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

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

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347 U.S. 483 (1954)，全名Oliver Brown et al.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et al.，以下简称布朗案）是一件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具有指标意义的诉讼案。该案于1954年5月17日由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决定，判决种族隔离本质上就是一种不平等，因此原告与被告双方所争执的“黑人与白人学童不得进入同一所学校就读”的种族隔离法律必须排除“隔离但平等”先例的适用（该先例由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简称普莱西案──所建立）[1]，因此种族隔离的法律因为剥夺了黑人学童的入学权利而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所保障的同等保护权[2]而违宪，该法律因而不得在个案中适用，学童不得基于种族因素被拒绝入学。因为本判决的缘故，终止了美国社会中存在已久白人和黑人必须分别就读不同公立学校[3]的种族隔离现象。从本判决后“隔离但平等”的法律原则被推翻，任何法律上的种族隔离随后都可能因违反宪法所保障的同等保护权而被判决违宪；同时本案也开启了接下来数年中美国开始废止一切有关种族隔离的措施；美国的民权运动也因为本案迈进一大步，此后数年中美国社会的种族融合（英语：Racial integration）与民权扩张等社会上的改变开始兴起且方兴未艾。

美国种族隔离的历史

美国的种族问题是从1781年开国之初就存在的重大具争议性议题，对于旧英国殖民时期所带来的黑人，新的国家究竟要在他们的奴隶地位问题上采何种态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1808年国会虽通过法案禁止从海外输入奴隶，但仍然容许各州自行决定是否蓄奴。而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以工业为主的北方各州对于人力的需求降低，因此和以农业为主、人力需求仍多的南方各蓄奴州（英语：Slave state）在奴隶问题上的冲突越来越大[4]。

1820年密苏里协议（英语：Missouri Compromise）在国会通过，允许密苏里州与缅因州各以蓄奴州及自由州（英语：Free state (United States)）的身份加入联邦，使得自由州与蓄奴州的数量相等，在参议院力量达成平衡，但该协议禁止纬度36°30′以北的其他路易斯安那购地地区蓄奴，也就是说位于密苏里州外的其他路易斯安那购地地区的西部准州（尚未正式具有联邦一州身份的州）未来若加入联邦时将不能制订允许奴隶制度的州法。这个协议短暂解决了当时有关蓄奴的纷争，但是随后最高法院在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5]中判决此协议案违反宪法，理由是该协议因为禁止了美国公民的可自由蓄奴的权利，侵害了公民的“财产权”。黑人──不论是否已获得自由──永远无法成为美国公民，他们的地位只能相当于白人的财产。本判决原本用意在于要一劳永逸的解决国内关于奴隶的争论，但判决内容同时也动摇了当时美国的政治平衡，因为“禁止蓄奴的法律违宪”意味着将来美国拓展领土的同时可能伴随而来更多的蓄奴州，本判决未解决争论，反而更激起了自由州人民与反奴人士的情绪，双方对抗越来越激烈，因此本判决成为了南北战争的导火线之一。

图中有一个根据吉姆·克劳法设立的饮用水龙头，旁边挂著一块牌子写着“有色人种专用”。

1861年亚伯拉罕·林肯就职美国总统后，南方各州开始担心传统的产业以及奴隶市场遭到冲击，南北战争于是爆发。美国尽管在经历了四年战火后的重建期的国会中，新增了宪法第十三、十四及十五修正案以废止奴隶制度并赋予黑人选举权，黑人的地位从此被解放，拥有了公民的身份，然而在重建期结束后至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作出判决期间，南方各州一直被南方白人掌控[6]。这些南方白人在不能蓄奴的情况下，转而通过了许多对黑人不利的法律，如祖父条款及吉姆·克劳法等。祖父条款对投票者进行教育程度、财产状况或纳税与否的审查，限制只有“条件”较好的选民有投票权，然而因为黑人实际上拥有的社经资源往往较差，祖父条款形同剥夺了黑人的投票权，即使仍有部分黑人通过审查而拥有投票权，人数也相当的少而微不足道，且有投票权的黑人要投票时又往往会面对来自白人的私人暴力威胁[7]，因此黑人在政治上无法与白人相抗衡；吉姆·克劳法设立层出不穷的种族隔离措施，规定各种公共设施如旅馆、学校、厕所、公车、火车、飞机、餐厅、运动设施、俱乐部、医院等都要根据种族的不同而隔离使用。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往往受到歧视，只能使用次等设施，缺乏社会资源，却又不能透过选举权改变不平等的现状。美国因此之故（特别是南方）在这九十年间一直是一个严守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

