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觉中的社会治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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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觉中的社会治理术

——浅论布迪厄社会分层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现代启示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曾深入分析了监狱中的种种治理方式与惩诫手段，无论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暴力改造，还是一种渗透性的心灵转化，这在一个特殊而具某种断裂性的社会场景中为我们展示出现代治理术的复杂转型与无形掌控。（福柯，2003[1957]）实际上，福柯的启示在《疯癫与文明》中得到了同样的更为深入的诠释，理性主义的权力延伸使其在秩序性的层面上以治理的名义将非理性的成分整合入规范化的谱系之中，因此，“愚人船”与“疯人塔”便在“排斥”的意义上实现了“纳入”，（福柯，2003[1972]）而非理性的情感、心绪等要素却也在一种“不承认”的表象之下悄然成为现有理性秩序的分有者，即在隐含的意义上“承认”了理性本身的霸权地位。由此，“共谋”的关系构成现代社会霸权运作的现实基础，在这一意义上，抽象性的程序技术及与其相伴随的价值理性在这之中构成重要的动力机制与支持系统。

吉登斯曾经归纳出现代社会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即资本主义（在竞争性劳动和产品市场情境下的资本积累）、工业主义（自然的改变：“人化环境”的发展）、军事力量（在战争工业化情境下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和监督（对信息和社会督导的控制）。①四个维度相互联系，其中监督的发展对于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为重要——这与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连，而这种监督合法性的取得其实意味着工业主义的胜利。工业主义带来了两种资源的重新分配，即“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前者主要体现为物质性资源，而后者则与权力紧密相连。②工业主义在社会中的胜利受到了“日益从政治生活中脱离出来的经济”③的强烈支持，而民族国家对于工业主义——尤其是“权威性资源”——的垄断使其在与地方势力和传统社区的权力争夺中远远居于上风，由此监督的合法性来源得到了确证。并且现代民族国家通过种种大众传媒与学校教育力图将历史压缩，服务于自身的国家构建，从而营造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④

。在这一意义上，多面的历史被剪裁成民族国家形成的单线历史，从而忽略了历史本身的“多种可能性”，将“复线历史”掩埋进演化的废墟中，余下单调的政治史与制度史成为为意识形态辩护的“学术”语言。⑤而这种抽象社会的建构根本上也离不开现代社会本身由于技术和制度以及其他的结构性因素所造成的抽象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社会，并且这种抽象化也延伸到了价值理性的领域⑥。因此，现实主义政治的国 ①②

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现代性的后果》，田禾 译，黄平 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pp.52 参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 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③

参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 译，黄平 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pp.53。之所以说工业主义受到资本主义的强烈支持，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出现，诚如马克思所言，先于工业主义的发展，而且的确为工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许多原动力。”pp.54 ④

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 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⑤

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 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姚昱、马钊 译，杨念群、罗琳 校，译文已经作者审校，载《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黄宗智 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⑥

参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 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其中“时空的抽离化机制”、“脱域”等概念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抽象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吉登斯也曾阐述“信任”和“风险”的问题，这与现代社会的抽象性之间也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有关这一抽象性本身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参见李猛：“论抽象社会”，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一期。这篇文章着重探讨现代社会程序技术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树立社会理论史中的众多社会思想家与社会学家十分雄辩地阐述了现代社会的抽象化特征与社会理论所做出的相应回应，并且，其中所着重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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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规范性治理慢慢变成一种隐而不见的“身体治理术”，渗透入生活世界的每一个细微之处，正是在这一时刻，所谓“马基雅维里的革命”才真正完成。（李猛，1999）

实际上，吉登斯在归纳出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维度之时，已明确意识到了一种现代社会抽象性的存在，对于信任和风险的探讨十分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这种抽象性一方面使得社会秩序的达成与社会治理的渗透脱离了传统性的外在控制与刻意灌输，转而采取种种隐而不现的复杂机制；另一方面，却使得主体在个人意识与自由主义的鼓动下逐渐成为结构主义的承载者，在这种两相交汇中，社会的结构性划分与统治阶层的特权地位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正当化程序——被压迫者的反抗在一种象征的意义上被弱化，其激进的行为倒成为再生产现有秩序的动力机制之一。历史性的“二律背反”所揭示的实践性生存困境在现代性的不断开显中愈演愈烈，这种涌动的大潮在平静的表面下成为激荡的暗流，冲击着现代社会合法性的基础，而对于这种趋势的揭露与批判性反思则构成社会学的重要理论追求，而法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布迪厄（P. Bourdieu）则成为这一反思性社会学的杰出代表。

