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笔记

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 包亚明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年 序

P8列斐伏尔则进一步强调：“社会空间并非众多事物中的一种，亦非众多产品中的一种??它是连续的和一系列操作的结果，因P9而不能降格成为某种简单的物体??它本身是过去行为的结果，社会空间允许某些行为发生，暗示另一些行为，但同时禁止其他一些行为。”The Production of Space,Henri Lefebvre,Blackwell,1991,P.73,P.85.事实上，对于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因为空间带有消费主义的特征，所以空间把消费主义关系（如个人主义、商品化等）的形式投射到全部的日常生活之中。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为了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成为了日常生活的逻辑。控制生产的群体也控制着空间的生产，并进而控制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空间，被消费主义所占据，被分段，被降为同质性，被分为碎片，成为权力的活动中心。 列：“如果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所在地，那么它也已经成了巨大对抗的场所。”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Henri Lefebvre,London:Allison&Busby,1976,P.85.同时，消费主义也开启了“全球性空间”的生产的可能性，于是，对于差异性的普遍性压抑转化成了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 福柯专辑：空间与权力

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 米歇尔·福柯 保罗·雷比诺 Paul Rabinow(1982)\Power:Interview of Michel Foucault\

P13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p14权力运作的基础。 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 米歇尔·福柯 P20从各方面看，我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时间对我们而言，可能只是许多个元素散步在空间中的不同分配运作之一。

当今，虽有各种占有空间的技术，虽有可划定和形式化（formalize）空间的知识网络，当代的空间仍未全然地被世俗化（desanctified,空间看来与时间不同，可当成是从19世纪的神圣中抽离出来的。）可确定的是，虽然有某些理论上的空间俗化发生，但仍未到达实际的空间俗化。

P21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我们得以安置个体与事物的虚空中，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被光线变幻之阴影渲染的虚空之中，而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中，这些关系描绘了不同的基地，而它们不能彼此化约，更绝对不能相互叠合。

在所有的基地中，我对某些特定基地与其他基地相关的奇妙特性最感兴趣，然而，是在一种怀疑、中性化或倒转这组作为指示、烛见及反映的关系的方式下感兴趣。这些空间，一如过往，与所有其他空间相关联，同时和其他基地相矛盾，它们有两个主要的类型。 首先，有一类是虚构地点“乌托邦”。虚构地点是那些没有真实地点的基地。它们是那些与社会的真实空间，有一个直接或倒转的普遍关系的基地。

同时，可能在每一文化、文明中，也存在着另一种真实空间——它们确实存在，并且形成社会的真正基础——它们是那些对立基地（counter-sites），是一种有效制定的虚构地点，通过对立基P22地真实基地与所有可在文化中找到的不同的真实基地，被同时地再现、对立与倒转。这类地点是在所有地点之外，纵然如此，却仍然可以指出它们在现实中的位置。由于这些地点绝对地异于它们所反映与讨论的所有基地，更由于它们与虚构地点的差别，我们称之为差异地点（heterotopias）。我相信在虚构地点与这些截然不同的基地，即这些差异地点之间，可能存在某种混合的、交汇的经验，可以作为一面镜子。

差异地学（heterotopology），它的第一原则是：或许在p23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不参与建构差异地点。这对任何人类群体都是不变的。但是差异地点明显地有着相当不同的形式，同时，或许不可能找到差异地点的绝对普遍形式。可分成两个主要范畴。

危机差异地点（crisis heterotopia）,就是一些特权的、神圣的或禁限的地点，保留给某些相对于他们范围之社会，或人类环境而言处在一种危机状态（a state of crisis）的个体，如青春期男女、月经期妇女、怀孕妇女、老人等。 但是今天，这种危机差异地点正逐渐消失，我相信，取代的是所谓的偏离差异地点（heterotopia of deviation）：以安置那些偏离了必须遵循的规范的人们。疗养院、精神病院以及监狱等。 差异地点描述的第二原则是：每一个社会，就如它的历史所展现的，可使既存的差异地点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运作：因为在每个社会中，各种差异地点都有它精确而特定的功能，而且，相P24同的差异地点，会根据它所在的文化的共时性，而发生这种或那种作用。墓园