1820年密苏里协议（英语：Missouri Compromise）在国会通过，允许密苏里州与缅因州各以蓄奴州及自由州（英语：Free state (United States)）的身份加入联邦，使得自由州与蓄奴州的数量相等，在参议院力量达成平衡，但该协议禁止纬度36°30′以北的其他路易斯安那购地地区蓄奴，也就是说位于密苏里州外的其他路易斯安那购地地区的西部准州（尚未正式具有联邦一州身份的州）未来若加入联邦时将不能制订允许奴隶制度的州法。这个协议短暂解决了当时有关蓄奴的纷争，但是随后最高法院在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5]中判决此协议案违反宪法，理由是该协议因为禁止了美国公民的可自由蓄奴的权利，侵害了公民的“财产权”。黑人──不论是否已获得自由──永远无法成为美国公民，他们的地位只能相当于白人的财产。本判决原本用意在于要一劳永逸的解决国内关于奴隶的争论，但判决内容同时也动摇了当时美国的政治平衡，因为“禁止蓄奴的法律违宪”意味着将来美国拓展领土的同时可能伴随而来更多的蓄奴州，本判决未解决争论，反而更激起了自由州人民与反奴人士的情绪，双方对抗越来越激烈，因此本判决成为了南北战争的导火线之一。

图中有一个根据吉姆·克劳法设立的饮用水龙头，旁边挂著一块牌子写着“有色人种专用”。

1861年亚伯拉罕·林肯就职美国总统后，南方各州开始担心传统的产业以及奴隶市场遭到冲击，南北战争于是爆发。美国尽管在经历了四年战火后的重建期的国会中，新增了宪法第十三、十四及十五修正案以废止奴隶制度并赋予黑人选举权，黑人的地位从此被解放，拥有了公民的身份，然而在重建期结束后至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作出判决期间，南方各州一直被南方白人掌控[6]。这些南方白人在不能蓄奴的情况下，转而通过了许多对黑人不利的法律，

如祖父条款及吉姆·克劳法等。祖父条款对投票者进行教育程度、财产状况或纳税与否的审查，限制只有“条件”较好的选民有投票权，然而因为黑人实际上拥有的社经资源往往较差，祖父条款形同剥夺了黑人的投票权，即使仍有部分黑人通过审查而拥有投票权，人数也相当的少而微不足道，且有投票权的黑人要投票时又往往会面对来自白人的私人暴力威胁[7]，因此黑人在政治上无法与白人相抗衡；吉姆·克劳法设立层出不穷的种族隔离措施，规定各种公共设施如旅馆、学校、厕所、公车、火车、飞机、餐厅、运动设施、俱乐部、医院等都要根据种族的不同而隔离使用。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往往受到歧视，只能使用次等设施，缺乏社会资源，却又不能透过选举权改变不平等的现状。美国因此之故（特别是南方）在这九十年间一直是一个严守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

种族隔离的政策，特别又因为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创立的“隔离但平等”法律原则的背书而加强其正当性。该案认为，种族隔离的政策虽然强迫黑人与白人不得共用同一设施，但是并未造成白人与黑人间不平等的现象，未剥夺黑人依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所保障的同等保护权，因此种族隔离的法律并不违反宪法。法院的理由指出，种族隔离政策是否造成不平等一直只是社会上的问题（social equality）而已，司法系统并无法控制社会上是否实质平等，司法系统在乎的只有法律上是否平等（legal equality）而已。由有甚者，法院指出，“如果一个种族相较于其他种族在社会上就是比较低劣，美国宪法当然无法将不同的种族放在同样的标准上比较”[8]。由于普莱西诉弗格森案所创立的“隔离但平等”原则，美国一系列的种族隔离措施从普莱西诉弗格森案起至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为止，其间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1896~1954）难以撼动，种族隔离措施一直有法律上的正当地位。