英语世界早期对于布迪厄的解读主要停留于对其教育社会学的译介与分析之中而忽视了他早期于阿尔及利亚所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种种反思性思考和对象征性实践的深入剖析。（Swartz, 1997）而由于布迪厄对于教育再生产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证色彩——当然这种实证性的研究完全服务于他的理论雄心——并且在很多时候往往给人以某种结构主义决定论的色彩，因此这种片面的译介和解读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布迪厄思想的核心——这甚至于构成布迪厄进一步发表其重要学术专著的某种顾虑。（Bourdieu & Wacquant, 1998[1992]）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布迪厄的研究势必要遵循其理论内部的逻辑脉络与思考方式，摒弃传统的实体主义（substantialist）的阅读方式与知识整合模式，转而采取一种多维度、多向度、多层次的象征性阅读方法，在理论的模糊性之中来领悟社会实践本身的多元性，在关系主义（rationalist）的整体性互动和双向建构的动态体系中来理解布迪厄的社会理论构筑，因此，阅读布迪厄的方法就构成深入布迪厄思想的关键之处，而对这种方法的掌握实际上就意味着对于布迪厄思想的深入体悟。

布迪厄的关系主义揭示对于实体主义思想的超越十分清楚地表现在他对于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的二元对立的抛弃，对此，他曾有过明确的阐述——

力量关系机械学和意义关系现象学之间的或控制论之间的对立，从来没有像在阶级斗争学说中这样明显和这样明显地徒劳无果。。一方面，不折不扣的客观主义定义，如同马克思学说的经济主义侧面，在一些毫不依赖行为人的感知或行为的资产中寻找阶级的决定原则（且不说在那些将阶级等同于一些可计数的并被铭刻于现实中的边界分开的群体的定义）；另一方面，主观主义或唯名论定义——无论是对构成生活方式的象征资产尤为重视的韦伯“法定集团”（groupe de statut）说，还是旨在确定阶级是否和如何存在于行为人表象中的经验分析，还是形形色色把权力和服从行为当作支配和依附结构之原则的社会边际主义——，都像各种唯心主义哲学那样，把社会世界理解为“表象和意志”——这类似于将社会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视为一种纯粹涌现（surgissement）的政治自发论。（布迪厄，2003[1980]：217-218）

机械的社会物理学从结构出发寻找行为的动力原则与组织方式，这种倾向的产生也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特定的学术权力背景。涂尔干早期为了将社会学与哲学和心理学区分开来并将社会学赋予某种严谨的“科学”特征，将“外在于个人，并强制于个人的社会事实”（涂

治理术的问题以及国家的“理性化”过程都构成本文在这一部分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中也有出色的讨论——对于“园艺”（gardening）的思考和“启蒙”与“教育”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使得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福柯（M. Foucault）意义上的“治理术”的问题。参鲍曼（Zygmunt Bauman）：《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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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干，2004[1919]）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这一方面是学术内部脉络的逻辑发展结果，另一方面，一种知识社会学的分析也往往能够让我们看到其背后所可能存在的学科符号权力斗争以及学术符号权力格局变动与重组所带来的非学术性的影响。①虽然晚期的涂尔干转向宗教与象征体系的研究，并且在其中逐渐认识到外在性的研究视角的不足，但是对其的承继与发展却主要是围绕着结构主义的视角展开的。布朗（Radcliffe-Brown）在早期的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中秉承了涂尔干的脉络，力图于将文化制度与社会结构相互连接，并且通过仪式的研究来寻找结构在其中的显现，实际上是倾向于从“表现”这一角度来研究原始宗教仪式。