P25第三原则：差异地点可在一个单独地点中并列数个彼此矛盾的空间与基地。电影院、花园

第四原则：差异地点通常与时间和片断性相关——这也就是说它们对所谓的差异时间（heterochronies）开放。当人们到达一种对传统时间的绝对划分时，差异地点才开始全力作用。当生命消逝，当墓园在城市中心的经常性基地开始消失瓦解而准永恒性升起的那一刻，墓园才真正成为高度的差异地点。

P25 从一个普遍的观点来看，在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差异地点P26与差异时间是在一个相对复杂的方式下被结构与分配的。首先，存在着一些无限累积时间的差异地点，如博物馆和图书馆。在博物馆和图书馆所形成的差异地点中，时间从未中止于高筑它的巅峰，在17世纪，甚至17世纪末，博和图都仍仅是个人抉择的表现而已。相反的，累积各种东西，建立一个普遍档案的想法；把所有时光、时代、形式、品味封闭在一个地点的意志；在时间之外，建构一个不被破坏的包含全部时代的地点的想法；一种在不变地点上，组织某种持续、无限之时间积累的计划；这整套观念是属于当代的看法。博物馆与图书馆对应于19世纪的西方文化而成为了差异地点。

相对于这些与时间积累有关的差异地点，尚有那些以其最瞬间的、转换的、不定的时间对应，以一种节庆方式与时间关联的差异地点。这些差异地点，不是指向永恒，反而是绝对瞬时的。游乐场、度假村

第五原则：差异地点经常预设一个开关系统，以隔离或使它们变成可以进入。一般来说，差异基地并不像公共地点般可以自由进入。或许进入是强制的，如军营或监狱，或许进入的个体必须被奉献给某种仪式或进行净化。

P27有些差异地点看来好似全然单纯地开放，但是它们通常仍隐藏了奇怪的排他性。

差异地点的最后特征，是它们对于其他所有空间所具有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有两种极端：一方面，它们的角色，或许是创造一个幻想空间，以揭露所有的真实空间（即人类生活被区隔的所有基地）是更具幻觉性的（或许，这就是那些著名妓院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相反地，它们的角色是创造一个不同的空间，另一个完美的、拘谨的、仔细安排的真实空间，以显示我们的空间是污秽的、病态的和混乱的。后一类型并非幻像，而是补偿性差异地点，并且我怀疑没有哪个殖民地不扮演这个角色。 权力的空间化 戈温德林·莱特 保罗·雷比诺

P29因此，对福柯言，空间乃权力、知识等话语，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在此，最主要的知识是指美学的、建筑专业的和规划科学的知识。

建筑与都市规划、设计物与一般建筑，都是我们了解权力如何运作的最佳例证。 P30福柯指涉着我们现代的权力形式，即他所谓的“生物-权力”（bio-power）。??而在“生物-权力”的政权下，这种政治干涉是发生在此物种（人）作为有待认识、控制的自然人口

的层次上。这种权力的操控是经由一个不断扩张的社会制度复合体而运作，从而在不同建筑类型的展开中达成??。虽然权力不能化约成这些制度（机构），权力关系也不只是张贴的（pasted on）、附带的装饰。

P31圆形监狱并非如某些人认为的是权力的本质，而是权力运作特殊形式的一个令人惊讶的准确的呈现。它是“权力机制化约成其理想形式的简图。”Discipline and Pur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tr.A.Sheridan(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p.205.

P33技术的目的，不管它在何种制度（机构）形式中运作，都是追求一个“可被限制、使用、转化与改进的驯良身体。”Discipline and Purnishp.198.这可由几个有关方式达成：通过对身体的教练与训练（drills and training）；通过长期的行动标准化；以及通过对空间的控制。 P34在有关纪律的技术中，空间的内部组织首先依赖于正常单元基本区隔的原则。这个空间建立在一个在场与缺席的体系上（a system of presences and absences）。??有纪律的空间的成功，有赖于对一个明确“结构性”组织的符码化。

P37权力，对福柯而言，不限于阶级支配。它不能化约为上层阶级对工人阶级控制（虽然福柯并不否认这种策略的使用）。

P39倘若空间的着魔对某些人而言可能模糊了对权力的警觉，那么对福柯来说，它却是对准任何社会中特殊权力运作的一条道路。 后现代境域中的鲍德里亚 季桂保 思想肖像与生平考古 消费社会批判

