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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石刻文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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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往统计,泰山现存宋代碑刻37处,其中铭文为行书的17处:《青帝广生帝君赞碑》、《加青帝懿号诏碑》、《大宋封祀坛颂碑》、《大宋天贶殿碑》《大宋天齐仁圣帝碑》、《李公颜金像记碑》、《楞严经偈语碑》、《灵岩寺崇兴桥记碑》、《五苦颂碑》、《净照和尚诫小师碑》、《韩夫人游灵岩寺碑》、《升元观敕牒碑》、《蔡安特题诗碑》。《回回翁题诗刻石》、《陈恬题诗碑》、《妙空禅师题诗碑》、《宋居卿题诗碑》。另有《大观圣作碑》为瘦金体,《苏轼题黄茅岗诗碑》为草书,《朱济道题诗碑》为篆书。其余17处为楷书,仅占宋代碑刻总数的43.2%。

第五,北宋时期,题诗刻石始兴,极盛于清代。据统计,现存泰山的题诗刻石大都刻于北宋以后各代。

第六,北宋时期还出现了多处异常的摩崖石刻形制,即“竖写左读”:刻写仍是自上而下,读取则要“自左而右”。这类石刻自山顶至山麓皆有分布,其中仅白龙池就达12处之多。

五 近现代泰山石刻

民国时期,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连年战乱,使泰山的石刻处于衰落时期。

1928年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被迫迁驻泰安,改岱庙为中山市场,拆毁环咏亭,建旅馆、澡堂,历代著名石刻流失100多块,有的被砸毁充作石料,有的被掩埋地下,有的沦落于附近居民家中,使泰山石刻遭到前所未有的劫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许多爱国志士报国无门,扼腕不平。至1932年春,爱国将领冯玉祥退居泰山普照寺,全国爱国志士纷纷云集泰山,仅4年的时间,就为泰山留下了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各类石刻109处。如1932年巩西峰“还我山河”题刻,1932年吴迈“洗我国耻”题刻,1932年冯玉祥“你忘了没有,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了去,有硬骨头的人应当去拼命夺回来”等题刻。

抗日战争胜利后,泰安民众于1946年7月在泰山东北麓向阳岭建立抗日烈士公墓,立烈士墓碑百余通,立《建修抗日烈士公墓记碑》一通,刻题词、题联6处。。同年7月,泰安民众在泰山万仙楼北约100米处建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新四军一纵三旅首次解放泰安城牺牲的烈士。碑通高1110厘米,分3层。底层为须弥座,高95厘米。中层为四棱柱体,高365厘米,四面宽皆200厘米,其正面刻一纵三旅司令员何克希指撰《烈士纪念碑志》,其余三面刻700余名烈士衔名及籍贯。上层为梯台形柱体,高650厘米,四面刻政委谭启龙等领导人的题词。

从此以后,泰山的石刻结束了陈旧的形式,扬弃了过时的内容,歌颂泰山、歌颂革命事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劳动人民的石刻方兴未艾。

建国以来的泰山石刻,以名人题刻及纪念性碑刻居多,比较知名的如:

1950年12月在泰山之阳普照寺南,为山东省参议会范明枢参议长(泰安县徐家园人)立墓志碑。

1952年在泰山西溪口建冯玉祥墓,郭沫若先生题《冯玉祥先生之墓》,下刻冯玉祥白话诗《我》。

1953年3月,在泰山万仙楼北,为解放泰安城的新四军一纵三旅死难烈士重建《革命烈士纪念碑》。此碑原建于1946年7月,后被国民党炸毁。

1955年。在泰山之阳金山建泰安革命烈士陵园。

1985年5月,由中央统战部拨款建立《周恩来贺冯玉祥六十寿辰碑》。碑原立泰山普照寺西院,现迁人辛亥滦州起义烈士祠。铭文系周恩来1941年为冯玉祥先生六十寿辰撰写的祝寿词。

1988年1月,山东省委、省政府在徂徕山之西马山上,立《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

1989年1O月,值建国四十周年之际,全市人民自愿捐资重新整修烈士陵园。由泰安市委、市政府立三杆枪造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碑阴刻文58行,满行10字。