[编辑]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准备

创设于1909年的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英语：NAACP）（NAACP）对于本诉讼案的演变早已根据长期的策略而有所准备。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是美国最早成立的民间民权团体之一，致力于促进并改善美国黑人的生活条件，替黑人争取权利。早在1935年，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就已经开始在法院上对于种族隔离措施有所攻击，并且赢了其中几个案子，其中特别可归功于查理斯·汉弥尔顿·休士顿（英语：Charles Hamilton Houston）及瑟古德·马歇尔共同所设计的一套诉讼策略。这套策略主要有赖于马歇尔与全国各地社区与个人建立紧密合作，使得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后来在几次法学院、专业学校、中小学的种族隔离教育诉讼中都获胜诉[9]。在大学、法学院及专业学校的诉讼案中，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能够胜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南方各州的大学大部分都只给白人学生就读[10]，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相比显著缺乏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法院无法依“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判决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败诉；而在中小学中则是因为师资与设备等因素黑人学校有显著的缺乏而获得胜诉。这些胜诉迫使州政府将大学种族隔离的措施废除，以及改善了中小学的设备及师资薪水。然而从整个南方来看，种族隔离学校的数量惊人，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在诉讼上的胜利仍然改变不了黑人学生明显缺乏公立教育资源的事实。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策略便是利用这些先前的胜诉，在改善黑人的就学权利的同时，逐步建构一套理论体系，藉以在将来的诉讼案中能够说服最高法院完全废除（而非部分领域废除）种族隔离措施。布朗案便是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策略之下的第一个大胜利。

[编辑]原告与被告的背景事实

图中依颜色不同显示在布朗案之前（1954年）美国各州实施种族隔离教育的情形。布朗诉托皮卡教

育局案其实是由发生于各地的多件诉讼共同组成的一个广泛称呼（原因下述于章节“上诉至

最高法院”），这里介绍各案件的事实。

[编辑]布理格斯案

布理格斯诉伊利奥特案[11]的发生是从1947年当地的家长们要求学校提供接送学童上下学的校车开始的[12]。当地的黑人学校不仅校舍差，和白人学校相比还少了接驳车，黑人学童必须走路上学。黑人学校的校长约瑟夫·德兰（英语：Joseph DeLaine）接触白人学校的管理者要求他们提供校车以帮助黑人学童们，但白人学校的管理人提出反驳，认为黑人缴的税不够多，无法支付接驳车的开销，因此要求白人纳税者提供接驳服务并不公平。约瑟夫·德兰写信请求州政府教育当局的协助也没有发挥作用，最台二手车充作接驳车用，然而后续的维修及燃料费用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隔年约瑟夫·德兰决定采取法律行动，虽然因为一些技术细节遭法院驳回，但在1949年，约瑟夫·德兰收集到足够量的签名，再次提起集体诉讼（英语：Class action），同时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也决定支助他们的诉讼费用。这次的诉讼不只要求校车，另外还积极要求州政府提供平等的教育设施。两个月后，诉讼的目标从要求改善设施转为攻击种族隔离设施。 法院引用了“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判决原告败诉，但是要求教育当局改善黑人学校的设施。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不满此判决而提出上诉至最高法院，因此成为后来布朗案的一部份。 布理格斯案在地方引起了很大的反弹，几个原告分别被老板解雇，而校长约瑟夫·德兰也被撤职，他的房子更是被仇视者烧了。在判决中提出不同意见支持原告的法官华特·华林（英语：Walter Waring）也被南卡罗莱那州众议院和议罢免。

[编辑]戴维斯案

戴维斯诉普林斯·爱德华郡教育局案[13]是从一群黑人学生的罢课活动开始的[14]。在当时黑人学生获得高中文凭的唯一方式是前往私立学校就读，这些学校通常是当地的教会所经营的。而中小学则是因为当地人口较少而由郡教育局所设立，而非由市教育局或镇教育局主导。 罢课事件发生所在的普林斯·爱德华郡（英语：Prince Edward County, Virginia）的罗伯特·鲁萨·摩顿高中（英语：Robert Russa Moton Museum）提供的学制比一般高中少了一年，只要读到十一年级即可毕业，因此吸引了邻近地区的许多黑人学生就读。由于校舍狭小加上学生众多，上课品质自然非常的差，当地黑人社区因此讨论是否要向教育当局要求改善，然而因为当地黑人的生活很大一部份无法脱离白人而独立，有些人深怕提起诉讼会招来白人的反感而报复，因此意见分成了两派。最后在法兰西斯·葛瑞芬（当地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律师兼罗伯特·鲁萨·摩顿高中学生会长）的促使下，和校长博伊德·琼斯向教育当局提出诉愿（英语：petition）请求改善学校措施。