②

（Radcliffe-Brown, 1948）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区别于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视角的至关重要之处就是他并不把文化制度存在的原因追溯到人类需要之上，因此其心理还原主义色彩要淡得多，而也正是因为布朗对于社会结构的重视，在晚期的文集《社会人类学方法》之中才明确提出了一种“比较社会学”的方法与视角。在结构与文化的相互比较之中来探寻某种普遍存在的社会规律，将社会当作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来加以考量，布朗的目的实际上是力图在共时性的横向比较之中建立起一门“科学”的“比较社会学”（布朗，2002）。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比较的研究视野早在涂尔干社会类型划分的思考中就已初露端倪（涂尔干，2004[1919]），并且，这种划分与比较的思维方式中带有鲜明的结构论色彩。

而意义关系的现象学则在个人主义意识与先验论的层面上设定社会性问题的起点，这种现象学的视角不同于心理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倾向。洛克意义上的经验主义沉迷于经验本身的流动性与瞬间性，从而否定了建构任何一种稳定性与常恒性观念的可能性（洛克，1997；曾志，2001），在这一意义上讲，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交流都变得不可能，因为“共识”（consensus）的达成势必要依赖于某种共享的知识，即某种对于符号及情境定义的分享，但是经验的不确定性无法为这种交流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就此而言，“社会如何可能”就成为一个难以化解的问题，而这种极端的特殊性却为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或自我主义（egoism）——大行其道奠定了基础。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则力图于突破经验主义的可变性，通过一般现象学还原的两个步骤——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通达某种以先验逻辑为坚实基础的“纯粹意识”，以此作为“事情本身”（胡塞尔，1992[1976]）。逻辑主义的还原将外在世界与内在可变意识都悬置（suspend）起来，“放到括号之中”（胡塞尔，1992[1976]）不加探讨，专心于分析与提炼纯粹的意识本身。返身而观的内省执著于种种一般化概念的探讨，这显然与实践性的社会本身并无直接联系，观念的形成被定义为某种先验的“植入”，在这一点上，笛卡尔怀疑主义最终所导致的“自我确证”恐怕是再好不过的明证了。

布迪厄不同意以上两种学术脉络中的任何一种，并且，在现象学的先验主义倾向中发现了某种更为隐含却又至关重要的危险——这种危险直接与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再生产直接相关。对于天赋的认同与接受将社会性的植入神圣化，权力结构的再生产与统治阶层的地位巩固借助伪装的先验主义通达了一种永恒的自我循环，③布迪厄对于教育场域的研究也正是围 ①

Ritzer和Goodman在对涂尔干的理论作出述评之时，很简略地提到了涂尔干早期确立社会学独立地位时的努力以及当时的境遇，在字里行间我们可以隐隐地发现这种学术努力背后所承载的某种权力型斗争——即使这种斗争是以学术为中心的。实际上，这种学术符号权力的争夺正构成布迪厄所分析的学术场域的真实情况，只是在这一点上，Ritzer和Goodman并未沿着知识社会学的路深入进行下去——这与他们所撰写的书是教材而不是学术专著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参Ritzer & Goodman: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4th edition)（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实际上，也正是围绕这一点后世争论不断，因为有的学者认为布朗的承继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的解读，因为他在重视结构的重要意义之时只是把阐释重点放在了仪式的结构主义——在施特劳斯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分析之上，而忽视了涂尔干对于“信仰”的重视。（Ruel, 1998）由此造成了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的相对偏狭，也造成了涂尔干思想的片面解读。实际上，我们发现，对于涂尔干思想的误解层出不穷，当然，新的解读或许也只是某种“以今解古”的一厢情愿，但毕竟我们总能够在经典理论家的字里行间发现某种现代启示，而正是这一点，才是涂尔干历久常新的原因。 ③

当然，布迪厄绝不是一个绝望的悲观主义者，权力结构的再生产绝非是一个不断自我复制的过程，一种变动性的争夺与不定性的策略将每一个场域（field）变为一个动态的权力分配格局，而其内部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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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