1993年5月,泰安市文物局在岱顶平顶峰北沿立《复建秦刻石记碑》。 1994年9月。碧霞祠住持张常明在大殿前东侧,立《重修碧霞祠记碑》。

1997年4月,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泰安市政府在桃花峪南约3.5公里路口处建《香港纪念碑》,由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题词。

1998年9月,为纪念泰山林场建场五十周年,泰山管委在万仙楼建《泰山造林纪念碑》。 1950年以来林伯渠、谢觉哉、朱德、程砚秋、郭沫若、舒同、臧克家、刘海粟、聂荣臻、周而复、张爱萍、黎玉、徐向前、赵朴初、萧娴、沙孟海、武中奇、萧华、邓颖超、楚图南、彭真、方毅、泰云柳田伊秀(日本)、杨辛、欧阳中石等相继在泰山留有题名、题记、题诗、题词。另外,还有一批“文化大革命”期间仿刻的毛泽东诗词等。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还出现了一些主题性石刻群,如2000年在天外村建“天地广场”,立12帝王封禅朝拜泰山龙柱12根,护栏刻古人吟泰山诗句42处,并在广场中心镶嵌由日、火、山组图的大汶口文化陶文“

上述石刻,大都由地方党委、政府所立,其规模较大或巨大,与古代相比,属于“大投入”、“大制作”,其中多为精品。

泰山石刻的内容

郭沫若指出:“泰山应该说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而泰山石刻可以说是这部文化史中的一枝奇葩。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品,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历代帝王到泰山祭天告地,儒家佛道传教授经,文人墨客登攀览胜,无不在泰山各处留下了琳琅满目的碑碣、摩崖、楹联、经幢、墓志等众多石刻。其主要内容包括封禅祭祀、御制诗文、修建记事、经刻、造像记、名人遗事、墓志铭、诗文、题景咏物、楹联等。

一 封襻祭祀

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历代帝王在泰山留下了大量的封禅祭祀碑。这些碑文均出自帝王之手或由重臣撰书,现已成为泰山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同时它也是泰山有别于其他名山,成为五岳之尊的有力佐证。保存至今的有秦《泰山刻石》,唐《纪泰山铭》,宋

”。再如白马石摩崖石刻园,聚集各类名人题刻413处。

《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青帝广生帝君赞碑》、《封祀坛颂碑))、《祥符碑》,明《去东岳封号碑》、《洪武祭祀碑》等。

秦《泰山刻石》 也称《李斯篆碑》,此碑立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据《史记》载,秦《泰山刻石》全文共36句,3句为韵,12韵,144个字。该刻石宣扬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表达了治理国家的决心。秦二世胡亥于公元前209年东巡时,在秦始皇刻石之阴刻其诏书云:“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刻石共79字,表彰始皇帝的成功盛德。今存残字10个,为“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该刻石已被列入国家一级文物,立于岱庙东御座院内。

唐《纪泰山铭》 亦称唐摩崖刻石,该碑属于封禅祭祀碑中最有影响的碑铭。开元十四年(726)九月刻于岱顶大观峰石壁上,为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三年(725)封禅泰山后,第二年亲自撰书的御碑。《纪泰山铭》共计1008字,首先叙述了封禅的起因和规模,接着描述了封禅礼仪的过程,并且赞颂和夸耀了先圣的功绩。然后,一改过去皇帝专为自己“秘请”天神赐福的旧制,明确提出“至诚动天,福我万姓”,“道在观政,名非从欲,铭心绝岩”。这充分反映了唐玄宗盛世时的雄心壮志和施政精神。此摩崖碑为汉以来碑碣之最,是研究唐代政治、历史和书法镌刻艺术的重要资料。

宋《大宋东岳天齐仁圣帝碑》 又名《祥符碑》,立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碑阳刻文34行,满行80字,共2319字。翰林学士晁迥撰文,尹熙古行书并篆额。该碑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将泰山神由“王”晋封为“帝”之后所立。碑文叙述了自唐玄宗至宋真宗不断为泰山神追加封号的经过,以及真宗封泰山、谢天书后的重大变化。该碑形制雄伟,气势非凡,现立于岱庙正阳门内西碑台上,与岱庙炳灵门外的《宣和重修泰岳庙碑》东西相对,被称为岱庙两大丰碑。

