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4)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

构的最高层，即中央政府。“顶层设计”便涉及到由中央政府出发进行的、自上而下的系统化设计。既要解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利益团体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又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国内与国外的关系问题。“顶层设计”就是强调这一切工作都由最高层的中央政府开始的系统工程，而非“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零敲碎打。其二，指设计水平的最高层。“顶层设计”的对象是一切工作的总体性、根本性、长期性依据，是从最高层次进行的全面设计，立足长远，不同于某个地区、某级政府或是自下而上式的改革思路。强调的是最关键、最根本、最基础、最重要的制度性变革，是其他改革工作的指导和前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革之火从安徽小岗、经济特区烧向全国，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再到涉及财政、金融、价格、就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和医疗卫生体制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工作逐步展开和推进。在人口、资源、资金、技术和国际社会多重压力下，逼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经验。时间短、任务重，30多年来经济总量有了大幅提高，同时也遗留了诸多问题。分税制改革改出了“土地财政”，房价居高不下；国企改革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医疗体制市场化，反使“看病难、看病贵”更加普遍；教育体制改革，抬高了学费，降低了教学质量；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先富带动后富难以实现。种种问题很难通过制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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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政策来解决，必须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设计。而今，改革工作若要深入，再不能“摸着石头过河”，而要驾船过河或建桥过河。是驾船还是建桥？就需要有一个总体的考虑和设计，为此，必须加强“顶层设计”。

其实，我党对改革思想的认识随着改革实践的推进而在不断地深化。多年来中央历届重大会议都体现了“顶层设计”思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帷幕，确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体制改革”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并提出科学发展观；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这些决定和文件都是对国家长远发展进行的根本性规划，使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逐渐清晰，均体现了“设计”思想。

“顶层设计”是促使改革工作得以有效进行的前提。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迫切要求从根本上做出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强国崛起的实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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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富”到“民富”的跨越都需要系统、全面的设计作为保障。顶层设计不仅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还涉及到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改革设计。这四方面的全面、协调推进将是今后改革工作的重心，但必须先做好顶层设计，尽量降低改革成本，协调多方利益，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只有搞好顶层设计，才能确保改革成果为民众共享，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改革的重点突破需要“顶层设计”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未来5年，我国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处于历史性转折和历史性选择的关键时期。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至关重要。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需要按照公平与可持续科学发展的要求，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方式重点领域的改革都带有结构性改革的鲜明特征，都需要把握改革的关联性和配套性增强的现实需求，加强中央层面的统筹规划。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未来5年，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为撬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提供一个战略支点，为发展方式转变创造内生动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涉及到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到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利益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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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调整，涉及到中央地方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涵盖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整体性建构。这样的改革，单靠在地方层面的探索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建立就业优先的体制机制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始终处于发展问题之首。就业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体制问题，既涉及到产业结构中扶持服务业发展的问题，也涉及到所有制结构的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涉及到宏观调控优先目标的考虑，涉及到政府的公共就业服务等诸多方面的改革。这样的改革决定了只进行某一个领域的改革很难奏效。

“让农民工成为历史”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如何推进2亿多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未来5-10年不可回避的全局性重大课题。农民工市民化涉及到现行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以城市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为例，涉及到跨省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在流出地，但其接受教育在流入地，尽管一些发达地区做了不少探索，在跨省区协调上的问题不解决，改革局限在地方层面是难以有大的突破的。

要建立高层次的改革统筹协调机制。从领导和谋划改革的要求看，成立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改革领导协调机构，有利于从全局上把握改革的进程：强化改革的决策机制，对每一项重要的改革做好总体部署，使改革决策机制更加统一有力；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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