在对于法国名牌大学的研究中，布迪厄指出：“事实上，教学机构在获取文化的方式上享有特权，其征象种种，而早熟只不过是其中的征象之一，不过，却是一个特别确定的征象。学业分类学区分出来的那些行为方式体系之所以总是反映着某些社会差异（无论差异的程度是如何微弱），这是因为在文化方面，获取知识的方法总是以某种运用知识的形式永存于已得到的知识中。个人与学校、与学校传播的文化、与学校使用和要求的语言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在他的模态（modalité）（黑体为原文所有，下同——笔者注）中，他家庭的社会地位与学业空间之间的距离，以及他在这个体系中幸存（survie）下来的一般机会，就是说，取决于他达到在客观上与他出生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某一特定的学业位置的可能性。因此，当我们通过某些意味着‘自如’和‘有天赋’的不易表达的细微之处认同人们确实认为‘有教养’的行为或话语的时候（因为从他们身上看不出努力过，或者为了获取知识而用功过的任何迹象），我们事实上参照的是一种获取知识的特别方式：人们称之为自如的东西其实就是某些人的特权，他们以一种不自觉的耳濡目染的方式，在他们的家庭环境中获取了知识，因而他们对于自己的母文化有着渊博的知识，并且能够与之保持一种亲密的联系，这意味着他们能够无意识地获取这种文化”（布迪厄，2004[1989]：35-36），因此，“习性是学业投资的根源”（Ibid.:286）在这里，布迪厄显然突破了传统上将教育机构作为民主化与平等化乌托邦承载物的理想主义观念，在一种纵向的时间结构中揭示出某种历史性的内在化“性情倾向”（disposition）的关键性作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现存的学校机构以及教育体制在本质上成为这种先在结构再生产的制度性建制。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这种先在结构的关系主义性质作出简要的阐述，借此揭示出“性情倾向”（disposition）、“惯习”（habitus）①和“资本”等概念的相关性，同时，将“象征性”的含义融于其中，由此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教育再生产机制的内部运作逻辑与动力机制及其变革可能性。 我们首先从“资本”入手。

布迪厄将对于文化再生产的研究作为其研究的核心问题——这实际上与现代社会的抽象性与复杂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治理术的文化性隐含渗透有关，因此，对于“文化资本”的探讨就成为布迪厄进行经验研究和建构社会理论的中心关涉。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身体化形态，体现在人们身心中根深蒂固的那些性情倾向中；二是客体化形态，体现在那些文化物品之中（例如书籍、词典、机器等）；三是制度化的形态，体现在那些特定的制度安排上（诸如教育的资格认定方面的规定）。（李猛，1999；高宣扬，2004）因此，在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划分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一种多层次的非实体化分析视角。学业资本的先在结构直接体现为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这种性情倾向（disposition）往往在一种内化（internalization）的意义上表征出社会客观结构与个体主观认知结构之间的相互契合，这实际上意味着外在实体化结构与内在心态结构之间的双向共时互动。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常常铭刻着家庭地位与早期教育等与社会空间性位置相关联的结构性烙印，这样一种具有时间延续性的凝缩化历史实践为现实与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奠定了基础。因此，“惯习”（habitus）往往构成历史、现实与未来三者相互交错的平台，并且这三种时间面向同时具有内在与外在的结构化与被结构化的多重含义。埃利亚斯曾经通过对于“教养”的分析来阐明“文明化进

与运作逻辑及合法化诉求均是与布迪厄“惯习”、“资本”等核心概念的解读密不可分的，对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后文中加以探讨。在这方面比较出色的中文学术世界的二手研究著作，请参见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①