P54在列斐伏尔看来，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已经不再是具有丰富主观性的“主体”，而是成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客体”；资义文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一个从“象征”symbol到“符号”sign再到“信号”signal占主导地位的演变过程，在此演变过程中，由于时尚周期的不断缩短以及电视等新的传媒手段的出现，艺术品和唔得世界被彻底加以改变，从而形成了以功能主义的设计为特征的冷漠的、机器人化的文化，并导致了“指称的丧失。” 列也使用“零度”这一概念来说明当代资义社会所具有的“真实性”：这个社会存在着零度物体（物体的分裂和重组）、零度空间、零度时间、零度欲望和需求（即欲望和需求在想象中被加以满足），随之而来的是节日的消亡、风格的消亡和艺术的消亡。

P55巴特运用其符号学或神话学方法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的二重性：物既有可用性，有其技术性和功能性一面，又是传递意义的载体或工具，是符号的载体。电话 传递信息/时尚 因此符号有两种序列，一种是深层的隐喻序列，比如说开灯意味着夜幕降临，另一种是区分序列，划分类型，有鉴于此，物是借助于多种要素之间的组合才得以维系起来的??

“消费社会”的符号学维度

P57鲍德里亚 《物的体系》 所有社会成员都是通过物的生产、安排、使用和消费活动来组织其日常生活的。??在全新的组织间结构中，“物”不再像以往那样是表现性的、主观性的、家族的、传统的和装饰性的，而是更为功能化、一体化、人工化和缺乏深度。 P58“物”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体系”，那么对“物”的消费便可能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及其内在区分的主要基础。

“物”只有在被消费时，亦即其“意义”被传递给单个的消P59费者时，这种“物”才能发挥其自身的作用。

“消费不是同主动性的生产方式相对立的一种被动性的摄取和占有方式，以及朴素的行为（和异化）概念。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表明，消费是一种主动性的相互关联的方式（不仅对物是如此，对于集合体和世界而言亦然），是一种系统化的行为方式和总体反应，我们的整个文化系统就建基于其上。”鲍德里亚：《物的体系》，《让-鲍德里亚文选》，第21页

P59

当代资义社会之所以可以被称作是“消费社会”，并非因为我们比以往变得更富裕了，占有更多的意象和资讯，也不是因为我们掌握了更多的器械、设备和科技手段，因为“物”数量和需求仅仅只是“消费”的前提条件，不足以用来界定“消费”概念本身。事实上，只有在一种关系结构中才能呈现出“消费”概念的全部丰富性。

“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它既不是依据我们的食物、服饰以及驾驶的汽车来界定的，亦非依据视觉和听觉的意象和资讯的材料来界定的，而是通过把所有这些东西组成指称来加以界定的。消费是在具有某种程度的连贯一致性的话语中所呈现的所有物品和资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鲍德里亚：《物的体系》，《让-鲍德里亚文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第21-22页 P60在此，“物”的“消费”同人类关系的“消费”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等的逻辑：要成为“消费”对象，“物”必须成为“符号”，因为“物”从来都不是因其物质性而被“消费”的，而是因其同其他“物”的差异性关系而被“消费”的；同样，当“物”转变为系统化的“符号”、当“消费”成为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之时，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随之转变成一种消费关系??事实上，消费一词在此展开了它的双重含义：它一方面意味着“消费”（因而也就是消除），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实现”（因而也就是完成）。

“消费是一种集体性的和主动性的行为，是一种约定，一种道德，一种制度。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价值系统，该词蕴涵着群体团结和社会控制。”鲍德里亚：《消费社会》，《让-鲍德里亚文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第49页

P63-64鲍氏为了提出他的“符号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种总体理论，增添了“象征物”和“符号物”的概念，并且指认了 当代资义社会所存在的四种各个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逻辑：实际运作的逻辑，对应于使用价值；等同性逻辑，对应于交换价值；模糊性逻辑，对应于象征交往；差异性逻辑，对应于符号价值。“物”在这四种逻辑中也相应地成了“工具”、“商品”、“象征”和“符号”。参见鲍：《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圣路易斯1981年，第66页。

