观点认为黄晓明的收入不是因为他的价值高,而是因为资源的稀缺性。
这两种观点都只是想解释黄晓明为什么可以拿高收入,他们无意为“戏子”的称呼辩护。两种观点都承认了类似的两个大前提:黄晓明的收入高是一种缺陷,黄晓明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这才暴露了人们歧视黄晓明们的真正的原因——无价值。一款没有价值的东西,凭什么高价?如果不是制度有病,就是人性缺陷。
人性“缺陷”一词,表达了作者的包容,但也同样表达了作者对黄晓明们没有价值的认同。但黄晓明们真的没有价值吗?
没有营养的东西就没有价值吗?
也许是几千年来饿怕了,中国人对吃特别重视。由物质到精神,中国的美学概念更靠近味觉而不是视觉,无论是美字还是品味的味字,都离不开一个字——“吃”。
物质食粮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营养,推此及彼,精神食粮也不例外。于丹的走红,心灵鸡汤的流行,都跟这种营养观有关。一个精神产品,我们总要追问它有没有思想,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至少有没有味道。以下的观点似乎不证自明:一部电影、一个节目,搞了半天,只是让大家乐一乐,一点有养分的东西都没有,这样无聊的内容有什么价值?
但现实生活中,传统的营养观正在受到挑战。
过去,国际营养学界普遍认为粗纤维(crude fiber)是对人体不起营养作用的一种非营养成分,它不仅不被人体消化和吸收,甚至吃多了还会影响人体对食物中营养素,尤其是对微量元素的吸收。以营养至上的观点看,粗纤维当然是一种垃圾食品。直到1970年以后,越来越多人们开始认识到,现代种种的“文明病”,诸如肠癌、便秘、糖尿病、心脏病、高脂血症及肥胖病等,其发病率的增加恰恰与粗纤维摄入量的减少有关。粗纤维由废变宝,名字也开始变为“膳食纤维”(dietary fiber),被誉为“第七营养素”。(你看,还是摆脱不了“营养”这两个字)。
娱乐节目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下水道
粗纤维到膳食纤维的华丽转身,启发我们思考:物质食粮如此,精神食粮是否也存在这种现象?
人类需要吸收健康向上正能量的精神养分,也需要排遣不完善世界造成和堆积的各种负面情绪。物质生活中,人们需要吃,也需要拉。精神生活中,人们需要营养,也需要消遣;需要蛋白质的屠呦呦,也需要粗纤维的黄晓明。
就像一个城市需要污水处理系统一样,人类的精神世界,也离不开下水道。娱乐节目不仅是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品,也是社会稳定的平衡器。那些头一天晚上跑到刘老根大舞台看二人转的人,第二天是不太容易上演跳楼自杀的;拿着汽油桶准备到公交车同归于尽的人,一般是不看《中国好声音》的。反过来,当一个人身无分文,处处受挫,众叛亲离,不愿意和任何人交往时,还天天坚持看《焦点访谈》,这才是“维稳”最应该担心的对象。
普通的老百姓如此,高级的知识分子也如此。高端人士一旦患上焦虑症或抑郁症,基本上都属于营养过剩、精神便秘的受害者。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往往是最缺少娱乐精神的。他们最好的解药,也许就是娱乐。
我们需要脊梁,也需要头发和眉毛
今天的中国的确有些尴尬。我们的科学技术十分落后,我们的文化产业同样不发达。我们缺乏伟大的作家,我们也缺乏真正的平民狂欢。我们的精神土壤仍然贫瘠,我们的精神富贵病又比比皆是。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的是一张张深刻的脸,跳跃的却是一颗颗抢红包的心。
有时候,我真的很喜欢美国人的脸,简单、阳光;喜欢韩国人的脸,青春、明亮。恰恰是这两个国家,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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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拿得一点也不比科学家少,他们的明星赚中国人的钱也一点不含糊。
我想,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让少部分人先深刻起来,让大部分人肤浅一下;在少部分时间深刻思考,在大部分时间肤浅快乐。
鲁迅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我们崇敬脊梁,我们要不遗余力地呼吁和造就民族精神生活的引领者,精神家园的守护人。但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人的身体,除了脊梁,还有血肉,还有一个个平凡的细胞。我们需要脊梁,也需要头发和眉毛。头发和眉毛有什么用?它不像脊梁提供支撑,不像心脏提供动力,它甚至不像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那样必不可少。对比这些器官,它真的是一无是处,价值为零。最可恶的是,它们偏偏还站在身体的最高处,最显眼处。
尽管头发、眉毛剃掉,根本不影响人类的生存,可是正常的人,谁会把自己的头发和眉毛,好好地全部剃掉呢?(艺术家玩个性除外)。
人们愿意把更多的钱和更多的目光投在所谓没有用的地方,这不是人性的缺陷,而是人性的正常。正常人给头发买洗发香波,给眉毛买眉笔,谁会给脊椎骨和心脏买美容产品呢?正常人看别人的目光,也一定容易被对方的头发和眉毛先吸引,就算呼吸对生命再重要,谁会像X光那样越过人家的胸脯看人家的肺呀?