Habitus又译“习性”、“习惯”、“生存心态”等。对于这个核心术语的翻译实际上成为理解布迪厄关系主义视角的关键之处，在所有的术语中，“生存心态”是较为具有说服力的一个。参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作者在自序中阐述了将“habitus”一词译为“生存状态”的缘由，着重指出取其“生存的样态”或“存在的样态”之意，布迪厄将这个拉丁文词赋予超越表面化的深层心理因素，在这一意义上，“生存心态”的译法更好地变现了布迪厄的原意。有关作者的进一步澄清，参见作者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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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个体内在羞耻底限的提高与社会的结构阶层变化之间的关系，他的理论关涉与经验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布迪厄笔下的文化资本身体化形态的鲜明例证。（埃利亚斯，1998）体现为客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以凝固的可见文化物品为其承载物，这实际上表征着对于某种文化地位的占有。社会轨迹的持续“在场”使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不仅通过种种“性情倾向”——这里的性情倾向显然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化概念，而这种系统性是由内外结构的双重意义所决定的——也通过种种外显的对于文化物品的拥有表现出来。在三种文化资本的形态中，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构成布迪厄经验分析与提炼理论的重要源泉——在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涂尔干在方法与视角上的影响①。布迪厄对于制度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对于教育的系统化分析之中，并且这种分析往往着重于对某一给定社会结构中的教育再生产机制的实证性研究——而这种揭示本身却往往被误认为是其理论的最终诉求，从而为其批判者提供了符号权力争夺的学术资本。

在一个给定的社会构成中，由于主灌输方式有助于满足统治阶级，即合法对象的利益，所以主教育工作在它实施对象的不同集团或阶级中产生的不同生产力，总是随初始教育工作为不同集团或阶级灌输的初始习性与主教育工作灌输的习性之间的距离大小而变化（即随教育或文化移入在不同集团或阶级中成为再教育的程度或成为对原有文化的脱离的程度而变化）。

一个给定的灌输方式的特点，即是一种文化专断得以内化的手段系统的特点，由它在以下二者之间的地位所决定：（1）通过不自觉地灌输在强加的实践中只以实际状态出现的原则而产生一种习性的灌输方式（暗含教学法），（2）通过按部就班地组织灌输业已提出、甚至形式化了的原则而生产习性的灌输方式（外显教学法）。（布迪厄，2002[1970]：56-57）

在这里，布迪厄显然将文化的制度化形态——即教育制度——与其身体化形态——即性情倾向——相互联系，并且在两者的差距或“合谋”中找到社会再生产以及统治权力再生产的基础。社会轨道的特殊性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空间中的位置性差异导致不同的内外性情倾向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具有着纯粹的等级化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表征着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关系。实际上，内在化或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往往在品味、语言、身体姿态等方面表现出一种至关重要的象征性，这种象征性服务于一种社会的区分化原则，并且，这种区分化原则的在教育本身的民主化与平等化的掩饰之下成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在这之中，物化的文化资本——包括服饰、歌曲、舞蹈风格等——成为这种“共谋”的“文化产品”。（Bourdieu, 1984）贯穿于三种文化资本形态中的核心之处在于一种“象征性”的运作，而文化资本占有者的种种行为在此种意义上恰构成为某种“象征性实践”，于此，我们再次看到现代社会的抽象性及其随之而来的文化的渗透性作用与行为的符号化特征，也正是从这一点，我们才逐渐洞悉布迪厄研究现代社会文化再生产机制背后所蕴含的广泛的理论视野与严密的学术承继逻辑。象征性实践的区分化原则体现出鲜明的双重性特征：一方面，这种区分化在表面上形成种种品味与行为模式与表达方式的划分；另一方面，这种表面的“区隔”则折射出其作为一种符号象征所对应的特定的心态结构与性情倾向，在这一意义上，社会结构中的阶层划分与地位 ①

涂尔干所研究的“社会事实”，其重要特征在于外在于个人并且强加于个人，由于其实践性的事实特征，因此可以使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对其进行考察。并且，对于社会事实原因以及功能的解释，正如涂尔干所言，“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中去寻找”，“应该永远到它与某一社会目的的关系之中去寻找”，“应该到社会内部的环境构成中去寻找”，而“不应该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之中去寻找”。（涂尔干，2004[1919]）在这一意义上，社会事实本身获得相对于个人的独立性，其形成外在于个人的事实体系，从而摆脱了个人心理意识的极端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在涂尔干看来，只有以此种“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才能确立社会学最为一门科学的独立地位。因此，涂尔干的分析单位始终集中于社会，对于集体意识的分析也从制度化建制——法律——入手进行阐述，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出将某种可见承载物作为研究内在意识状态之承载物与中介物的社会学方法。在这一点上，布迪厄显然受到了涂尔干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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