“如今，消费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商品完全被当作符号，被当作符号价值，而符号（文化）则被当作商品。??如今任何东西（物品、服务、身体、性、文化、知识等）在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都不能够单独被作为符号来解释，或者单独被作为商品来把握，在一般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起主导作用的任何东西既不单独是商品也不单独是文化??而是不可分割的两者的结合体??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集聚在一种复杂的模式中，从而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最普遍的形式。”鲍：《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圣路易斯1981年，第80页。

鲍提出了自己的“象征交往”理论，象征交往关系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象征交往关系归根结底是一种符码的垄断P76。

“我们面临着符码化、超符码化、符码的普泛化和资义体制不断增长着的公理化（德勒兹）。但是，与成功的抽象化和不可逆转的垄断化不同的是出现了这样的要求：没有予就没有取，没有输就没有赢，没有毁除就没有生产，没有打就没有说。总而言之，象征要求缠绕着整个体制。”鲍：《生产之镜》，圣路易斯1975年，第147页。

P79鲍氏在方法论上仍然是有失偏颇的，当他以“符码主宰”取代“生产主宰”，以“指代模式”取代“生产模式”时，实际上是以“指称之镜”取代了“生产之镜”，从而堕入了一种“符号决定论”，因此，鲍实际上是以一宗本质主义取代了另一种本质主义，从而印证了所谓的“反本质主义”的内在理论困境：任何形式的“反本质主义”最终都很难坚持其理论的彻底性，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走向另一种本质主义。 P80鲍提出“沉默的多数”或“边缘群体”的“文化革命策略。”资义为了确保自身的独占

何统治的合法性，往往把白人/黑人、男女、成年青年等符码加以客观化，并且常常抑后者扬前者。于是，黑人、妇女、青年人等群体成了名副其实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反抗力量所形成的“文化革命”直接针对的是符码的强加，而不再是经济压迫和剩余价值的剥削：黑人反抗的是种族符码，这种反抗目标比反抗经济剥削要远为彻底。妇女反抗的是使女性成为非标志性术语的符码。??那些处在压制的结构性障碍之下并被推到毫无意义之境地的所有社会群体都会作出类似的反抗行为。这种反叛所指向的不再是经济剥削，不再是剩余价值的巧取豪夺，而是符码的强加，此种符码强加维护了当下的社会统治策略。鲍：《生产之镜》，圣路易斯1975年，第134-135页。

类像有三个序列，分别对应于自文艺复兴以来价值规律的相继变化阶段：“仿造”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这一古典时代的主导构架；“生产”是工业时代的主导构架；仿真是当下“符码”控制时代的主导构架。第一序列的“类像”遵循自然价值规律，第二??遵循市场价值规律，第三??遵循结构价值规律。鲍：《象征交往与死亡》，伦敦1993年，第50页。 P91“现代性”意味着资义的工业化生产占据主导地位，那么“仿真”的时代实际上就是一个“后现代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符码”、“类像”、“仿真”的模式型塑着社会经验，成为社会经验的主要决定因素。 P95在鲍看来，“‘仿真’恰恰同‘表象’相对立。‘表象’来源于‘符号’与‘实在’的等同性原则（即使这种等同性是虚幻的，是一种基本的公理）。与此相反，‘仿真’则来源于等同性原则的虚幻之境，来源于对作为价值的‘符号’的彻底否定，来源于对每一种指称加以颠覆和宣判死刑的那种‘符号’。‘表象’把‘仿真’看作是虚假的‘表象’，以此试图把‘仿真’包容在自身之中，而‘仿真’则把整个表象的巨厦作为‘类像’加以包容。”鲍：《类像与仿真》，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六页。 鲍的“象四阶段说”

鲍：《类像与仿真》，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六页。

詹姆逊的解释，摹本copy和类像simulacrum根本不同：摹本就是对原作的模仿，??原作具有真正的价值，是实在，而摹本的价值只是从属性的，只是帮助人们获得真实感；而类像则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因此詹姆逊认为，“类像”的这种把现实转化为影像的特点，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晚期资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96-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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