明《去东岳封号碑》 立于明洪武三年(1370)六月,明太祖朱元璋制。碑载:“自唐始加神之封号,历代相因至今。”朱元璋认为,“因神有历代之封号,予起寒微,祥之再三,畏不敢效。盖神与穹同始,灵镇一方,其来不知岁月几何,神之所灵,人莫能测;其职受命于上天后土,为人君者何敢预焉。惧不敢加号,特以‘东岳泰山之神’名其名,以时祭神,惟神鉴之。”由此看出朱元璋对泰山神封号思想的认识和改革。该碑现立于岱庙天贶殿院西碑台上,碑文保存尚好。

还有诸如,三阳观明朝3通皇醮碑、1通摩崖皇醮碑,五峰山6通皇醮碑,华阳宫3通建醮碑,广生帝君建醮碑,灵应宫致祭碑,岱庙山东巡抚朱衡致祭碑,光绪十六年德克吉讷致祭碑,都察院左副御史赓音布嘉庆五年致祭碑,礼部左侍郎全福乾隆二十二年致祭碑等,均属此类。

二 御制诗文

比较有代表性的御制诗文,当属清康熙帝与乾隆帝的。

康熙《登岳诗》 康熙皇帝东巡曾三次到泰山,两次登临岱顶。第一次来泰山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康熙祭泰山神仪式比较简单,只行二跪六叩礼,在山上烧了一堆柴火,

仿照传说中帝舜的“柴”、“望”(两种简单的祭祀方式)之礼。康熙在御帐崖观飞瀑直泻,在岱顶抚摸无字碑挥毫赋诗:“岩岩岱岳高无极,攀陟遥登最上头。路转天门青霭合,峰回日观白云浮??欲与臣邻崇实政,金泥玉检不须留。”康熙帝对百官说:“朕向来崇尚时政,古人重金泥玉检,徒劳民力,实无意义,故此行只为巡查社会利病,省观民隐,体念黎民疾苦,问俗观风,以资勤求治理,决不效前人铭功纪德,告成于天也。”听了皇帝的训喻,群臣山呼万岁,盛赞皇帝是至仁至圣的天子,德可比尧舜。康熙帝随乘兴御题“普照乾坤”四字,并谕旨在“孔子小天下处”建亭悬额;复书“云峰”二字,令于极顶处勒崖。如今这潇洒雄劲的御书大字仍完好地保存在大观峰上。

乾隆《咏朝阳洞》 乾隆皇帝到泰安的次数,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从乾隆十三年(1748)陪母亲第一次登泰山,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最后一次巡幸山东并登泰山为止,前后共11次,其中6次登上山顶,共留下颂岱诗84题,132首。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摩崖与碑刻就有80余处。在康熙帝题“云峰”刻石下面是乾隆皇帝的“夜宿岱顶作”摩崖石刻。其《咏朝阳洞》摩勒在朝阳洞东北高耸的绝壁上,高20米,宽约9米,共60字,字大近1米见方曰:“迥峦抱深凹,曦光每独受。所以朝阳名,名山率常有。是处辟云关,坦区得数亩。结构寄幽偏,潇洒开窗牖。历险欣就夷,稍憩复进走。即景悟为学,无穷戒株守。”一方面描写朝阳洞高旷幽静,坦区建屋,是赏景的好地方;同时又指出不能株守一地,仍须努力上达,更好的风光还在前头呢!

另外,趵突泉、灵岩寺、大明湖也有乾隆所题诗碑。

三 修建纪事

这类碑刻为碑碣,是考证和研究泰山古代建筑和寺庙建置沿革的实物资料。比较著名的有《大唐齐州神宝寺之碣》、《大宋天贶殿碑》、《宣和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大定重修宣圣庙记碑》、《天门铭》摩崖石刻及明《重建七佛神通寺碑》,清《重修岱庙碑》、《重修碧霞元君庙记碑》、《普照寺重修碑》等。

《大唐齐州神宝寺之碣》 刻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碑为圆首方座,高2.56米,宽1.28米。碑文隶书阴刻35行,满行54字,计1786字。碑额篆书阴刻“大唐齐州神宝寺之碣”3行9字,篆法方古。此碑原在灵岩寺方山之北神宝寺遗址,其寺因东靠神谷,北依宝山而名。碑文词语严谨,隶书典雅超脱。与汉《衡方碑》、《鲁峻碑》极相似。其碑内容先以周围恶劣环境为衬托,然后叙述佛家艰苦创业的精神。继而描绘大唐重修神宝寺后的辉煌气派,如“寺内有石浮屠两所,各十一级,舍利塔一所。众宝庄严,胡门洞启,石户交晖,返宇锵锵??”根据此碑的考证可以知道创建神宝寺的艰辛及沿革,同时又可以看出佛教在泰山的发展变化。该碑原立于长清县小寺村神宝寺故址,1965年移岱庙炳灵门内,1983年10月移至岱庙碑廊。

