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始末(2)

所有这些讨论，都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关，“异化”问题更是如此。如此“怪”的名词能够进入当时人们视野，甚至上了报纸，只有在那个反思的年代才有可能。在这个外表晦涩的表达之中，实际上凝聚和释放了最大的政治能量。

对王若水来说，这是来自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小小“遗产”。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批判“苏修”人道主义时，由周扬牵头包括王若水等人奉命写一份小册子，题目叫《批判人道主义》。王若水被分派写作“异化”及“人性”这两章。结果小册子没有完成，1963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社科院”前身）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用到了“异化”这个词。

待“思想解放的春风”乍起，王若水便于1979年第一期《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发表了他六十年代对于异化问题的“旧稿《”关于“异化”的概念》，引起很大反响。1980年他应邀到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演讲，有人递来条子问“异化”是什么意思，王若水所做的解释，引起人们很大兴味，这就形成了那篇文章《谈谈异化问题》，其中为怪名词“异化”所下的定义：“本来是自己创造的东西，或者自己做的事情，但是它发展的后果，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超出了人们的控制，结果反过来支配自己，压制了自己”，基本上成了关于“异化”一词的经典定义。

当高尔泰构思写作那篇十分有影响的《异化现象近观》时，他仍然作为“带罪之身”在甘肃酒泉。这文章最初是以断断续续的笔记形式形成于1977年，1979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刊物《未定稿》。十几年非人生活的历练，使得他一上来便采取了现实政治的立场，而不是停留在学术讨论之中：“异化概念复杂的和能动的涵义，以及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处于什么环节，是国际学术界意见分歧、聚讼纷纭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探讨那一类问题，也不是要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发展，而是要用马克思曾经使用过的那个异化概念，来分析我们自己的问题。”“一种实践的人道主义不会满足于对人的权利的思辨的承认，而是要致力于变革那些使人异化的现实的历史条件。”

高尔泰文章中最为尖锐的是“权力异化”、“政治异化”以及“权力拜物教”、“政治拜物教”的表述。文中直陈：“人民作为主人委托给自己的代表的权力，反过来变成了压迫和奴役自己的异己的力量。?主人?变成了?公仆?，?公仆?变成了?主人?。”运用马克思批判中“商品拜物教”的提法，高尔泰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权力”相提并论，指出了“权力拜物教”的存在：“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在这里变成了权力拜物教。权力的世界越是增加价值，人的世界也就越是失掉价值。无数人死于非命，只当做?交学费?，就是这种情况的最一般的表现。”

在（社会主义社会）“权力异化”的条件下，人民的地位因此一落千丈：“抽象的人民成了神。而具体的人民，则被物化，成了供神的牺牲品。”不仅是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劳动者的实际的政治身份、政治地位，都是高尔泰深切关注的对象。“政治参与”当然谈不上，人民实际上被当作“虚无”，沦为实现他们个人野心的工具：“直接以国家和阶级的名义，要求和迫使人民不断为他们作出牺牲。从而把每一个人变成了他们手中可以任意剥削、操纵的工具。”

而对劳动者的贬抑是与抬高少数人的特权有关——前者越是低廉，后者越是穷奢极欲：“要求你吃大苦、耐大劳、要求你拼命的干，但是不给你足够的吃、足够的穿、足够的休息，还要你每天开会批判、斗争，深夜里不得睡眠。至于住宅拥挤、学校荒废、环境污染、家庭不得团聚之类，更是习以为常的现象。国家资金的节约，表现为劳动者人身材料的浪费，表现为一个和劳动者相异化、和劳动者绝对不相干的条件。而这同一个条件，也就是他们得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得以无限制的挥霍享受，得以不劳而获地过着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的那个条件。”身处逆境中的高尔泰，显然模仿起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晦涩的文风和句式。

比起高尔泰杂糅感性与激情的文字，王若水的表达则更加清晰，在根据演讲整理而成的那篇《谈谈异化问题》一文中，王若水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三种异化：思想上的异化、政治上的异化和经济上的异化。“思想上的异化”意味着“个人迷信，现代迷信”，当然指的是在文革中发展到极点的对待毛泽东的迷信。“政治上的异化”同样意味着“权力异化”：“是人民给了领导以权力，给这个权力干什么？是要为人民服务。但这个权力一旦给出去之后，就有这种危险：可能有一部分人把这种权力不为人民服务，而为自己服务，结果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老爷。”身为党内知识分子，王若水还在考虑“党的异化”：“本来是受压迫的党，变成了执政的党，党的地位起了变化，就可能有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危险，可能异化。”“经济上的异化”其一是指不懂经济规律结果的“唯意志论”，花了很多钱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背了一个大包袱”，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干劲越大，就越是大吃苦头；其二指今天所说的环境问题，他提到在云南毁林开荒的做法，将森林烧掉要它的荒地，这样做“破坏了生态的平衡”；建立一个化工厂没有想到它“产生了污染，倒过来危害了人”。

尾声

可以说，由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引起的讨论，思想能量迄今还没有得到正当释放，期间所表达的有关尊重人的价值维度在今天仍然是迫切需要的。在这些维度的方向上可以进一步努力，使之更加完善和完备，但是远远不能说已经丧失意义。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传统也看作是一种传统，就要走更多的弯路。

崔卫平，《炎黄春秋》 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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