一个人应该正常,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也应该正常。 如果一个人,只摄入蛋白质,抛弃粗纤维,他一定容易生病。 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实验室,没有电影院,这还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吗?
与里尔克对话
你说,成长与寂寞是一棵树上结出的两个果子。
我第一次看见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字字都似从我的心里流淌出来,又重新流回我的内心。就像荷马说的:心灵因为遇见自己的共鸣者而开出了第一朵花。
常常觉得,成长像一条逐渐狭窄的河流,因为疾风骤雨,因为滩涂礁石,而缓慢地失却了最初的澎湃,失却了最初对理想和信念的坚贞,仿佛塞林格笔下的“麦田守望者”,孤独地坐在悬崖边,守望着不知名的远处。
后来,我看了你的《致卡卜斯的十封信》,对一个拥有着青春而又在陆军学院里感叹生活无趣,成长寂寞的少年,你以优美的文字和诚挚的心灵讲述了你对成长,对生活和对世界的感悟与热爱,你用你曾经经历的岁月展示着你对青年人的关爱与帮助。
我在那些文字中看到了人类珍贵的骄傲和你身上散发的诗意的孤独。你说,我们要“热爱寂寞,热爱它那以悠扬的声音带来的负担”,因为惟有“经过寂寞的成长,才会获取最深刻与丰盈的生活”,才会懂得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你在书信里缓缓地讲述如同抚摸自己身上的伤口,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鼓励那些和你有着相同经历的年轻人,鼓励他们保持人格的独立,对内的关照,鼓励他们去热爱,去感恩,这些都给了我最大的感动和领悟。波德莱尔说:我的青春是一场阴暗的暴风雨,偶尔有星光点点。而我很庆幸,在我的青葱岁月里,有你优美的诗歌和深刻的语言陪伴着我,教会我怎样努力怎样奋斗,怎样承受生活的悲欢离合,怎样面对世界的善恶,怎样去爱那些善良的人们,让我的青春始终有温暖的阳光。
你曾在一首诗歌里写道:年轻人/去追逐吧/那些青铜的歌唱/那些红色的自由??
我常常会感觉你就在我身边,而不是在奥地利的土地上。当我寂寞,当我懦弱,当我对这个世界充满愤怒的时候,你让我平心静气,你让我去追逐,追逐理想和奋斗后的自由??
当我在岁月里前行,当我有一天也会和你一样老去,我依然会很幸福地告诉自己:在我的青春里,是里尔克见证了我的成长;是里尔克,成就了一直走在我前面的从容。就像你曾经写下的:静静地/我感谢你/感谢你给了我太阳/和那一片芳菲的青草地。
与波德莱尔的对话
曾在章回体间徘徊,我爱过山川和大海;如今我默默流泪,饮着诗歌这碗渗泪的酒水。波德莱尔啊,你知道吗,你是我对现代诗的一次初恋,辛酸而又苦涩的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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