《宣和重修泰岳庙记》 又称《宣和碑》,立于宋宣和六年(1124)三月。碑高9.25米,宽2.1米,龟趺螭首。龟座高1.85米,宽3米,长5米,重4万余斤,为岱庙诸碑之冠。碑阳刻文26行,满行74字。额阴刻“宣和重修泰岳庙记”2行8字。翰林学士宇文粹中撰文,张漴书并篆额。据考宣和六年北宋王朝危在旦夕,为保江山,宋徽宗不惜耗费巨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借神的力量庇佑自己。碑文主要叙述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登基至宣和四年(1122)二十一年问陆续重修岱庙的情况:“凡为殿、寝、堂、阁、门、亭、库、馆、楼、观、廊、庑,合八百一十有三楹,财不取于赋,调役不假于追呼。”又谓“皇帝陛下临御以来,夙宵之念,无一不在于民者。发号出令,以诫以告;颁恩施惠,以生以育;设官择人,以长以治;制法垂宪,以道以翼,以训以齐。政成化孚,中外宁谧。于是国有暇日,以修典礼;民有余力,以事神祗。”从这里可以看出,岱庙至北宋末年已发展到相当宏大的规模。此碑现立于岱庙炳灵门外北侧。

《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 立于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碑高6.37米,宽1.85米,龟趺圆首。碑阳刻文27行,满行61字,计1050字,皆正书。额篆书阴刻“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3行9字。礼部侍郎杨伯仁撰文,礼部员外郎黄久约撰书,大学士党怀英篆额。《金史·列传》记载:“伯仁文词典丽,久约善书,怀英工篆籀。”三美荟萃一碑,书法结构展拓,笔格秀整,实为金代金石之冠。该碑文内容记金世宗重修岱庙之事:“大定十八年,岁在戊戌春,岳庙灾,虽门墙俨若,而堂室荡然。”第二年开始兴建,三年告成:“凡殿、寝、门、闼、亭、观、廊、庑、斋、库,虽仍旧制,加壮丽焉。诏谓‘格神之道,所贵致洁’。其当阳之像毋用漆塑,以涿郡白玉石为之。”碑文不仅叙述了修建的原因,而且还记载了大殿中的泰山神像更换成玉雕像之事,是研究岱庙的兴废及历史沿革的宝贵资料。该碑现立于岱庙天贶殿院东碑台上。

四 刻经、经幢、造像记

这类石刻是研究泰山宗教、历史、石刻资料和书法艺术的宝贵资料。比较著名的刻经有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经》,灵岩寺《圆通经碑》、《五岳真形图碑》、《常清静经碑》等;经幢有《幽西寺陀罗尼经幢》、《总持经幢》等;造像记有《王盖周造像记》、《张子初等造像记》、《岱岳观造像记碑》等。

《经石峪摩崖刻经》 刻于斗母宫东北深谷山涧中巨大的石坪上,因名“经石峪”。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摩崖刻石之一。据考证,刻于北齐。经文刻于面积约2064平方米的石坪上,自东而西刻《佛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44行,每行字数多者125字,少者10字不等,共刻2799字,字径50公分。按佛家之言,金刚是金中之刚,般若是智能,波罗蜜是彼岸和无极之意。经文内容主要是教育佛徒,用智能断除烦恼,便能到达彼岸的极乐世界。该摩崖刻石由于风雨剥蚀,山洪冲击,加之游人践踏椎拓无度,还有采石人为破坏等因素,现仅存经文41行,1069字。

东平《洪顶山刻经》、《司里山刻经》亦如经石峪刻经然。

《张子初等造像记》 刻于隋开皇十一年(591)三月,为像主张子初等所造观音菩萨像之底座。造像记原文称:“大隋开皇十一年岁次丁亥三月癸未朔十九日辛丑,观音菩萨主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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