诉愿提交后的几个月，教育当局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不满升到最高点，由于学生长期累积的不满，加上当地黑人有抵制种族隔离措施的经验，罢课行动于是展开。当时十六岁的芭芭拉·罗斯·约翰斯（英语：Barbara Rose Johns）及其他的学生领导人在罗伯特·鲁萨·摩顿高中组织了一个共450个黑人学生参与的罢课运动，一直持续了十天，直到学生们寻求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法律咨询，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决定提供协助提出诉讼为止，罢课活动才告结束。

法院在本案中判决教育当局必须改善黑人学校的设施，但是引用了“隔离但平等”的原则拒绝原告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学校就读。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不满此判决而提出上诉至最高法院，因此成为后来布朗案的一部份。

格布哈特案

贝尔顿诉格布哈特案（布拉诉格布哈特案）[15]是由两件被告相同的案子合并而成的[16]。本案中牵涉两所学校── 威尔明顿的霍华德高中以及只有一间教室的霍克辛（英语：Hockessin, Delaware）小学。

霍华德高中的许多黑人学生必须搭车近一小时才能到达学校，校舍相当拥挤且座落于工业区，缺乏适合的教育环境，师资不良且课程缺乏，对于职业训练课程有兴趣的学生还必须自行走路离校修习。他们自己的社区中有设备非常优良的学校，却基于种族的因素不能就读。八位学生家长们基于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法律咨询向教育提出诉愿未果之后，1951年在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律师路易斯·瑞丁（英语：Louis L. Redding）协助下提出了诉讼。 在霍克辛的乡村地区，莎拉·布拉不要求平等的教育环境，而只要求平等的上下学接驳机会。他的女儿雪莉·芭芭拉每天都必须要由自己接送上下学。虽然家门前每天都会经过一班校车，但是那是白人学校的校车，因此不能搭乘。莎拉·布拉向州政府教育当局表达想要搭乘那班校车的希望，却基于种族不同的因素而遭拒绝。莎拉·布拉不死心，而继续向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律师路易斯·瑞丁寻求法律协助。 在这两件案件中，路易斯·瑞丁皆决定要挑战州政府不允许设立种族融合学校的法律，连同两件案子的家长们都认为不应该只挑战州政府建设“不平等”校舍的作为，因此将州政府教育局官员列为被告。

和其他布朗案不同的是，本案中的法官柯林·赛兹（英语：Collins J. Seitz）判决黑人学生——基于种族隔离所造成的实质伤害，以及两间学校上确实存在有“隔离但不平等”的差异——得以立即进入白人学校就读，也就是“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在这里并不适用。教育当局不满此判决而提出上诉至最高法院，因此成为后来布朗案的一部份。

[编辑]布朗案

1950年代早期，琳达·布朗是一位住在堪萨斯州托皮卡的学生。她和她的姊姊泰瑞·琳每天都要沿着石岛铁路调车厂走一英里的距离到公车车站，然后搭车到距离家里有五英里之远的黑人学校蒙罗小学。琳达·布朗尝试取得离她家较近的萨姆纳小学（英语：Sumner Elementary School）的入学许可（该学校离家里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以免通勤之苦，却遭到托皮卡教育局案基于种族的因素驳回入学申请，原因是萨姆纳小学是一个只给白人小孩子读的学校。在当时堪萨斯州的法律允许（但非强制要求）人口大于 15,000 的城市可以依据种族的不同而设置种族隔离的学校。基于这样的法律规定，托皮卡教育局案设立了种族隔离的公立中小学，然而相对于堪萨斯州内，当时其他附近社区的许多公立学校并无此种设立种族隔离学校的制度。

奥利弗·布朗（英语：Oliver Brown (civil rights)）是琳达·布朗的父亲，同时也是一位当地服务于圣大非铁路的焊工，另外也是当地教堂的助理牧师[17]。最初奥利弗·布朗与托皮卡当地的律师威廉·艾弗雷特·格伦讨论“隔离但平等”的种族隔离教育措施，威廉·艾弗雷特·格伦因此向他推荐当地的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也许可以帮助他，而他随后则被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律师同时也是他的儿时好友查理斯·斯科特说服提出救济。于是，在初步的救济──也就是诉愿──失败之后，他们开始着手提起诉讼。

在托皮卡地区的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托皮卡地区有名的领导如律师麦金利·伯内特（英语：McKinley Burnett），查理斯·斯科特，以及鲁辛达·陶德）带领之下，当地有相同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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